一张白色的纸被吐了出来,落在打印机的出纸托盘里,纸上只有寥寥几行字,简洁端正。
她把那张纸从打印机上取下来,对着光看了看,确认没有错字和格式问题,然后工工整整地对折了一下,装进了她的帆布包里。
她转过身来,双手在自己的大腿上拍了拍——像是拍掉工位上积了一天的灰尘——然后抬起头来,用一种她已经做好了迎接新阶段的声音说:
“从后天开始——明天交辞职信,交接一天——我就是全职太太了。”“全职老板娘。”林远舟纠正了她。他的语气没有迟疑。
苏小禾愣了一下。
那一下愣神的瞬间里,她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住了,像是她刚刚听到一个她之前没有想过、但当它被说出来的时候她发现它完全正确的表述。
然后她笑了出来。
那种笑不是哼笑,不是嘴角翘一下就算了的笑——它是从腹部深处涌上来的,带着气流和振动,发出了一种她自己也控制不住音量的、完全抑制不住的笑声。
她用手捂着嘴,但笑声从指缝间漏了出来。
“对,”她说,放下手,看着他,声音里带着笑过之后残留的温暖余音,“全职老板娘。”
苏小禾辞职的消息在安普电子传开之后,同事们的反应不算太惊讶。
生产管理部的几个女同事私下里讨论了很长时间关于她那一对突然变大的乳房——她们在午饭时间围坐在食堂的角落里,声音压得不高不低,最后得出的结论五花八门,但各种猜测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她男朋友肯定很有钱,她肯定是去做了整形手术,她马上就要去享清福了。
有人羡慕,有人酸溜溜地说几句“那种胸一看就是假的早晚要出问题”,有人在背后说了几句更难听的话。
但那些话苏小禾都听不到了。
离职交接的最后一天,生产管理部的王姐拉着她的手说了好一会儿的话。
王姐的手掌厚实而温热,握着她的手的时候,拇指在她手背上轻轻拍了几下:“小苏啊,你这两年变化太大了。刚来的时候就是一个黄毛丫头,戴着那副粉色眼镜,站在门口连说话都不敢大声。现在你看看你——走出去说你是上海电视台的主持人都有人信。”
苏小禾笑着说:“王姐你太夸张了。”
“我没夸张。”王姐松开她的手,后退半步,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把她从头到脚扫了一遍,“你刚来的时候穿衣服跟中学生似的,又瘦又小,站在人群里找都找不到。现在你站那儿——就是一道风景。”
苏小禾低头看了看自己胸前那道被E罩杯的蕾丝文胸撑起来的、在浅蓝色衬衫领口处隐约可见的弧线——这道风景的代价可不小,连她自己偶尔都会在镜子前停下手里的动作看自己几秒钟。
但她没有说出口。
离职手续办得很快。
人事部的同事把几张表递给她签字,她签了,交还了工牌和门禁卡,领到了最后一笔工资——装在信封里的现金。
然后她回到自己的工位上,收拾她在那个位置上放了将近四年的东西:一只白色的马克杯,杯壁上印着一行已经磨损得几乎看不清的英文标语;一本去年年底的台历,翻到一个她再也没有机会翻过去的页面;一盆半死不活的绿萝——它在她桌角待了将近四年,她每周给它浇一次水,它靠着那点水和办公室日光灯的照射活了下来,虽然长得不好,但也从来没有死过——几支笔;和一把剪刀。
那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装了半个纸箱,轻得她自己一只手就端起来了。
她端着那个纸箱走出安普电子的大门。
铁质的电动伸缩门在她面前缓缓打开,发出低沉的嗡嗡声。
她走了出去,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回过头去看了那栋她进出了将近四年的蓝灰色厂房最后一眼。
楼顶那两面旗——一面五星红旗,一面星条旗——被从长江口灌进来的风吹得猎猎作响,在灰白色的天空中不断地翻卷着。
四年前她刚到安普电子的时候,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白色短袖衬衫,站在这个门口仰头看过这栋厂房。
她当时觉得这个厂好大,大到她这辈子可能就会像王姐一样在这栋楼里慢慢待下去,慢慢地变成另外一个人——烫着卷发、在办公室里打毛衣、用下半辈子的所有中午在食堂的同一张椅子上吃掉同一份套餐。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副身体、这样一番光景,离开这栋房子。
她冲着那栋楼挥了挥手。
不是告别——她对自己说,不是告别——是致意。
然后她转过身,端着那个纸箱,沿着保税区那条她走了几千次的柏油马路往回走去。
她的步子不快,背挺得很直,胸前的重量在步伐的颠簸中微微晃动着,但她的步伐是稳的,一步接着一步,没有任何犹豫。
全职老板娘的生活比苏小禾预想的更加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