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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002（第3页）

“在我的眼睛还能看见的时候，我想见到母亲，向她道歉。”

看到俊也抹眼泪，阿久津也忍不住了。

如果问聪一郎什么是幸福，他会怎样回答呢？阿久津想起在神户的父母，从心底里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对父母的感谢之情涌上心头，阿久津的眼睛潮湿了。自己已经三十六岁了，可还像个孩子，想起来真觉得害羞。

让孩子卷入犯罪，就会夺走孩子的未来和希望。银万事件最大的罪恶，就是把孩子的人生碾得粉碎。

阿久津看着满脸是泪的聪一郎，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他见到母亲！

5

脚踩在木制楼梯上，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

本来是听惯了的声音，这时候却使俊也产生了一种不快感，好像是决心被泼上了冷水。爬上二楼以后，他先在楼梯边站了一会儿。白炽灯橘黄色的灯光，照在走廊尽头的门板上。白炽灯像平时那样平均地分配着光亮，但在俊也眼里，明暗的差别非常之大。进入他的视野的，只有母亲住的那个房间的门。

走到薄薄的门板前，昨天听到过的聪一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我想见到母亲……”

发自内心的声音，在俊也胸中产生了复杂的反响。俊也无论如何也要见母亲一面。

昨天，俊也犹豫了半天，也没说出“我也为罪犯录过音”这句话来。当然，“西华楼”的店老板应该跟聪一郎说过了，但是，俊也没能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聪一郎的命运跟自己相差太大了。聪一郎的人生，一直没有摆脱过银万事件的阴影：被赶出家门，姐姐死去，离开母亲，在黑暗中彷徨，唯一的爱也失去了。跟聪一郎比起来，自己呢？作为独生子，自己一个人享受了父母全部的爱，长大以后有自己喜欢的工作，有幸福的家庭。

但是，这些跟曾根家的罪孽是两码事。俊也攥紧了拳头，敲了敲门板。敲门的声音硬邦邦的，似乎表达了俊也的心境。这种心境也许传达进去了吧，母亲过了一会儿才应声。

“我是俊也，可以进去吗？”

“进来吧。”

拉开门进去一看，母亲正坐在电热地毯上看小说呢。房间很小，开着空调挺暖和的。左边的壁橱前面的加湿器吐着白色的水雾。

“身体怎么样？”

“挺好的，想吃肉了。”

胃溃疡治好以后，母亲恢复了健康。但天冷以后，母亲有时也说胃疼。前几天恶心想吐，到医院检查了，现在正在等检查结果。

俊也坐在母亲对面，把拿来的录音磁带和黑皮笔记本放在面前。母亲好像早就预料到会有今天似的，把小说放在了一边。

“这四个月以来，我在干什么，您知道吗？”

母亲看着俊也的眼睛，点了一下头。

“夏天，母亲住院的时候，让我把以前的影集找出来，我就在那个放电话的台子下边的抽屉里找了一下。”俊也指了指壁橱对面、电视机旁边的台子，“这盘录音磁带和这个笔记本跟父亲的遗物放在一起，我发现这些东西跟银万事件有关，就去找堀田先生商量。现在，几乎所有的谜底都揭开了，只剩下咱们曾根家的问题了。”

俊也把伯父的来信放在笔记本上：“《大日新闻》的记者去英国见到了伯父，后来伯父给我寄来了这封信。”

母亲把身子坐端正，用清晰的声音说道：

“这盘录音磁带，是我录的。”

母亲真由美，1956年生于大阪。她的父亲是铁路上的一个小职员，母亲是家庭主妇。真由美短期大学毕业，在百货商店工作了两年以后，跟曾根光雄结婚。结婚第二年，也就是二十三岁那年生了俊也。此后，她一直协助丈夫经营西装定制店，养育孩子……

但是，俊也所知道的母亲，只限于她的简历。真由美在成为母亲之前的前半生的经历，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真由美的父母性格都很温和。她的父亲从来没有大声斥责过别人。在那个时代，那样的父亲是很少见的。但是，真由美认为父亲的温和是软弱，很看不起对社会没有任何诉求的父亲。父母对这个性格火辣的独生女也感到很棘手。

真由美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日本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真由美喜欢置身于火热的学生运动中，一个人跑遍了关西地区搞学生运动的大学。有一次在京都的一个大学，正赶上两派学生互相投掷石块，真由美头部被石块击中，流了不少血。

上高中和短期大学的时候，真由美也喜欢参加集会斗争、示威游行，但并没有什么深刻的思想。高喊着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学校里学的却是英美文学专业。美国作家海明威、卡波特，都是她喜欢的作家。这可以说是真由美柔软性的一面吧。

使真由美的人生发生重大转变的，是短期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发生的一个事件。人生的黑暗，一般都是日常生活的延长线。一天，真由美的父亲捡到一个挎包，就把挎包交到了派出所，派出所的警察打开挎包一看，里面有很多钞票。当天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父亲说起了这件事，还开玩笑说：“要是找不到失主，咱家就成大款了[2]。”

后来，失主找到了。但失主说，包里的钱少了很多。父亲被叫到警察署，经过两次审问就被逮捕了。父亲一直主张自己没拿包里的钱，没想到警方拿出来一个所谓的状况证据：指称父亲在把包交给警察以后，买了很多赛马彩票。买赛马彩票是父亲唯一的兴趣，但是父亲否认自己买了那么多赛马彩票：“我发誓，我绝对不会把那么多钱拿去赌博。”

但是，在没有物证的情况下，父亲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缓期执行一年。不用说，工作丢了，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家也从铁路职工宿舍搬到了比较便宜的公寓里。一天，一个报社记者来到真由美家，告诉他们说，在派出所接收父亲交的挎包的那个警察被开除了。记者认为，一定是那个警察在这件事上做了手脚。

这是恢复名誉的最后一点希望。但是，不知为什么，记者写的记事没能见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