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记者到真由美家来道歉:“对不起,我没敢写。”说完深深地鞠了一个躬。
一个月以后,父亲上吊自杀了,连遗书都没有留下。
母女俩默默度日,没想到真由美工作的百货商店知道了父亲自杀的事,私下里议论纷纷,真由美在那里待不下去了。就在这时,有人给真由美介绍了一个对象,就是俊也的父亲光雄。最吸引真由美的就是光雄有手艺,手艺人永远都不会没有饭吃的。她不想找一个像自己父亲那样没有手艺的小职员。
恋爱期间,当光雄把真由美介绍给他的哥哥达雄的时候,真由美诅咒起自己的人生来。原来,她早就认识达雄。在狭山斗争和三里塚斗争集会的时候他们就认识了,可以说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对于光雄来说,哥哥达雄跟自己走的不是一条路。如果知道了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哥哥原来是一丘之貉,肯定会感到幻灭的。而对于真由美来说,就要到手的幸福就会从手边滑落。幸亏达雄反应快,装作第一次见到真由美,后来也没提到过真由美的过去,客观上促成了真由美和光雄的婚姻。
俊也所知道的“曾根西装定制”,也从此诞生。
“也就是说,伯父对您有恩?”
听完母亲长长的独白以后,俊也推测母亲与伯父这种奇妙的关系,跟录音磁带有关。
“不是有没有恩的问题。怎么说呢,用一个不太恰当的词来解释一下吧……当时有一种感觉,那就是‘精神振奋’。”
听了母亲的话,俊也吃了一惊。“精神振奋”,这句话跟伯父在约克城对阿久津说过的话是一样的。当生岛请伯父制订犯罪计划的时候,伯父的心情就是“精神振奋”。伯父和母亲联合起来也许是必然的。
1984年11月,最后一个事件——希望食品事件发生之前,达雄瞒着光雄找到真由美,请她帮忙录一盘录音磁带。
“您听到伯父就是‘黑魔天狗’的成员,精神上没觉得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吗?”
“当然是吓了一跳啊。不过,听了达雄写给警察的挑战书,我觉得特别解气,马上决定帮他这个忙。”
“伯父可是散布混入了氰化钠的点心的罪犯啊。”
“那种事我不能干。可是,我无法原谅警察,我要报仇。现在我都这个岁数了,想起你外公就难过。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警察。”母亲皱起眉头,把右手放在了胸口上,“而且我跟达雄早就认识,他请我帮忙,我觉得是命运的安排。”
“可是,用自己孩子的声音去犯罪,您不觉得……”
“现在想想的确不应该。可是,当时我才二十八岁,而且我认为那是我报复警察的最后一个机会了。”
二十八岁,是啊,比现在的自己还小八岁呢。作为儿子,总觉得母亲一直就是大人,从来没有年轻过,其实那只不过是一种错觉。
“您没有后悔过吗?”
母亲今天说得太多了,显得很疲劳,沉默了一会儿才说:
“没有,因为我不能原谅警察。”
俊也想起伯父在给他的信里写着这样一句话:“关于录音磁带的事,去问你的母亲吧。”看到这句话时,俊也一阵头晕目眩。他做梦也没想到过母亲会参与银万事件,虽然只参与了一点,也让他感到愤怒。
银万事件会使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乃至整个社会都被卷入其中,当时母亲想到过吗?一听到“警察”这个词就失去了思考能力,向没有任何过错的人们发泄自己仇恨的行为,绝对不是正义的行为。
录音磁带和黑色真皮笔记本,是达雄离开日本的时候放在母亲这里的。阿久津认为笔迹不太一样的第一页上的“TheG。M。Case”这个标题,是母亲写上去的。
“一想到可以把日本的警察耍弄得团团转,我就特别兴奋。”
“您觉得解气了吗?”
“开始觉得很解气,不过,解气的心情持续时间并不长。”
跟伯父一样,母亲也是什么都没得到。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把录音磁带和笔记本处理掉,或者说,没能处理掉呢?俊也向母亲提出了这个问题。
母亲没有正面回答俊也的问题,只说了一句“对不起”。
存放录音磁带和笔记本的抽屉里,也存放着母亲的怨恨和悔恨吧。母亲没有把录音磁带和笔记本扔掉,是因为一直在“沉默”与“终结”之间摇摆。于是,当她对自己的健康状态感到不安的时候,就把处理这件事的权力交给了儿子。
“这三十年来,您跟谁都没说过这件事吗?就算没说过,父亲也一点都没察觉吗?”俊也用同情的口气问道。
“你父亲这个人啊,除了西装什么都不知道。”母亲垂下眼皮笑了,“不过,堀田先生也许觉得有点不对劲。”
俊也听到堀田的名字,不由得吃了一惊:“为什么堀田先生……”
“那天……趁你父亲去弹子房的机会,达雄把这个笔记本和录音磁带送到店里来了。因为得在家带你,不能离家太远,我几乎天天在家。达雄走的时候,我怕被邻居看到,也没把他送到门外去。不过,透过店里橱窗的玻璃,我看见堀田先生盯着达雄远去的背影,盯了很长时间呢。”
“堀田先生认出是伯父了吗?”
“不知道。不过,肯定看到了达雄的背影。随后,堀田先生来到了店里,见你父亲不在,马上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