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等信是习惯——该来的时候就会来,像日出日落,准时而平静。现在等信是煎熬——因为他的回信里说了"我愿意",她收到之后会怎么回?是再写一封长信?还是只回两个字——"好的"?或者什么都不回,等到八月二十号见面的时候,亲口跟他说?
他想了太多可能,每一个可能都让他辗转反侧。
宿舍的夜晚变得格外漫长。他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偶尔传来的蝉鸣——深夜的蝉鸣是孤独的,一声两声,像一个人在空旷的原野上喊话,喊完了等回音,等来的只有风。他翻身的时候床板嘎吱响,赵红军在对面床上含糊地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睡过去了。林家伟的呼噜声依旧稳如磐石,这人的梦里大概没有蝉,也没有信,只有一个永远吃不完的冰棍。
十天过去了,他没有收到她的信。
他以为丢了,去收发室问了三遍,收发室的大爷被他问烦了,说小林你到底在等谁的信啊,我帮你留意着。他是玉陵市的,姓沈。大爷翻了翻登记本,说没有。
二十天过去了,还是没有。
他开始慌了——不是因为怀疑她,而是因为一种更深的焦灼:她说"我要见你",他说"我愿意",然后两个人同时沉默了,像两声蝉鸣之间的间隙,静得让人心慌。
他反复读她的最后一封信,想从中找出某种暗示——她是不是说了什么他没有注意到的话?他把那封信读了十遍,最后在"不急"两个字上停住了。
"不急。"
她说不急。不是"不用急",是"不急"——两个字,干脆利落,像她知道自己说的话已经够了,不需要再追加什么。他该回答的已经回答了——"我愿意"。她收到了,知道了,就够了。剩下的,等见面再说。
那个间隙不是空的——它在积蓄。
就像蝉在土里的那七年,表面上看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地底下,有一只小小的虫子在一点一点地长大,一点一点地积攒力气,等的就是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他也在等。
但等的方式变了——他不再只是被动地等信,而是主动地做准备。什么准备?见面的准备。
他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以前他不在乎穿什么,每天换洗的衣服就是那几件,蓝灰灰的,像从染缸里捞出来的。现在他开始琢磨要不要买一件新衬衫,白色还是浅蓝色,领口要不要熨一下。他去校门口的百货商店看了一圈,最便宜的白色衬衫三块八毛钱,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零钱,算了算,咬咬牙买了一件。
他还开始练习说话——不是练习说什么,而是练习怎么面对面地说话。写信的时候他有的是时间斟酌,写一句想半天,不满意可以重来;但见面不一样,见面是实时的,说出去了就收不回来,他怕自己嘴笨,怕在她面前说不出话来,怕两个人面对面坐着却像两根木头。
他甚至在宿舍里对着镜子练了一次——趁没人的时候,站在衣柜的穿衣镜前,假装沈梦溪就站在他对面,然后说:"梦溪,好久不见。"说了三遍,第一遍声音小得像蚊子,第二遍声音大了但表情僵硬,第三遍终于像正常人了——但也只是"像",真到了她面前会怎样,他不敢保证。
他还做了一件事——他去图书馆查了去海边的火车时刻表。从省城到青岛,每天一班,晚上八点发车,第二天早上六点到,硬座十二块八毛。他把时刻表抄在了笔记本上,又算了一笔账:来回车费二十五块六,加上在青岛的吃住,最少得五十块。他现在的助学金每月十九块五,加上偶尔给校报写稿的稿费,一个月能攒五到八块。从现在到明年夏天毕业,还有十二个月,每个月攒八块,九十六块——够了。
他把这笔账写在笔记本上,旁边画了一条线,线的两端分别写了两个地名——"省城"和"青岛"。线的中间画了一个小小的箭头,箭头朝东,朝着海的方向。
这是他的路线图——从省城到青岛,从现在到明年夏天,从他到她再到海边。
一条线,两个地名,一段还没有开始但已经在他心里走了一百遍的路。
八
七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林启明在操场上跑步。
他最近养成了跑步的习惯——每天傍晚绕操场跑十圈,四千米。不是为了锻炼身体,是为了消耗掉那股无处安放的焦灼。等待是一种体力活——不是脑力的那种累,是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坐立不安的那种累,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动物,来回踱步也静不下来。
操场上的塑胶跑道——不对,那个年代还没有塑胶跑道,是煤渣跑道,黑色的细碎煤渣铺成的,踩上去沙沙作响,跑快了扬起一层灰,落在裤腿上,像一层薄薄的黑霜。他跑了七圈,腿开始发沉,呼吸也粗了,夏天的空气又热又黏,吸进去像吞了一团棉花,堵在胸口吐不出来。
跑到第八圈的时候,他忽然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
"林启明!"
他放慢脚步,循声望去——操场边的看台上坐着一个人,手里举着一张卡片,朝他晃了晃。
是林家伟。
"你的信——收发室让我带给你的——"
林启明走过去,接过那张卡片——不是信封,是一张明信片。
明信片上印的是玉陵公园的荷花池——他认得那个地方,去年秋天沈梦溪拍那张照片就是在那个公园里。荷花池里的荷叶碧绿如洗,几朵粉白的荷花从叶缝间探出头来,花瓣上凝着几颗水珠,在阳光下亮晶晶的,像碎钻。
明信片的背面只写了几行字——
启明:
收到你的信了。"我愿意"三个字,我读了十遍。
不回长信了。想说的话攒着,见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