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坐在书桌前,摊开信纸,提起笔来——手在抖。
不是紧张的抖,是太想写好反而写不出来的抖。他在脑子里打了一百遍草稿,每一遍都不同,每一遍都觉得不够好——不够配得上她那封信。她写了蝉,写了七年等七天,写了"我要见你",写了"看海"——每一个字都是下了决心的,不是随便说说的。他不能回一封轻飘飘的信,像以前那样"梦溪如晤"开头、"启明"落款,中间说些温吞的话,四平八稳,滴水不漏。
他得下决心。
但他不知道怎么下。他的手悬在纸面上方,笔尖距离信纸不到一寸,但那一寸像一道沟,他跨不过去。脑子里有太多话想说了,多到互相打架,谁也争不过谁,挤在笔尖上,一个也出不来。
他想了很久——久到宿舍里其他人都睡了,久到窗外的蝉鸣也歇了,只剩下远处操场上路灯的嗡嗡声,像一只巨大的蚊子在耳边盘旋。他看了看手表,凌晨一点。
他放下笔,站起来,在宿舍里来回走了几步。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在地上画了一道白线,像一条窄窄的路。他踩着那道白线走了一个来回,忽然停住了——他想起了沈梦溪在信里写的最后一句话。
"蝉在土里等了七年,我们才等了两年半。"
两年半。他等了两年半,她等了两年半。他们用两年半的时间写信,用五十二封信堆了一座桥,但那座桥还没有走通——因为桥的两端各站着一个人,谁也不敢先迈步。
现在她先迈了。她写了这封信,说了"我要见你",说了"看海"——她把脚踩上了桥面,朝他走了一步。
他不能再站在原地了。
他坐回桌前,重新提起笔。这次他没有犹豫——他不再想该写什么,而是让笔自己走,像让水自己流,流到哪儿算哪儿,只要不停下来就行。
梦溪:
我愿意。
就这两个字,我先写在这里。后面的话可以慢慢说,但这两个字不能慢——它必须在信的最前面,你打开信第一眼就看见,不用翻到最后一页才知道答案。
我愿意去看海。跟你一起。明年夏天。
你问我毕业后打算去哪里。我以前没有答案,但现在有了——我的方向就是你。这不是说我要去你所在的城市(如果能去,我当然想去),而是说——不管我分到哪里,我的方向都是朝你走的。你在玉陵,我就朝玉陵走;你来了省城,我就朝省城走;你如果有一天去了更远的地方——去了海边——我就朝海边走。
你说我们的信越来越难写了,我也有同感。但我想了很久,觉得问题不是信写不动了,而是信写到现在这个阶段,需要一种新的东西来推动它——就像一条河,流到平缓的地方就慢了,需要一道坎、一个落差,才能重新快起来。你的这封信就是那道坎——它让我从"写信的状态"里跳了出来,看见了信以外的东西。
信以外有什么?有你。有我。有一个我们还没有去过的海边。有一列从省城开往海边的火车,硬座,十几个钟头,面包和水壶。有天亮时突然出现在窗外的蓝色——不是天空的蓝,是海水的蓝,那种蓝我们在内陆从来没有见过,想象也想象不出来,必须亲眼看见才知道。
我要亲眼看见。
跟你一起。
你写了蝉。你说蝉在土里等了七年,只唱七天。我读了三遍,第三遍的时候想明白了一件事——蝉的七年不是浪费,那七年在土里吸食树根的汁液,一点一点地积攒力气,等的就是破土而出的那一刻。如果没有那七年,蝉就没有力气爬上树干,没有力气脱去旧壳,没有力气展开翅膀,更没有力气唱出那一声。
我们的两年半也是这样。这两年半的通信,不是重复,不是习惯,是在积攒——积攒见面的力气。等到见面的那一天,我们把两年半的沉默一口气吐出来,像蝉鸣一样——不是聒噪,是宣告:我们来了,我们在这里,我们在一起。
梦溪,你说你要来省城培训。八月二十号。还有四十五天。
四十五天。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盼着一个日子的到来。以前盼的是收信的日子——每十天一次,像钟表的齿轮,准时但机械。现在盼的是见面的日子——那不是齿轮,是一扇门。门的那边是你。
我在门这边等着。
启明
七月五日凌晨
他把信写完,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改了两个字——把"我的方向就是你"后面的括号里,"虽然如果能去"改成了"如果能去"。去掉了"虽然"两个字——因为"虽然"暗示着犹豫,他不想犹豫。
他把信折好装进信封,写上地址,封了口。明天一早就去寄。
然后他做了一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他拿出了那张剪报,沈梦溪发表的散文《蝉》,小心翼翼地夹进了他枕边的那本《飞鸟集》里。
夹在第三十六首那一页——那首关于瀑布和自由的诗。
那一页已经夹了两样东西:沈梦溪的照片,和去年冬天他写给自己的那颗小星星。现在又多了一样——《蝉》。
三样东西,三重约定,像三颗钉子,把这本书钉在了他的生命里。不管以后走到哪里,只要这本书在,那些约定就在——瀑布的歌声、星星的微光、蝉的鸣叫,三样东西加在一起,就是他的方向。
七
信寄出去之后的等待,跟以前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