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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话时，全没了方才的懒散，眼里还流出一丝杀气。这神态令杜湘东心里一惊，接着就见大虾米般的警察退后两步，道袍似的浴衣底下伸出一条白腿，一脚踹脱了门锁。大门打开的那一瞬间，杜湘东还在预估着里面的景象，他以为那会是一幅由大块厚实的肉罗列叠加而成的抽象画，五个六个八个十个**的女人正在跳舞、蠕动和打滚儿。为什么想象得这样真切？大约是刚才那部录像还在影响着他的潜意识。然而豁然开朗之后，场面却是如此安静、雅致、悠闲：一间大得像个会议室的包间，装修得古香古色，还焚着一炉幽幽的檀香；居中的硬木条案上摆着一套工夫茶具，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正给一个秃顶男人斟茶。

看见杜湘东他们进来，屋里的两个男人并不惊慌。秃顶男人把屁股往边上挪了挪，两手在胸前一抱，抬头看天，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戴眼镜的男人低喝了一声：“人呢？”

人就从大门里侧的一扇小门里拥了出来，五六条汉子，都穿着清一色的黑西服。凭着听声辨位的本能，杜湘东拧了下身子，让朝他来的那条汉子扑了个空，然后是一系列更加本能的技术运用：脚下使绊儿将其放倒，凌空扣住对方手腕，顺势一掰一扭，猪腿般粗壮的胳膊就脱了臼。这种人身上都是带着凶器的吧，往腰间一摸，果然搜出一柄匕首——他反手握住，却不顾及身边的其他人，几步冲过包间，一个腾跃跨过条案，一把按住戴眼镜的男人的肩膀，刀尖顶在他脖颈的大动脉上。

一气呵成，只用了不到五秒钟。此时的形势就变成了：一条汉子趴在地板上疼得直抽搐，围拢在门口的另几条汉子投鼠忌器地望着杜湘东，动也不敢再动。痛快，说不出的痛快。多年过去，他依然是一身本事一身胆量，只可惜实战的机会来得太晚。杜湘东几乎想要照搬警匪片里的那句台词了：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但话却轮不着他说。大虾米般的警察吼出一句更加俗套的台词：“都他妈别动，警察。”说完像周润发整理风衣一样抖了抖肉隐肉现的浴衣，过去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伸手揽住戴眼镜的男人的肩膀。后者长得斯斯文文的，看起来像个中学教师，身处刀锋之下却连眼都不眨，还从桌上抽了几张餐巾纸，仔细把溅出来的茶水擦干净了。可见类似的场面，人家司空见惯。当然，茶是没必要再喝了，他僵着脖子，朝秃顶男人拱了拱手：“王局，对不住，咱们改天再谈。”

秃顶男人不动，征询地望向大虾米般的警察：“真是警察？我什么也没干，就喝了口茶。”

大虾米般的警察说：“您茶都没喝。我们不是找您的，也没看见您。”

秃顶男人这才起身，对戴眼镜的男人撇下一句：“再有这种事，我可不敢跟你谈了。”

说完不看人，迈着方步往外就走。这又是哪个级别哪个机关的领导呢？杜湘东却明白，还是别管那么多的好。他来，是为了许文革，没必要再生枝节。而秃顶男人留下的话却让戴眼镜的男人脸上挂不住了，他相当有气魄地拍了下大腿，对大虾米般的警察说：“你们是市局的还是省厅的？别管是哪儿的，我都认识……”

大虾米般的警察打断他：“不是我找你。这位是北京的。”

戴眼镜的男人这才看向杜湘东，“唔”了一声，挥了挥手，让黑西服汉子们退出去，把地上的那个也拖了出去，然后用两根手指敲敲刀背：“有事说事吧。”

杜湘东便放下刀，和大虾米般的警察一左一右夹着这人，先问清镇上的煤矿确实是他开的，然后表示他们只是想到矿上寻个人。戴眼镜的男人问找什么人，杜湘东略微迟疑，和大虾米般的警察交换了一下眼神，说出了“刘春粟”三个字。

戴眼镜的男人一愣：“他们家人把事情捅到北京了？还有完没完？我不是给钱了吗？”

说得杜湘东也一愣：“你知道有个刘春粟？”

戴眼镜的男人说：“当然知道，这人死了。不死我哪里记得他。”

杜湘东又一哆嗦：“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戴眼镜的男人说：“两个月以前。塌方了，压在井下了。”

然后这人的表情反而坦然了，轻松了。他站起来，舒活了一下筋骨，接着侧过身去，从沙发背后拿出一只皮包来，又从里面掏出两捆钱，敦敦实实地摔在桌面上。刚从银行取出来的新钱，纸条还封着呢，每捆一万。

杜湘东问：“你要干吗？”

戴眼镜的男人歪头想了想，又扔了一捆，然后说：“北京同志，还有这位警察大哥，这是个私密地方，咱们也把话说敞亮了吧。你们领了什么人的指示来找刘春粟，找刘春粟又是为了干什么，我一概不知，也不想多问。不过有人盯着我，想‘坏’我的生意，这我是清楚的。人命关天，我也不敢和警察胡说八道，那个刘春粟确实死了，当初我看过尸体，还亲自和他家里人签了赔偿协议。从法律上说，这桩事情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也希望别的事情能在你们这里结束。这些钱是小意思，等到北京同志离开大同，我还可以如数再给你们一份。生意人讲究的是和气生财，但你们也不要以为我怕事。要是真撕破脸，不只你们，恐怕你们上面的人也麻烦。谁要让我头疼，我也会让他头疼。”

说完不再看人，摘了眼镜往沙发上一靠，仿佛闭目养神。剩下两个警察看着三捆钱发了会儿呆，又隔着戴眼镜的男人对视一眼。说起来都是奔着刘春粟来的，但对于杜湘东和煤矿老板，这个名字所代表的是不同的故事。屋里静默片刻，大虾米般的警察又把目光从杜湘东的脸上挪开，重新滑向了桌面，在那三捆钱上蜻蜓点水般地跳了几跳。

随后，三尊人像都活动起来。杜湘东和大虾米般的警察身上劲道一松，分别靠向了椅背，还一左一右地跷起了二郎腿。戴眼镜的男人反而坐直了，两手撑在膝盖上，往左看看，又往右看看。他的脸上浮出了笑，大概认为已经给了两位警察充分考虑的时间，接下来就可以进入谈生意的氛围了。他不紧不慢地拎起茶壶，给二人倒茶，同时问：“怎么样？”

大虾米般的警察先开口：“要不是北京同志在，我这警察不干了也得废了你。”

话音不大，杀气毕露。戴眼镜的男人一哆嗦，茶水又溅了一桌子。他刚撑起来的气势转瞬被打了下去，扭脸去寻杜湘东。

杜湘东的回答却温和得多：“你的意思我理解。”

戴眼镜的男人赶紧说：“理解万岁。”

杜湘东却又说：“不过也请给我们行个方便，毕竟要对上面交代。”

戴眼镜的男人唯唯应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然后，他探身将钱摞成一块方砖，往出送也不是，往回拿也不是。杜湘东突然意识到，自己活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么多的现钱。他还在心里做了个简单的换算：此时他的工资奖金加在一起，每月不到八百，这还是上面提出“从优待警”之后的收入，那么这三捆钱就相当于他干三年的，而且后面还有三捆。自己的六年，也就是人家的甩手之间。感慨完，杜湘东便把手放在钱上，慢慢往戴眼镜的男人身前推了推：“我们也得对自己有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