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起那个文件夹,顺着她指的地方看去,一边看一边点头。
两个人在那间昏暗的客厅里,就着头顶那盏瓦数不够高的旧吊灯,一条一条地讨论着证据链、诉讼策略和时间节点。
窗外的小区里传来收废品的吆喝声和小孩追逐打闹的尖叫声,但这些声音都像是被一层看不见的膜隔在了外面。
讨论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结束时已经接近中午,方若琳站起来送他走到门口。在她帮他开门的时候,戴秋文忽然想起一件事。
“对了,你说那份协议是在做钟点工时偶然碰到的——你还在做钟点工吗?”
方若琳扶着门框,侧头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里没有羞耻,没有难堪,只有一种淡淡的、不卑不亢的坦然。
“今天下午还有一家。雇主是个开餐厅的老板,家里养了三只猫,每次我去做保洁都要额外加五十块铲猫砂的钱。”她说到这里忽然笑了一下——不是刚才那种锋利的、带着野心的笑,而是一种更日常的、更柔软的、和她在照片里穿着旗袍站在花园中时如出一辙的笑,“怎么,戴总觉得,你的‘情人’不适合去给别人铲猫砂?”
戴秋文摇了摇头。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银行App,操作了几步,然后让她开AirDrop。
方若琳拿起自己的手机——一部屏幕边角已经摔出裂纹的老款iPhone,打开AirDrop。
几秒后,一条转账通知弹出来。
方若琳低头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数字。她的表情没有变化,但她扶在门框上的手指微微收紧了,指节在木制门框上轻轻刮了一下。
“二十万。不是包养费。”戴秋文把手机收回裤兜里,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是你这个月的律师费预付款。算你借我的,等你拿回股权之后还我,按LPR利率算利息。”
方若琳看着他的眼睛,沉默了大概两秒。然后她把手机屏幕按灭,放进衬衫口袋里。
“你知道吗,秋文,”她在合上门的最后一刻,从门缝里看着他,那双深褐色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正在安静地燃烧,“你比你父亲更像一个真正的男人。我说的不是你那个在孤儿院门口把你扔掉的生父——我说的是任何一个我见过的、活着的、自称为男人的生物。”
门合上了。
老式防盗门的锁舌咔嗒一声落定,声音比戴秋文家那扇德国进口的静音门锁粗糙得多,但那个声音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了一下,听起来竟然有一种奇异的、沉甸甸的质感——像是某种东西被正式锁定了,无法回头了。
戴秋文站在门外,盯着那扇贴了褪色福字的防盗门看了几秒。
然后他转身,踩着水泥楼梯往下走。
走到二楼拐角处,他停下脚步,从兜里掏出手机,打开相册,翻到那个加密文件夹里的七张定位截图。
他的拇指在屏幕上方悬了几秒,然后一张一张地把它们全部删除了。
删完之后他把手机揣回兜里,继续往下走。
走出楼道口的时候,正午的阳光直直地砸在他脸上,他眯了眯眼。
小区门口的水果摊正在用喇叭循环播放“海南香蕉三块钱一斤”,几个老太太坐在树荫下摇着蒲扇聊天,一辆收废品的三轮车叮叮当当地从他身边驶过。
他站在这个和他平时生活的世界格格不入的老旧小区里,深吸了一口带着水果甜香和旧墙皮味道的空气。
然后他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嘟了五声,对面接了。
“律师,是我。那份遗嘱比对文件,需要补充一份证据——方女士手里有一份她先生生前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对,原件在公证处有备份。你安排人去调档,加急。费用我出。”
他挂了电话,又拨了另一个号码。对面秒接。
“喂,妈。你醒了?厨房里有粥,冰箱里有小菜。嗯,我在外面办事。中午回去。你别等我吃饭——不,没有。不是去她那里。”他停顿了一下,声音放软了一度,“真的不是。我去见了律师,处理公司的股权问题。很快就回来。你先吃饭,别饿着。”
他挂了电话,站在老小区的铁栅栏门口,抬起头看了看天空。
海城的天空在今天格外蓝,几朵白云被风吹成了极细极长的丝状,像是谁在天上写了几个潦草的、只有他自己能看懂的字。
他的手机又震了。
是公司微信群里发的消息——法务部发来了一份刚拟好的合同,关于和那家生物医药公司合作的蛋白质折叠预测项目,需要他审批。
他站在水果摊旁边,一只手挡着屏幕上的反光,另一只手快速地浏览了一遍合同条款,在群里回了一条:“第三条知识产权归属条款需要修改,我方模型的输出结果所有权必须归我方。改完再发我。”
发完这条消息,他把手机揣回兜里,沿着来时的路往小区外面走。
路过门卫室的时候,那个听评书的老头抬头看了他一眼,这次多看了两秒,大概是觉得这个穿白衬衫的年轻人和这个小区的画风不太搭。
戴秋文朝他点了点头,老头也点了点头,然后继续低头调他的收音机。
走出小区大门的时候,戴秋文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方若琳刚才说她在牛津读博士的时候第一次读到《李尔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