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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广东和议与三元里抗争（第2页）

沙角、大角失陷之后，琦善更加束手无策，既不敢与义律毅然决裂，又不整顿军备。广东巡抚怡良、广州将军阿精阿要求停止与英交涉，全力投入攻剿；当时已被革职、正在广州听候查询的林则徐、邓廷桢得悉沙角、大角失守，感到“难再坐视”，“此后当无议和之理”，请琦善分派剿办差使，琦善竟答以“无话商量”。林则徐更怒斥琦善：“懈军心，颓志气，壮贼胆，蔑国威。此次大败，皆伊所卖。”当时在虎门镇守镇远炮台的关天培、镇守威远炮台的李润堂等人，派人向琦善请求援兵，亦遭拒绝，致二人在前方“相向而泣……坐以待毙”。

1841年1月8日，即在英军攻陷沙角、大角后的第二天，义律再次向琦善提出了占据沙角、开放口岸、不许对英军作备战行动的要求，否则将“打平炮台”，赴省与琦善面商。琦善慑于英军武力讹诈，即于11日复照义律，表示将代为向朝廷奏恳“予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但不能给予沙角。接着，他即于13日上奏道光帝，汇报沙角、大角之战情形，极力渲染英军战力之强、火器之猛及清军之劣势，声称目前已处两难之境，而粤东外洋孤悬岛屿甚多，“此时即仍不准其给地寄居，其桀骜之情已露，势必内图进攻，外图侵占。而此间之水师拒守尚不能力敌，若欲其外洋占得之后，再图克复，实奴才所不敢轻言。与其被该夷用强占夺，似不若示我皇上宽大之恩，俾知钦感。”他请求道光帝允准“给地寄寓”。同日，他又照会义律，表示愿代为向朝廷吁恳，同时要求英军归还定海。1月14日，义律复致琦善照会，又得寸进尺，要求所给寄寓之所“让给英国主治”，意在永久割占中国领土。同时他又向琦善表示，即将定海归还。琦善见义律同意从定海撤军，喜出望外，即向义律表示，英方可在尖沙嘴和香港之间择一处“寄寓泊船”，并应允从道光二十一年开始恢复中英贸易。

琦善同意英人在尖沙嘴与香港之间择一处“寄寓”，正中义律下怀。虽然在此之前，义律曾提出要求占据沙角，但只不过是以此为要挟。这一点琦善也看得明白。义律真正看中的是香港岛。

香港岛位于珠江口以东、九龙尖沙嘴之南，时属广东新安县九龙司所辖。岛东西约16。8公里，南北约8公里，面积约80平方公里，自然条件优越。自18世纪以来，外洋船只来华，此为必经之地。英国方面早有图占香港之心。1816年阿美士德使华时，即曾对这里进行过考察，认定此地是无与伦比的良港。1834年，英国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也建议英国政府以武力占据香港。当时大小鸦片走私船只，也多在此处停靠。1837年邓廷桢在广东严行禁烟后，此地更成为鸦片走私船的聚泊之所。1839年义律与英商被逐出澳门后，便驶往香港，伺机而动。按照英国外相巴麦尊的授意，英国远征舰队来华作战的既定方针是占据中国沿海一处或数处合适岛屿，作为英军侵华的军事据点。英国殖民当局本想长期占据舟山岛，英军攻占定海后，即设官统治。但在定海人民的英勇抗击下，英军很快陷入困境。这使英方意识到，如果赖在定海不走，必将陷入长期的困窘之中，无法实施有效的殖民统治，又将遭到当地中国人民无休止的抗击。

所以，当琦善向义律表示允在尖沙嘴至香港之间择一处寓居时，义律亦感喜出望外。同时他见琦善对其所提的寓居之地“让给英国主治”的条件不置一词，便单方面地认定琦善已同意割让地方。他随即照会琦善，表示即按琦善的照会办理，答应将定海、沙角、大角等处交还，同时着手接收香港。1月18日，琦善在向义律表示同意后，即向道光帝上奏，请求批准“俟伊里布奏报收回定海后，俯准该夷自道光二十一年起，仍前来粤通商，并仿照西洋夷人在澳门寄居之例，准其就粤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两日之后，1月20日，义律即在澳门以《给英国女王陛下臣民的通知》为名，擅自公布了由其一手捏造的、未经双方签字，同时更未经两国政府批准的所谓《穿鼻草约》:

在钦差大臣和全权大臣本人之间达成了初步协议，其中包含如下的几项条件：

一、把香港岛和港口割让给英国。因在该处进行贸易而应付给帝国的所有捐税，都应当像在黄埔进行贸易一样支付；

二、赔偿英国政府六百万元，立即付给一百万元。余款每年平均摊付，至1846年付清；

三、两国之间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官方的直接交往；

四、在中国新年元旦后十天内开放广州口岸的贸易。该贸易将在黄埔进行，直到在那块新殖民地做出切实可行的进一步安排为止。

义律在这个“通知”中，玩弄了偷梁换柱的伎俩。虽然琦善在与义律的照会往返交涉中，并未意识到英国殖民侵略者的无耻贪欲，也未弄清楚英方割占中国领土、剥夺中国主权的真正意图，但他向义律所允的，只是代为向道光帝奏恳批准“予给口外外洋寄居一所”，从未明确表示同意把所允英人“寄居”之地“割让”给英国，甚而在所谓“寄居”之所的地方范围，也只局限于“止择一处”，并未答应把香港全岛割让给英国。但义律的“通知”却公然诡称琦善同意“将香港岛和港口割让给英国”。为了造成既成事实，1月21日，义律即令在沙角、大角的英船开往香港。1月26日，英军侵入香港。1月27日，义律与琦善在狮子洋莲花山会谈。此时琦善已经明白英方意在“割占”香港，并不如自己以往所以为的是“寓居泊舟”或是如葡萄牙在澳门般的交税租借，即与义律发生争执。义律又以武力相要挟，逼琦善在协议上签字，琦善此时才意识到割让领土攸关国体主权，不敢贸然应允。1月28日，伯麦照会负责尖沙嘴与香港防务的大鹏协副将赖恩爵，宣称香港已归属英国治下，要求全岛驻防清军官兵尽数撤离。1841年1月29日，义律在与琦善未达成任何协议的情况下，竟单方面发布其所谓的占领香港《公告》，宣称：“经清朝大学士兼钦差大臣琦善盖印，香港岛已割让给英国君主。”并宣布：“在该香港岛内和岛上，所有女王陛下的各种权利、特权和特惠，无论是对于或关于土地、港口、财产或个人的利益，都完全保留给女王陛下。”“女王陛下臣民或除该岛土著和前往该岛的中国人之外的其他各国人在香港所犯的一切违法行为，应由目前在中国设立的刑事法庭和海事法庭审理。”该公告几乎剥夺了中国对于香港岛的领土主权、行政权、司法权，香港俨然已成为英国属地。2月1日，义律和伯麦联合公告，公然宣布香港已成为“英国女王领土的一部分”，声称在此居住的所有中国人，“已是英国女王的臣民，必须对女王及其官员们表示敬意和服从”。与此同时，义律、伯麦等人还动辄以武力相威胁，逼迫琦善照其条款签约。琦善虽不敢明与英方订约，但其坚持对英妥协态度不变，加之慑服于英军兵威，便遵照义律的要求，从尖沙嘴撤出了中国守军，默认了英军占领香港的事实。他本人也由此沦为在鸦片战争中丧权辱国的第一人。

英军占领香港后，于1841年1月23日下令由舟山撤退。2月7日，两江总督伊里布接琦善咨文，次日即命人自镇海至定海与英方交涉。英方要求先交还在上年10月间被浙江沿海义勇捕俘的安突德、拿布夫人等，然后再归还定海。2月14日，伊里布命人将英俘送交英军。下午2时，英军交出定海城，由南门退出。2月25日，定海英军登船起碇南撤。

三　清政府对英宣战与虎门之役

当琦善在广州与义律等妥协交涉之际，清廷对英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中英双方交战伊始，清政府统治集团一直认为英人来犯，本为恳求大皇帝代为伸雪冤抑，恢复贸易，所以在大沽口谈判时，清廷确立对敌妥协方针，认为只要将林则徐、邓廷桢等人革职拿问，便可解决中英争端。琦善、伊里布被授予钦差大臣衔分赴广东、浙江办理军务，亦一秉朝廷妥协方针，伊里布在浙与英军当局擅订休战协议，琦善在粤更步步退缩，致令沙角、大角炮台失陷，香港被占。至此，道光帝方始逐渐明白，英人此来之目的，绝非自己以往所想象。对英一味妥协，未必是化解双方争端的办法。

早在1840年12月中旬，道光帝从浙江方面督抚的奏折中获悉定海英军情况后，即于12月19日发布上谕，要求伊里布和琦善，“如该夷听受训谕，则退还定海，无候劳师，实为上策；倘竟不遵约束，种种逞刁，则琦善必据实奏闻，另筹办法”，“倘粤省查办不能妥协，或该夷意主寻衅，其势万不能已，彼时应调何处弁兵，著伊里布一面檄调，一面奏闻”。

12月25日，琦善关于广东谈判的首次奏报到京，称英人南驶回粤后，“词气傲慢”，以盘踞定海相要挟。道光帝感到“夷情叵测，包藏祸心，已非一日。彼欲肆无厌之求，我当有不虞之备”，著令琦善详加体察，密行侦探，一面与英人善议戢兵，一面整饬营伍，遴选将弁枪炮，加强武备。“如该夷实系恭顺，退还定海之外，别无非礼之请，自可仍遵前旨查办。倘敢肆鸱张，始终桀骜，有必须剿办之势，著即一面奏闻，一面相机办理。”次日，清廷又传谕琦善、伊里布及沿海各省督抚、将军，要求他们加强戒备，严密防范，“其平日得力之将弁，及应用之枪炮、火药等件，均当预为筹备”。

12月30日，道光帝又接琦善奏报，称英军以定海相要挟，提出赔偿烟价、开放口岸、割占地方等种种无理要求。他大为恼怒，明确表示：“匪特地方不能给予尺寸贸易，即烟价亦不可允给分毫。”他谕令伊里布“严饬将弁加意防堵，倘竟怙恶不悛，侵犯口岸，著即痛加攻剿，无稍示弱，特不可与之在洋接仗，致有疏虞”。同一天，道光帝谕令湖南、四川、贵州三省，备兵4000名，听候调遣，并以此谕告琦善，要求他“一面与之论说，多方羁绊，一面妥为预备。如该夷桀骜难驯，即乘机攻剿，毋得示弱。需用兵丁，著一面飞调，一面奏闻。该夷既有陆路兵丁名色，著琦善督饬阖省水陆将备，认真防范，以逸待劳。倘事有变更，即奋起攻击，以慑夷胆。”同时，他还传旨沿海将军、督抚，称“从前命琦善查办，原系朕慎重用兵之至意，今闻该夷到粤后更形骄傲，且所愿甚奢，非仁义所能感格，其势不得不加征剿，以示创惩”。他要求各省加意操练，以期有备无患。

1841年1月6日（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四日），道光帝连颁数谕，命令琦善停止对英交涉，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并要他督同林则徐、邓廷桢妥办剿英事宜，倘英船进犯口岸，即须相机剿办；并表示“朕志已定，断无游移”。对伊里布，道光帝则令其“确探情形，倘有夷船驶近口岸，即开放枪炮，痛加剿洗。其自粤回浙夷船及留屯定海逆夷，一有可乘之机，不必俟广东知会，即行相机剿办”。同一天，道光帝还颁谕，通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遴选将弁，整理炮械，务当事先预防……如该夷再来投递禀词，一概拒绝，不准接收。或夷船驶近口岸，即行开放枪炮，痛加攻剿”。此外，道光帝还谕令督促前旨所调之湖南、四川、贵州兵4000名分起赴粤。1月12日，他再谕令琦善，称“该夷反复鸱张，即令暂时恭顺，亦不可恃，惟有大加惩创，方可褫夷魄而绝后患”。他要求琦善在湘、川、贵等省兵员至粤后，“分布要隘，乘机痛剿，不留余孽”，并对英军断绝淡水、食物供给，令其不能持久。1月17日，他又谕令湖广总督裕泰、署两江总督裕谦等，调集湖北兵员1800名、湖南1000名、安徽1200名，共计4000名，迅速赴浙，由伊里布统辖，相机进剿。

1841年1月25日，道光帝接连收到英军进犯沙角、大角炮台及两台失陷奏报，大为震怒。他于当日连发数旨，督促伊里布、琦善相机进剿。27日，道光帝发布对英宣战诏书，历数英军侵华种种罪行，痛斥其“逆天悖理，性等犬羊，实覆载所难容，亦人神所共愤”。他宣称：“惟有痛加剿洗，聚而歼旃，方足以彰天讨而慰民望。”“现在所调各省劲兵计可赶到，著伊里布克日进兵，收复定海，以苏吾民之困。并著琦善激励士卒，奋勇直前，务使逆夷授首，槛送京师，尽法惩治。其该夷之丑类，从逆之汉奸，尤当设法擒拿，尽杀乃止。至沿海各省洋面，迭经降旨严密防范，著各将军、督抚等加意巡查，来则攻击。并晓谕官民人等，人思敌忾，志切同仇，迅赞肤功，共膺上赏。”至此，清廷对英方的态度，再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抚”改“剿”。1月30日，清廷任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驰赴广东，指挥攻剿事宜。同时，清政府又决定再从湖北、四川、贵州调兵共3000名，驰粤参战。

虽然清廷连番谕令琦善断绝与英人交涉，克日进剿。但琦善向来主张对英妥协，沙角、大角炮台失陷后，更是畏敌如虎，根本不愿做攻占准备，对于义律提出的种种无理要求，既不敢应承，亦不敢与之断绝关系。即在道光帝对英宣战诏书下达之后，他还依旧与义律保持着联系。作为英方全权代表的义律，一方面与琦善虚与委蛇，一方面则已意识到不可能通过谈判迫使琦善答应其所提出的各项侵略要求，承认对香港的割让。他已决意再次诉诸武力，实现其侵略目的。

1841年2月中旬，义律在澳门获悉清政府调集各省兵员赴粤并颁布对英宣战诏书的消息，决定先发制人。他命令英军集结，准备进攻虎门和广州。2月19日，英舰开始驶向虎门海面，并随即攻占虎门炮台的前哨据点。24日，义律在“加略普”号上宣布中英谈判破裂。同一天，英军统帅伯麦向关天培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将横档以上、大虎以下中流左右各处炮台交出，竖白投降，遭到关天培严词拒绝。

虎门扼珠海入海口，险要天成，是广州的重要门户。沙角、大角炮台失陷，使虎门失去第一道屏障。但其东南武山一带筑有南山、威远、镇远和靖远4处炮台，江中有横档和永安2处炮台，此为虎门的第二道屏障。由此向上，则有大虎炮台、巩固炮台和蕉门炮台，并以大虎山、小虎山共同构成第三道屏障。但是，琦善自接任两广总督以来，对英军一味妥协退让，根本不认真进行备战，一心想通过抚议解决中英争端。受其影响，虎门前线战备几乎瘫痪。同时，由于兵力有限，各炮台守军皆不过数百人，分散布置，被动挨打。

英军经过侦察，发现清军未在横档炮台之外的下横档岛设防。2月25日下午，英军即派陆军与炮兵分队，携臼炮3门，由“复仇神”号轮船运至该岛登陆，连夜选择阵地，架设炮位。26日晨，英军自下横档岛以炮猛轰上横档炮台，虎门之战拉开帷幕。与此同时，英军以舰船阻断清军增援上横档的水道，并另以4艘军舰由西航道驶入，对上横档形成包围，以舰炮猛轰。双方激烈炮战一个多小时，上横档岛上守台清军被英舰炮火压缩在炮台内。英舰“复仇神”号乃乘机运载陆军从西侧永安炮台附近登岸，直扑岛上的横档、永安炮台。经过激战，清军阵亡300余人，少部分人突围，上横档失守。

在进犯上横档的同时，英舰“伯兰汉”号、“麦尔威厘”号和轮船“皇后”号驶向武山，攻打威远、靖远、镇远三炮台。当时，水师提督关天培亲自在威远炮台督战。关天培历来主张坚决抗英，但琦善抵粤以后，倒行逆施，致令广东海防废弛，军心涣散。身为广东水师统帅的关天培见此情形，忧心如焚。而远在帝京深宫的道光帝，并不知悉他的困难处境。道光帝在1月27日发布对英宣战诏书的当天，还曾颁下一旨，著将琦善交部严议，并称“关天培身任提督，统辖水师，平时既督率无方，临事又仓皇失措，著先行革去顶带，仍令戴罪立功”。其实，关天培一直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履行自己的职责，道光帝谕旨中对他的指责与惩罚，正像他对林则徐和邓廷桢的惩处一样，既不明智，也无道理，倒是显得有些恼羞成怒。而当英军进攻虎门之时，关天培已抱定必死之心，誓与敌寇相周旋。他将自己脱落的牙齿和一些旧衣服装进箱筐，派人送回江苏淮安老家，“以绝生还之望”。当英军向虎门三炮台发动猛攻时，关天培督率守军与敌激战一个半小时之久。在英舰炮火的猛烈轰击下，镇远炮台守军不支先溃。关天培和游击麦廷章则率亲兵20余人坚守威远炮台，他亲自开炮还击。激战中炮身炸裂，一名随从大呼事不可为，劝他弃台逃命。关天培怒不可遏，“挥刃揕之”。不久，英军300多人在炮台侧翼登陆，攻入阵地。关天培率守台亲兵与敌展开肉搏。终因寡不敌众，关天培、麦廷章等20多名将士壮烈殉国，虎门失守。当天下午，英舰“复仇神”号带同一些小船进攻西岸南沙山上的巩固炮台。炮台守军近2000名，不战而溃，英军未遇任何抵抗，顺利登岸，将炮台和营房捣毁后，撤回至军舰。至此，虎门要塞六炮台尽数失守，珠江口门户洞开。关天培殉国后，广东前线更无统帅，无法再对进犯珠江的英军组织起有效的阻击。

2月27日一早，英舰“加略普”号、“前锋”号、“鳄鱼”号、“硫磺”号、“摩底士底”号和轮船“复仇神”号、“马达加斯加”号齐向珠江进发，沿途未遭任何阻击，**，中午径抵乌涌炮台附近江面。

乌涌炮台距广州仅60里，是省城广州的第二门户。炮台守军共1600人。其中湖南兵900人，由署湖南提督祥福率领，于2月22日匆匆赶到，仓促布防；余下的700名为广东兵。此外，炮台上游江面上还部署了一艘装有10门大炮的沙船、一艘装有34门大炮的兵船“截杀”号（林则徐购外船改装而成）和40艘水师船，炮台江岸架有重炮近50门。部署形势，亦称险扼。英舰驶至，即向炮台开炮，祥福则指挥守军开炮还击。但由于祥福所率湖南兵刚到不久，所筑工事尚未就绪，又遇江水暴涨，江岸炮位多没水中，只有东南角一炮可以射击，却又因炮体笨重，炮基土质松软，无法转动炮口，以致不能命中目标。交战不久，英军即乘机换舢板登陆，直扑炮台。祥福率部英勇抗敌，但火药用尽，不敌英军攻势，乌涌炮台失陷。祥福及游击沈占鳌、守备洪达科等均力战殉国，清军将士阵亡500余人。

英军攻陷乌涌炮台后，遂又击沉泊于上游的兵船“截杀”号及水师船多艘。清军其余水师船一哄而散。28日，英军排除了乌涌江面的木筏与沉船等障碍。3月1日，英舰“复仇神”号溯江而上，沿黄埔北岸探测水路，侦察沿岸军情，未遇任何抵抗。3日，英军攻占琶洲炮台，接着，兵锋直指黄埔西端的猎德炮台，而省城广州已然在英舰炮口的威胁之下了。至此，珠江防线在琦善对英妥协政策的主导下，几乎未能发挥丝毫防御之效。

四　广州城下之盟

1841年2月26日，道光帝收到了广东巡抚怡良报告英军强占香港、弹劾琦善的奏章，他阅后勃然大怒，痛斥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且伊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他即令将琦善革职锁拿，解押来京，严行讯问，其所有家产查抄入官。是年8月2日，又据王大臣会同刑部所议，处琦善以斩监候。琦善妥协误国，遭此严惩，实属罪有应得。但广东方面在其倒行逆施的作用下，已成危局，珠江防线土崩瓦解。

1841年3月3日，义律向琦善提出《约议戢兵条款》，要求赔偿英军战费及商人损失1200万元，赔款付清前英军仍然占据已占之地；除割让香港外，尖沙嘴亦须割让，并在九龙设关；偿还洋银1200万元，行欠准于三年之内清还；废除行商垄断中外贸易制度；给英国以最惠国待遇；三天内恢复贸易等，要求琦善在5日之前签署。而琦善已于此前的3月1日接到被革职拿办的上谕，不敢对义律作任何答复。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抵达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