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6日,义律未得琦善答复,即令英军继续进攻。当天,英军攻陷二沙尾与猎德炮台,广州城失去最后一道屏障。此时,义律除了要以武力逼迫中方答应其所提出的割占领土、赔款等项要求之外,一个急迫的目的是要用武力威胁广东当局恢复已经断绝了两年之久的中英贸易。长期出任驻华商务监督的义律深知中英贸易的重要,当时贸易季节已经开始,而作为中外贸易唯一口岸的广州已对英商关闭两年,英、美商人和鸦片贩子急于展开对华贸易,销售其商品或鸦片存货。同时,中英两国断市两年,英国国内市场对茶叶的需求已成燃眉之急,英国政府也需征收茶叶税,而此时它的存货已濒告罄。为此,义律决定以武力攻至广州城下,迫使广东当局恢复与英方的贸易。
3月7日,义律照会琦善,宣布暂停进攻,同时发布文告,强迫恢复通商贸易,并威胁称:“如天朝大员对于现时英军的驻防加以任何危害,则英军即将以武力对付,全城可能惨遭祸害。如果中国商人与英国及外国商人间的自由买卖受到阻止,则广州全城的一切商业应立即予以断绝。”参赞大臣杨芳到达广州后,即接手了对英交涉事务,他一方面着手对广州防务进行部署,一方面将琦善逮捕锁拿。但他面对英方提出的条件,却苦无良策,既怕拒绝英方恢复通商的条件而致重开战端,又怕接受英方通商要求则忤逆道光帝不许心存与英方通商之意。左右为难之下,他宣布恢复中美贸易,企图以此既满足英方要求,又可敷衍朝廷。
但是,英方不买杨芳的账。当义律获知中美恢复通商的消息后,当即向外商宣布:除英国海军司令官外,任何人无权准许船舶驶入珠江。只要广东当局不明确表示同意恢复中英贸易,英军就将严密封锁广州,禁止中外通商。3月13日,伯麦发出命令,禁止英国及各国商船驶进珠江。同日,英军以“摩底士底”号、“司塔林”号舰攻占大黄滘炮台。义律还亲率“复仇神”号轮,“萨马兰”号、“阿塔兰塔”号等舰由澳门出发,骚扰红山河岸,连陷磨刀炮台、飞舒阁炮台、上闸炮台、洪后新炮台等,英军沿岸一路烧杀掳掠,将澳门至紫泥之间的一切公共建筑设施和105门火炮尽数摧毁。15日,义律派“复仇神”号上驶大黄滘,欲进省河。至凤凰冈炮台时,英船受到江西南赣镇总兵长春所率守军坚决阻击。英军舢板2只被击沉,“复仇神”号被迫退回。18日,英军再次大举来犯,“摩底士底”号、“阿吉林”号、“司塔林”号、“青春女神”号、“路易沙”号、“复仇神”号、“马达加斯加”号等7艘舰船,直入省河,先将凤凰冈炮台攻陷,接着连破永靖、沙面西、海珠三炮台以及东炮台、红炮台,夺去大炮120余尊。当天下午,英军占领城外商馆区,省河两岸的防守据点全部丧失。此时仍在广州的林则徐虽然已获准“协办夷务”,但无兵无权。他面对危局,并未消极观望。他捐资募集福建泉州、漳州壮勇,“共得五百六十人”,分布各路,布置防守,准备与英军决一死战,与广州共存亡。
道光帝确实有心与其称为“英夷”的来犯之敌放手一战。无奈其所任命的钦差大臣之流,皆无战意。琦善不仅违逆他不与英人交涉的明谕,反致香港被占,珠江防线数日之间尽陷敌手;道光帝虽迭次谕催伊里布克日进军,收复定海,但伊里布“观望延迟,株守数月”;杨芳之来广州,本亦被道光帝寄以厚望,委以重任,并曾明谕其不可心存通商之念,结果杨芳却又擅与英人签约,恢复与英贸易。对此,道光帝极为失望,除将琦善拿问外,复先后将伊里布、杨芳、怡良等人革职议处。而当时尚在广东的林则徐向来主张力战抗英,且对于抗英拒敌也不乏心得策略,但自被道光帝迁怒革职,以为替罪之羊后,只能在广州赋闲。琦善、伊里布、杨芳之流妥协误国,道光帝自是看在眼里,并逐一惩办拿问。而对林则徐,虽然当时有人向他奏请启用,道光帝却再也不肯回转心意,委以大任。而且每当战事失利时,他都要重新将其贬谪,直至最后充军到新疆。
奕山至广州后,曾经向林则徐征询对英战守方略。林则徐向其建议:
一、设法诱使英军退出猎德、大黄滘等处炮台要隘,然后乘机填塞河道,并在沿岸驻扎精兵,构筑工事;
二、清查洋面水师船,统一调配以为备战之用;
三、速将各处所存之新旧大小火炮六百余尊调集广州,逐一检验,装备各营盘战船;
四、“夷船在内河,最宜火攻”,多造火攻船只和木筏等,挑选水勇,乘夜火攻英船;
五、“洋面之战,系英夷长技”,因此需赶造坚固战船,以资拒敌制胜;
林则徐的这些建议,是他根据自己来粤以来与英人交涉过程中的经验与认识而提出来的。作为曾经与英国人有过正面交锋并且取得重大胜利经验的林则徐,与长居深宫,甚至连“英夷”之来由都不清楚的道光帝不同,他开始认识到英国和西方世界的长处,而且非常重视对于敌情的掌握。而他提出的上述建议,更是从当时英舰云集省河、兵临广州省城的现实局面出发,建议奕山先设法摆脱清军被动地位,整顿水师,装备器械,探悉敌情动向,发动民众,主动出击,以期取得抗英战斗的胜利。
但是,奕山虽为“靖逆将军”,其实是一个养尊处优的朝廷亲贵,既不知兵,更无谋略。到了广州后,他不为广州的危局担忧,反而认为“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视广东民众俱为汉奸,把自己摆到了与广大民众根本对立的地位。而于对英作战方面,他倒是听从了林则徐“火攻夜袭”的建议,但他与参赞大臣隆文、杨芳等人,整日里沉溺于花天酒地、古玩字画之中,不做悉心准备,企图侥幸取胜。
《停战贸易协定》签订后,经过近两个月的贸易,英国商人推销商品和采购茶叶的目标完成。义律和英军又开始策划新的阴谋。1841年3月31日,英军统帅海军司令伯麦乘“皇后”号前往印度,向英印总督奥克兰请求增派援兵来华。当奕山一到广州时,义律即向其发出照会,要求其遵守停战贸易协定。义律本人也多次到广州探听虚实。5月12日,义律至澳门,向英军陆军司令郭富、海军代司令辛好士发出备战命令。5月18日,辛好士率英军舰队,郭富率陆军,由香港动身,开赴广州。19日,英舰再次驶入珠江。此时,也正是奕山准备对英军实施夜袭反攻的时候。但由于奕山等人玩忽职守,视军国大事如同儿戏,并未做好充分的反攻准备。其用于夜袭火攻的水勇,既未招够人数,也未经事先演练,只得从四川兵中抽调400人,又在广州招募300人,拼凑了一支700人的水勇队伍,贸然定于5月21日对英军实施反攻。而义律于此前即已探悉到奕山自以为非常机密的反攻计划。5月21日,他通知英商在日落之前迅速撤离商馆。
21日晚,奕山下令向英船进攻。清军水勇由都司胡俸伸、守备孙应照、千总杨泽等率领,分兵左、中、右三路,伏于东炮台、西炮台和城西之泥城,相约于三更后一齐出动,利用夜色,乘小艇靠近敌船,以长钩将其钩住,向其上掷火箭火弹,火攻英军舰船。夜半时分,清军水军发起进攻,东、西炮台同时向江中英舰开炮轰击。但是,奕山反攻计划已事先为英军获悉,英舰大部分已做好准备。因此,清军反攻夜袭并未取得奕山所预期的战果,反倒将中国民船烧毁不少。
城北4座炮台失守,使广州处于英军南、北、西三面包围之下。英军居高临下,发炮轰击。珠江两岸不少店铺被炸成废墟,南门外更被严重摧毁。城内外的店肆房屋被炸起火,延烧达数小时之久。广州城内两处火药库也被英军炮火击中炸毁。
当英军进攻之际,奕山等人束手无策,一筹莫展。5月26日,英军准备对广州城发动总攻。奕山当即派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赴英国商馆,向义律乞和。当天傍晚,义律提出停战条件。对于英方提出的苛刻条件,靖逆将军和参赞大臣们不敢提出只字反对。5月27日,奕山再次委派余保纯出城,在广州城墙之下,完全按照义律提出的条件,在中英《广州停战协定》上签字。协定的内容为:
一、三位钦差大臣和所有外省军队,限六日内退出广州城六十里以外;
二、限一星期内交出六百万元备英方使用;在二十七日日落以前先交一百万元;
三、前条款项付清后,英军开回虎门以外,并交还横档及江中所有其他各要塞,但在两国交涉各事获得解决以前,中国方面不得重新予以武装;
四、赔偿商馆及西班牙帆船“米巴音奴”号的损失;
五、广州知府(议和代表)应提出全权证明书,由三位钦差大臣、总督、将军及巡抚盖印。
《广州停战协定》可谓名副其实的城下之盟。奕山无条件地全部接受了英军提出的条款,于数日之内凑足600万元白银,交付英方以为“赎城费”。从28日起,省外清军分批撤出广州,奕山、隆文等也于6月5日(四月十六日)乘船移赴广州城西北60里外的金山驻扎。在清方赎城费大体交清后,至6月7日,英军交还各炮台,退往香港。奕山等人不敢向道光帝禀报实情,在奏疏中谎称“粤省夷务大定”,请求撤退各省援军。7月29日,道光帝批准广东援军“凯撤”,同时谕令沿海各省酌量裁撤兵勇。至此,清政府调集各省兵丁近两万人,耗银数百万两组织的“剿英”战役,就这样以无条件向英军投降而告结束。
英军侵入广州地区后,清军节节败退,奕山等人屈膝投降。英国侵略军则气焰嚣张,横行无忌。从1841年5月22日英军对广州城发动进攻开始,英军即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22日当天,英军四处放火,省河两岸及十三行地方,房屋被烧毁,大火彻夜不息,十三行被洗劫一空。23日,英军到处杀人抢船。据时人记述:“连日逆夷围攻省城,施放炮火,三面延烧。西则自新填地金利埠烧至西炮台,南则自天字码头烧至小东门。被火者不下千余家,难民提男挈女,号呼之声,遍于道路。”江面之上,英军“拦截搜船,遇有年少男女,皆被抢去,货物用火烧毁”。24日,英军烧毁靖海、五仙等码头铺肆百余间,纵火焚烧税关附近民房,大火延烧至四更天。25日,英军继续到处烧杀焚掠,由接官亭至城门口,房屋店铺数百间尽被其纵火焚毁,大火烧至次日午后始息。《广州停战协定》签订后,英军更是变本加厉,窜扰广州城郊乡镇,到处掳掠**。他们“闯入各乡**妇女”,一天之内,“辱污而死及被逆劫去者共计一百数十口”。
英国侵略军的暴行,使广州人民遭受了空前的浩劫,更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义愤。5月29日,10多名英军窜至广州城北的三元里,在村头调戏三元里东华里菜农韦绍光的妻子李喜。愤怒的乡民闻讯,手执锄头、木棍,将英军团团围住,当场击毙七八名,其余的狼狈逃命而去。接着,三元里乡民聚集在三元古庙,商议对策,决定全村除将老弱妇孺迁走外,16-60岁的男子一律留守,以刀、矛、棍、斧为武器,组织起来,以三元古庙的三星旗为战旗,“旗进人进,旗退人退,吹螺壳打鼓进兵,打锣收兵”,以备英军来袭。同时,他们为团结各乡人民共同抗敌,还派出代表至邻近各乡求援。当天下午,三元里附近103乡的庄农、丝织工人、打石工人、水勇和学社领导的义勇代表,云集在牛栏冈,共商抗英大计。会议决定联合起来抗击英国侵略者,并约定如遇英军来犯,一乡鸣锣,众乡皆出,诱敌深入,在牛栏冈痛击来敌。
5月30日早晨,三元里等乡群众约5000人最先赶到城北高地聚集,敲锣打鼓,齐声呼喊“杀番鬼”。英军陆军司令郭富率英军第26团、第37团、第47团和孟加拉志愿兵的几个连及海军陆战队共1000多人,从四方炮台,分左右两路扑向群众。三元里乡民且战且退。近午时分,英军被诱至牛栏冈。此时,近两万名乡民个个手执刀、矛、棍、斧,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渐渐将英军包围。郭富下令开炮轰击。但是,三元里乡民怀着对英国侵略军无比的痛恨,抱定“打死不怨”的决心,冒着敌人的炮火,不稍退缩。一时间,杀声震天,侵略军陷入群众的团团包围之中。战至下午2时左右,正当三元里人民与英军激战之际,突然阴云四起,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数尺之外,不辨事物。英军弹药尽湿,枪炮之器尽失威力。英兵穿着笨重的皮靴,在水田四布、道路崎岖的牛栏冈的泥泞田野中,几乎寸步难行。而漫山遍野的乡民抓住暴雨的大好时机,挥舞着手中的长矛、大刀,与英军英勇搏斗。英军统帅郭富见势不妙,下令撤退。三元里人民奋勇追击。溃逃中,英军副军需总监毕霞少校被唐夏乡农民颜浩长击毙,一些英军士兵在群众的大刀、长矛下丧生。直至晚上9时许,英军在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后,才突围逃回到四方炮台。
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给英军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5月30日牛栏冈一役,据英方的记载称:“英军共十五名阵亡,一百二十名受伤,伤者之中有十五名军官。”但据中国方面当时的记载,中国人民在此次抗英战斗中毙伤英军的数字要多得多。英军经此重创,顿成惊弓之鸟,再也不敢在广州城继续逗留。6月1日,英军即开始从广州撤退。
三元里人民的英勇抗英斗争,是鸦片战争时期各地人民反侵略斗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抗击外国侵略者的先声。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
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
爱国诗人张维屏热情讴歌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三元里人民以长矛、大刀等原始的冷兵器,迎着英国侵略军的枪弹炮火,与敌人展开了血肉搏击,取得了胜利,显示出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坚决抗击外来侵略的英勇斗争精神和气概。他们的英勇斗争,用铁的事实击灭了琦善、伊里布等妥协派散布的英人船坚炮利、不可战胜的神话,也给弥漫于整个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妥协主义与投降主义谬论以有力的驳斥。而三元里人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英勇抗英斗争终于因清政府广东当局的妥协与破坏而告结束的事实,更清楚地向世人显示:中国下层民众抗击侵略军的坚定意志与英勇气概与清政府腐败官吏的卑污妥协和水师兵勇的贪生怕死相比,形成了天壤之别;封建王朝的统治阶级,不可能也不敢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共同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