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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太平天国的重新振作（第1页）

第一节　太平天国的重新振作

天京事变之后，尤其是石达开的分裂，带走了大批精兵良将，造成了太平天国“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局面，各战场形势急剧恶化。为扭转危急的局势，天王洪秀全提拔和任用了一批新人。他重新任命了五军主将。在洪仁玕由香港来到天京后，他又迅速将其褒封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陈玉成、李秀成等有为将领也相继封王。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核心得以形成，出现了重新振作的迹象。

一　战场形势的急剧恶化

1856年9月天京事变发生前，太平天国已控制了上自武汉下至镇江的长江一线，拥有江西、安徽两省大部和湖北、江苏两省一部。除武昌、汉阳两城处于清军围困之下外，太平军在其他各战场大体上占相对优势。天京事变，尤其是石达开的分裂出走，使得太平天国的战场形势急剧恶化。还在1856年10-11月间（咸丰六年十月），清咸丰帝即谕令各有关督抚和统兵将帅，抓紧向太平军发动进攻，“乘其内乱，次第削平”。1857年6-7月间，也即石达开公开分裂后不久，咸丰帝又谕令“逆匪既生内讧，机会更不可失”，“乘其人心涣散之机，设法散其党与，使该逆势成孤立，迅就歼擒”。

湖北战场的形势最为危急。

清朝方面，钦差大臣、湖广总督官文主持全局兼攻汉阳，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督率湘军专攻武昌。太平军自1855年4月攻占武昌以后，即以国宗韦俊等据城防守。在天京事变爆发前，他已坚守该城一年有余。1856年8月，石达开率军进援武昌，守城太平军亦积极配合，旬日之内在洪山等处与清军大小打了28仗，但未能突破清军对武汉的围困。石达开部乃于9月5日后撤。此后，因天京事变的爆发，石达开将在洪山前线的援军调回安徽。湖北太平军实力更形削弱。但变乱之初，武汉守军并未丧失信心。据当时在胡林翼军中做幕客的方玉润于11月4日（咸丰六年十月初七日）记载：

中丞（按：即胡林翼）前数日射书入武昌、汉阳城，劝贼归降。贼亦复书云：“我东王之所以被杀也，乃其有篡弑之心，故北王讨之，戮其全家。今翼王与北王已除大憝，南京已定，不日大兵将来救援，尔等妖兵，死无日矣！”

随着北王韦昌辉的被诛死，加之石达开的援军不复上驶，韦俊的守城决心动摇了。1856年12月19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咸丰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他与汉阳守将秋官副丞相钟廷生同时弃城突围。太平军在撤出两城之后，遭遇重大损失。钟廷生与管带武汉水营的二十检点辛成金等在江夏县被俘死。接着，黄州、广济、大冶等城，也在10天之内，相继为清军占领。清廷以克复湖北省城，实授胡林翼巡抚，并赏头品顶戴。胡林翼以宽猛相济的两手政策大力经营湖北，“穷治从乱之莠民，抚驭疮痍，整饬吏治”，并提出“裁汰募勇、添设重兵、严查保甲、简选贤员”等兵政吏治的具体实施方案。湖北继湖南之后，成了湘军又一个巩固的后方基地。此后，太平军于1861年间虽又有会攻武昌的二次西征之役，但始终未能再次夺取武汉。

江西战场。

天京事变前，太平军已控制了江西的大部分州县，并普遍建立乡官政权。在石达开率主力参与攻打江南大营的会战后，留在江西的太平军守军采取了灵活机动的积极防御战术。曾国藩与江西巡抚文俊坐困南昌省城，筹饷无源，吃尽苦头。据其在奏报中分析：

近来吉袁瑞临抚建等府之贼，深濠密签，闭城坚守。近省之丰城、奉新、安义、靖安、建昌、德安等县，亦皆有两广老贼督率新附之匪踞守城池。官兵不至之处，则掳粮催贡，民不堪命；官兵一往，则援贼四集。该逆诡计，盖欲坚守各城，使我疆土日狭，饷源日竭，省会成坐困之势。

天京事变后，尤其是1856年12月武汉失守后，江西的形势亦趋于严峻。九江西连武昌，东接安庆，为江西之咽喉，湖广、江南之腰胁，在清军的进攻中首当其冲。1857年1月4日，李续宾挟湖北胜利之威，率湘军水陆主力进抵九江城下，开始了对九江的水陆环攻。但太平军经营九江、湖口已久，防守缜密，曾国藩即曾赞叹道：“林启容之守九江，黄文金之守湖口，乃以悄寂无声为贵。……己无声，而后可以听人之声；己无形，而后可以伺人之形。”

围攻九江的湘军不得不改行胡林翼所制定的“长围坐困”之计。

而在其他州县，太平军积极防御的战术依然奏效。1857年3月，曾国藩兄弟因其父病死，赶回湖南原籍奔丧。主持江西军务的西安将军福兴与江西巡抚文俊在奏报中向皇帝诉苦：

奴才等复通筹全局，西路瑞、临等处既不可少涉松劲，东路抚、建两属尤不得置之度外。缘我军各攻一城，其势分；贼踪联络一气，其势合。有兵之处，攻打一紧，抚城悍贼辄分大股趋援，奔突往来，驰应迅捷，是非速筹进剿牵制抚贼之势，断其来援之路，则临、吉迄难得手。此抚州亟宜进兵之实情也。

然而自石达开从天京出走后，江西的太平军亦陷于分裂。九江林启容、湖口黄文金、景德镇韦俊等不愿附从石达开，从属于翼殿与仍效忠于天京的各部队之间已形同陌路。“大股趋援”、“驰应迅捷”的态势不复再现。其结果，只能是被敌人各个击破。1857年10月，湘军先后攻取小池口、石钟山、梅家洲。黄文金被迫从湖口突围。11月，湘军又先后攻取彭泽和小孤山要塞。此时，石达开所部正大举入赣，并集结于景德镇一带，但他竟然坐视了近在咫尺的九江周围城池和要塞的失陷。

湘军在九江城外开挖了6道长濠，陆路三面合围，分水师十余营驻守北面江岸，切断了九江的水陆补给线。林启容令将士在城内外及城头种麦，坚守待援。湘军则于1858年3月起昼夜水陆环攻，并开挖隧道，力图在夏熟前陷城。天京方面已无力救援九江，虽有陈玉成等部在江北活动，甚至数度进入湖北，但均未能达到分散湘军兵力的目的。4月，九江城中每人每日发米由10两减为4两，“和草为饼以食”。5月8日、12日，湘军两次以地雷轰塌城墙，但均被守军“以大桶火药抛掷，士卒多伤，未得登城”，缺口旋亦被“磊塞”。19日（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四月初十日，咸丰八年四月初七日），湘军再次引爆地雷，“顷刻砖石飞腾，山岳震撼，轰塌迤东并南城垣一百余丈”。饥疲已极的守军无力堵御。贞天侯林启容以下1。7万人血战到底，全部牺牲。胡林翼等为自己的屠杀政策辩护道：“九江贼窟已阅六年，万余之贼顽梗负固，其中决无善类，设有胁从之民，必早投诚，设计逸去。此次尽数歼灭，事虽惨而功则奇。……经此大创，足以寒贼胆而伐贼谋，既可不留余孽，并可灰其死守之心。”守军中有被敌俘虏而剖腹验视者，腹中都是青菜野草。主持围攻九江的胡林翼后来对其友人说：“昔年九江之贼，剖腹皆菜色。三日无米，究能坐困，兵不如贼，其理难通。”曾国藩私下也对其弟曾国荃说：“林启容之坚忍，实不可及。”

赣西的瑞州、吉安、临江三府，也是湘军进攻的对象。吉安、临江的湘军由湘抚骆秉章节制，瑞州的军政则由福兴、文俊主持。但湘军各部之间的联络援应，仍由居丧在家的曾国藩与在任的胡林翼暗中掌控，在骆秉章幕中的左宗棠也积极参与规划协调。湘军在赣西采取多路并进、长围坐困、雕剿打援等战术，并利用太平军与新附广东天地会花旗军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攻占了太平军大片土地。1857年8月，瑞州守将赖裕新被迫突围。赣西战场形势急转直下。远在安庆遥控指挥的石达开只得于10月率军南渡，进入江西。但石达开的到来也未能挽救赣西战场的颓势。1858年1月，临江守军又被迫突围。石达开经营江西的意图无法实现，于4月率军进入浙江。10月，太平军在江西的最后一个基地吉安失守。

安徽与天京附近战场。

安徽处于太平天国占领区的腹地，其战场形势相对要好一些。但皖南方面，处于敌军攻击或围困下的泾县、宁国守军已先后于1856年12月间撤出。在陈玉成等率军北渡后，南陵、湾沚、黄池等重要据点亦相继弃守，只剩下芜湖、繁昌、青阳等沿江州县。

皖北方面，清军以庐州为依托，趁天京变乱之机，先后夺取了三河、庐江、无为、巢县、和州等州县或重要据点，并大举向桐城发起攻击。桐城乃安庆门户，坚守该城的正是此时已崭露头角的李秀成。1857年初，他与陈玉成等在枞阳会议，决定李“亲回桐邑，谨备制敌之师”；而由陈“出奇兵”，突入巢湖地区，获胜后再会师桐城。据李秀成回忆：

成天豫（按：即陈玉成）奇兵制胜。由棕（枞）阳一鼓顺下，攻破无为州，下汤（仓）头镇、运漕，会迓天侯陈仕章之军，力破汤（仓）头清营。攻破之后，抄黄落（雒）河，破东关，得巢县，分军镇守。

1857年1月28日，陈玉成率军进抵黄姑闸，2月1日进克庐江。不数日，抵桐城北境，“在桐营后路，层层进扎”。他与李秀成对清军形成夹击之势，并切断了清军粮道。其时正值春荒，大股饥民纷纷投入太平军，增强了陈、李两军的实力。饥疲已久的清军在提督秦定三、总兵郑魁士等率领下被迫突围。太平军先后攻占舒城、六安，并阵毙清军总兵郝光甲。皖北大片疆土又重入太平天国版图。皖北的胜利，首先当然还应归结于当时仍在天京、尚未出走的石达开的指挥调度，但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确实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战场主动性。

清安徽巡抚福济在奏报中说：“该逆乘我年饥粟罄，大肆鸱张。六安至临淮一水可达，倘被乘虚盘踞，则淮河锁钥尽失，军火饷道无路可通。恐庐营困在垓心，不战自溃，即徐、扬、淮、泗亦必震惊。且捻匪正在颍、霍之交，纷纷肆扰，互相勾结，势所必然。”

确如福济所说，太平军与捻子的联合已是“势所必然”。李秀成部将李昭寿与捻首张乐行素有交往，此时已与其达成联合作战的协议。而在石达开率大军出走以后，李秀成等正是靠与捻军的协同作战，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并扭转了太平天国主战场极其危殆的局势。

相比而言，天京附近的战局最为消沉。

这主要是因为江北、江南两个大营，尤其是后者被太平军攻破后，元气大伤，一时还无力发动对太平天国首都的攻击。但两个大营的清军乘天京内乱的有利时机，重新扎稳了阵脚。和春接任督办江南军务的钦差大臣后，督率江南大营清军于1856年秋冬多次发起对太平军坚守的句容、溧水两个县城的攻击，但均被守军击退。延至1857年春，两城的战事几乎陷于停顿。咸丰帝对此极为不满，他在上谕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