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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太平天国的重新振作（第2页）

江南军务，自紫金山大营失陷、向荣病故后，金陵城外遂无大兵控扼。句容、溧水，不过蕞尔小县，该逆以之牵掣我军，而分其党与，四出滋扰。现在安徽省，巢、无、舒、六相继失陷，贼踪距庐州仅止数十里，情形万分吃紧。池州，芜湖之贼，窥伺徽、宁，浙防又形吃重。总由大兵不能进逼金陵，故石逆得以安居城中，从容布置。贼势裹胁愈多，官军几至应接不暇。现当各省荒旱，军饷缺乏，日复一日，伊于何底。和春前在安徽督师得力，张国梁在江南军营，亦素称勇敢。何以区区二邑，旷日持久，不能攻克？

1857年6月初，翼王石达开分裂出走，“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甚至连天京守军也纷然附从，“城内死党不过七八千人，余皆胁从老弱”。江南大营乘势加强了对天京地区的攻击。溧水、句容两城翼王旧部首先撤出。6月14日，溧水弃守。7月15日，句容沦陷。7月下旬，张国梁所部清军进抵镇江，在攻击失利后，遂开挖长濠，采取长围久困战术。镇江守将吴如孝虽数次击退敌之进攻，但天京方面几次救援行动均告失败。江北瓜洲的孤立据点，亦处于江北大营的进逼围攻之下。11月，镇江、瓜洲守军存粮不足，每人每日仅能发米半斤。在粮绝援断的情形下，瓜洲守军于1857年12月27日（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咸丰七年十一月十二日）炸毁城垒，南渡镇江。同日，镇江守军亦组织突围。幸得李秀成自安徽六安调集援军前往接应，“由皖省赶上六安，全军调下，救出镇郡之兵，失去镇江之城矣”。这两座拱卫天京的战略据点坚持了四年零八个月。

清廷为攻克镇江府城所鼓舞，“赏钦差大臣和春双眼花翎、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帮办军务张国梁骑都尉世职，总督何桂清太子少保”，并乐观地认为：“金陵贼势已孤，指日大军即可直抵贼巢，歼擒首逆。”

1858年1月5日，清两江总督何桂清驰抵镇江大营，与和春、张国梁等会晤。8日，渡江至扬州，又与德兴阿、翁同书等会商。他们一方面会筹瓜、镇两城之善后，另一方面积极策划进攻天京，甚至对各营兵勇“许以克复金陵之日格外加赏银十万两”。江北大营开始进攻江浦。江南大营再次进逼天京，虽“既无仰攻之方，更无围困之力”，但其“步步为营，由东南而至西北，扼其要冲，断其接济”，还是对太平天国的首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二　洪秀全任用新人

为了扭转太平天国在天京事变后，尤其是石达开带走精兵良将后“朝中无将，国内无人”的窘困局面，天王洪秀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并大力起用新人。

首先是加强朝内官的建设。1857年7月（太平天国丁巳七年五月，咸丰七年闰五月），也即石达开出走后不久，清方所探得的“金陵城中著名逆首职衔姓名清单”中已经有了正副掌率和六官丞相（正职）的完整名单：“伪文衡正掌率赞天燕蒙得恩；伪副掌率顺天燕钟芳礼；伪真神殿大学士兼天官部事黄得用；伪地官丞相加侯爵陈潘武；伪春官丞相加侯爵刘庆汉；伪夏官丞相蔡子贤，伪秋官丞相加侯爵莫士暌；伪冬官丞相加侯爵陈得风。”其中蒙得恩原即为侯爵，此时已升为燕爵，其正掌率之职更班列朝臣之首，“朝廷大权”均归其掌握。但副掌率钟芳礼和其他六官丞相显然都是在天京事变以后才被委以重任的。

为了收拾离散的人心，重建太平天国的政治宗教体系，洪秀全还正式为东王杨秀清恢复名誉。同年11月（太平天国丁巳七年十月），太平天国颁布戊午八年新历，列名献奏者有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和石达开。这四位的头衔分别是：

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劝慰师圣神风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

传救世圣主天兄耶稣太子圣旨圣神雨右弼又正军师西王萧

云师前导副军师南王冯

电师通军主将义王石

洪秀全一方面取消了曾一度授予石达开“圣神电”的称号，另一方面恢复了杨秀清“圣神风”的称号，并新设“圣神雨”称号，授予早已死去的萧朝贵。但韦昌辉因在天京事变中的恶劣表现，连带他的称号一起消失了。这表明了洪秀全维持和重建太平天国政治宗教体系的努力。外国传教士们早在天京事变以前就形成了这样的看法：

基督教在此党（天朝）之组织中根深蒂固，支配其整个机构；如其一旦废弃之，全局将必瓦解。……是故他们断不能中道取消这些称号，而不至于丧失全军对他们像半偶像的尊敬。他们断不能放弃基督教而不至于尽反起义以来所有的文告及废除其整个的政治系统也。

1858年（太平天国戊午八年），洪秀全重新任命了五军主将：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掌理朝政。太平天国因此而“稍可自立”。5人中，蒙得恩年龄最长，“久日在朝，是天王爱臣，永不出京门”，虽曾受东王的压制，但仍属平庸之辈，其执掌朝政期间，太平天国在政治上并没有什么起色。韦俊虽是勇猛的战将，但随着杨秀清的平反昭雪和韦昌辉的彻底被否定，乃于1859年（太平天国己未九年）底叛降清朝。其余3人，则是战功卓著、年轻有为的将领，是忠于太平天国事业的第二代人物。陈玉成（1837-1863），广西藤县新旺村人，出生于贫雇农家庭。他跟随叔父陈承瑢参加金田起义时，还是个年仅14岁的孩子，因作战勇敢，迭次擢拔，不到20岁就已是独当一面的大将。李秀成（1823-1864），原名李寿成，广西藤县新旺村人，出生于贫雇农家庭，与陈玉成为上下屋邻居，在家即与其相交。因舅父为村塾教师，幼时曾读过两年书，后即在各村塾做过几年帮工。“家中之苦，度日不能，度月格难，种山帮工就食”。他于太平军进军永安途经其家乡时入伍，以自己的卓越才能和忠贞品德，逐步锻炼成长为杰出的军事统帅。李世贤（1834-1865），亦为广西藤县新旺村人，秀成堂弟。天京事变后，朝臣议举大将，以其“少勇刚强”而得以选用，与陈玉成、李秀成等分路统带军队。

不久，率军游移在外的杨辅清因杨秀清平反昭雪而脱离石达开来归。天王乃改任杨辅清为中军主将。太平天国开始出现了重新振作的迹象。

三　洪仁玕与《资政新篇》

1859年（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春，洪仁玕历经艰辛，来到天京。他的适时到来，为太平天国的复苏增添了几分喜剧色彩。

洪仁玕（1822-1864），字谦益，号吉甫，广东花县人。洪秀全族弟。洪仁玕少时学习经史，屡试不第，后以教馆为业。1843年，皈依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1847年，曾随洪秀全去广州，在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处学习。金田起义爆发时，他正在广东清远县教书，接信后赶往广西，但因起义军主力转移和清军严密封锁，废然而返。1852年（太平天国壬子二年），洪仁玕辗转流亡至香港，结识瑞典巴色会教士韩山文，向其介绍了太平天国起义初期的事迹，并得其帮助。1854年（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春，洪仁玕曾设法由香港至上海，并与小刀会起义军领袖接触，但他无法使对方相信他所自我表白的与洪秀全的关系，且因上海与外界交通被堵塞，也无法突破清军的封锁前往南京，迁延至当年冬又返回香港。在港期间，他继续教书，并担任了伦敦布道会的布道师，潜心钻研基督教教义并学习了天文、历算等方面的知识。1858年6月（太平天国戊午八年五月），他再次离开香港，由陆路从广东经江西、湖北，乔装打扮，于1859年春辗转来到太平天国统治区。1859年4月22日（太平天国己未九年三月十三日），洪仁玕到达天京。天王洪秀全对洪仁玕的到来大喜过望，不到20天，即于5月11日（四月初一日）褒封其为“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让其总理朝政，从而打破了洪秀全本人自天京事变后不再设军师，也永不封王的决心。洪仁玕因自己初到，“恐将心不服，屡辞”，但洪秀全认为，洪仁玕从前“因爷哥朕名受辱者多矣”，而其“果然志同南王，历久弥坚。确乎爷爷生定家军师，板**忠臣，可为万世法”，执意“不避亲贵，特加殊封”。

同月，陈玉成因战功卓著受封英王。本年内，洪秀全又封李秀成为忠王，蒙得恩为赞王。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洪秀全又封李世贤为侍王，杨辅清为辅王，林绍璋为章王，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核心至此得以形成。洪仁玕说：受封诸王“各有奋兴之志”。李秀成也说：天王“加恩惠下，各又振作同心矣。自此一鼓之锐，振稳数年。”

洪仁玕长期脱离太平天国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没有什么行政上的才能。但作为新的朝纲领袖，他还是很快就提出了一个振兴太平天国的纲领《资政新篇》，并由天王下令镌刻颁行。

《资政新篇》从“因时制宜，审势而行”的原则出发，根据太平天国的实情和当时世界的潮流，提出了一系列革新主张。从结构上看，全篇共分“用人察失类”、“风风类”、“法法类”、“刑刑类”四个部分。

洪仁玕认为：“用人不当，适足以坏法，设法不当，适足以害人。”因此，《资政新篇》首创“用人察失类”，以收“真心实力，众志成城”的效果。后三类意在求“设法”之如何良善，即改革的具体措施：第一，“以风风之”，就是要提倡革除腐败的生活习惯和落后陈旧的风俗；第二，“以法法之”，就是实行新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第三，“以刑刑之”，就是采用新的刑法制度，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上述三类中，又以第二类“以法法之”为主。在这方面，他广泛论述了东西方各国强弱兴衰的原因和现状，并提出了29条仿效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设施的建议。概括地说，大约有如下内容：在政治方面，强调中央集权和上下沟通，设置独立的新闻官（监察官）、新闻篇（报纸）、暗柜（检举箱）等；在经济方面，提倡学习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和先进技术，全面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业，开办工厂，开发矿藏，创设银行、邮政、保险各业等；在文化和社会改革方面，提倡兴办学校、医院和慈善事业，禁止溺婴、喝酒和吸食鸦片等；在外交方面，提倡中外自由通商和开展文化交流，戒除虚骄自大、口角取胜的做法，但不准外人干涉内政，“准其为国献策，不得毁谤国法”。

可见，《资政新篇》的上述主张，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进行一些相应的上层建筑改革。而且很显然的是，在洪仁玕所构想的新国家的蓝图中，是允许贫富差别，甚至有百万富翁的存在的。他完全撇开了《天朝田亩制度》中所倡导的“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的绝对平均主义方案。在《资政新篇》的结语部分，他很含蓄地指出：“今之人心风俗，皆非古昔厚重之体，欲清去病源，既不可得，即欲峻补，其可得乎？此皆为邦大略，小弟于此类凡涉时势二字，极深思索。故于古所无者兴之，恶者禁之，是者损益之。”可见，《资政新篇》完全是着眼于现实与未来、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改革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洪秀全对本篇所提出的方案作了仔细的批示。有16处批一个“是”字；有11处批“钦定此策是也”或“此策是也”；有2处批“钦定此策杀绝妖魔行未迟”或“俟杀绝残妖后行未迟也”。唯有对其中讲到不杀人、诫杀人的两处，表示反对。洪秀全的有关批语，使我们对这位农民知识分子出身的太平天国领袖的思想有可能作进一步深入的了解。他对《资政新篇》大体上采取了肯定和赞同的态度，说明他在思想认识上也还是可以与时俱进的。

《资政新篇》的问世，甚至还受到了太平天国敌对营垒的重视。1861年（咸丰十一年）春，曾国藩的谋士赵烈文于上海得见此书，认为“其中所言，颇有见识”，“观此一书，则贼中不为无人也”。他希望“有志之士尚无忽诸”。

囿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资政新篇》的方案未能实施。但它作为中国历史上要求学习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纲领性文件，是有其重要的历史地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