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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罗马皇帝与行省（第1页）

第二章　罗马皇帝与行省

罗马征服给不列颠带来了罗马人的语言、服饰和生活方式，这从上述塔西佗的引文中已显而易见。此外，尚有另一种东西也随之进入了不列颠，它或许没那么引人瞩目，却对整个不列颠的运作起了决定性作用，这就是渗透在罗马社会各个阶层之中的庇护制。概括而言，庇护人与被庇护人之间的关系当时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一、互惠性，双方须礼尚往来、投桃报李；二、私人性，双方的关系是长久的，有别于短暂的商业交换关系；三、非对称性，双方的身份地位高低不同，有别于平等的友谊；四、自愿性，并非法律强迫。在罗马共和时期，个别豪门世家是大庇护人，他们通过层层庇护关系左右了共和时期的内政外交。进入帝制以后，皇帝垄断了政治决策、把持着所有重要职位的任命、控制着军队，他实际上成了最大的庇护人。不列颠一旦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成为罗马人称为Britannia的一个行省，它的运转首先就被笼罩在这套庇护制的阴影下。皇帝高居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他通过层层庇护关系作用于社会底层。

罗马帝国的行省分为两类，那些需要罗马军队驻守的叫“皇帝行省”

（provinciaeCaesaris），其余的叫“公共行省”（publiciae）或“罗马人民的行省”（provinani）。顾名思义，皇帝行省由皇帝直接领导，而不像公共行省那样由一位通过抽签方式选举出来的罗马官员领导。事实上，在公元3世纪末元首制结束以前，皇帝做出的决议对两类行省都适用，他对公共行省的干预尤其频繁。从克劳狄当政（公元41-54年）开始，所有的行省总督都自视为为皇帝服务。不列颠属于皇帝行省。罗马不列颠的政治史，不妨先从皇帝在不列颠的所作所为说起。

皇帝虽然名义上是不列颠行省的头头，但平常不会亲自打理不列颠的政务，而是任命一位总督前往不列颠代他行使权力。尽管如此，皇帝仍有他自己的渠道实现与不列颠的直接沟通。亲自出巡行省便是其中一种。

一般而言，由于希腊文化在罗马帝国享有优势地位，皇帝对说希腊语的东部行省的兴趣要明显高于说拉丁语的西部行省。西班牙是西部地区罗马化程度最高的行省，但在奥古斯都之后三个世纪中，在任皇帝中只有哈德良一人访问过西班牙。与之对照，从克劳狄征服到元首制结束，文献记载有五位在任的皇帝出巡过不列颠，分别是哈德良（Hadrian）、阿尔比努斯（Albinus）、塞维鲁（Severus）、卡拉卡拉（Caracalla）和盖塔（Geta）。皇帝之所以对不列颠怀有如此明显的兴趣，主要出于军事需要。作为罗马行省，不列颠的最北部从未被完全征服，在克劳狄征服后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这里素以“容易**”和“从来就没有得到过全面的平静”著称，因而需常年驻扎一支庞大的军队。皇帝亲临往往意味着事态已严重到非要他亲自过问的地步了。

哈德良精力充沛，想象力丰富，充满了对未知和无限的好奇。他是第一个用超过一半在位时间呆在罗马城以外地区的皇帝，就此而论，巡行各地堪称他革新行省管理的重要措施。他于公元117年登基，可能由于罗马官员虐待苏格兰南部的居民而激发了当地的起义，不列颠当时有过一次军事行动，而且情况几近失控。但由于罗马帝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动乱，哈德良无法抽身，他只能让总督庞培乌斯·法尔科（Q。PompeiusFalco）代为平定。一俟政局平稳，他便亲自视察西北部行省，以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发生。公元122年他抵达不列颠，带来了新总督普拉托里乌斯·奈波斯（A。PlatoriusNepos）和新军团（VIVictrix），这支军团此前驻扎在下日耳曼。罗马曾发行钱币纪念和宣传此次出巡。在这枚钱币上，哈德良向化身为女性的不列颠摇手问候，上面另有一行铭文“ADVENTVI**GBRITA;——”为了皇帝来到不列颠”。

切斯特（Deva）附近的北泰恩河里曾发现一座祭坛，上面的铭文显示它是题献给“皇帝哈德良的军纪”的。一般说来，整饬军纪是皇帝视察行省最主要的内容之一，不列颠驻有重兵，视察军队无疑是哈德良最需要进行的一项活动，不列颠这方面的史料却空白一片。不过，六年后的128年7月，哈德良视察了驻扎在今天阿尔及利亚境内的龙柏斯（Lambaesis）的军队，所发表的演讲因保留在几块碑铭上而基本幸存至今，这为我们了解皇帝的有关活动提供了极为难得的第一手材料。他对一支军团（legionIIIAugusta）的资深百夫长（primipili）说：

……[军团指挥官]本人已帮你们做了种种可能的辩解：有一个营不在，因为今年轮到它被送到总督那里去执行任务；两年前，你们抽调一个营、并从每个百人队抽出四人去增援第三军团的战友；许多前哨相隔很远，把你们分开；就我记忆所及，你们不但两次更换营垒，还新造了一些。因为这些原因，如果军团久未操练，我可以原谅，但你们却没有放弃……

铭文下面有缺失，但看得出来，哈德良对军队的状态相当满意。而军团的120名骑兵则得到热情赞美：

军事操练在一定程度上自有其原则：如果任意加减这些原则，操练变得要么没什么价值，要么太难。复杂程度越高，演习效果越不好。你们表演了所有操练中最难的——身穿胸甲（lorica）投掷标枪……我还要为你们的精神喝彩……

哈德良又视察了当地的三支辅助军。其中一支（cohorsⅡHispanorum）向他演习了建造军营，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别人要几天才能完成的，你们只一天就完成了：你们起的墙工事繁复，通常用于永久性的冬营，但你们费的时间不比起草皮土墙多多少，就后者而言，草皮被切成标准大小，便于运输和操作，铺起来也不费周折，因为草皮本来就柔软而平整。你们筑墙用的却是石头，既大又重，还不规则，要运输、搬抬和堆砌这些石头，必须留意它们的奇形怪状。你们从坚硬粗糙的沙砾中挖出一条直的壕沟，还把它弄平整了……

这支辅助军的其他表现也不错：

我的军团指挥官让你们进行这种仿佛实战的操练，为此我表扬他；你们练得非常好，我也要称赞。你们的营长科尔内尔亚努斯（uspraefectus）忠于职守，令我满意。

不过，对于这支骑兵营中的骑兵，哈德良挑出了毛病：

骑兵应当从有掩护的地方出来，追击时应小心翼翼：如果不注意自己处的位置，不能随心所欲地控制坐骑，将会落入圈套……

对于一支翼军（alaIPannoniorum）的表现，他赞叹有加：

你们一切做的井井有条：操练遍及整个练兵场；使用的标枪（hastae）虽说既短又硬，你们投起来却不失优雅，大多数人投起长矛（lanceae）来同样熟练；你们刚才和昨天的上马矫健而敏捷。如果有什么没有做到，我会注意到；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够好，我会提出来。但整个操练始终让我满意。我最杰出的军团指挥官卡图利努斯（us）对他负责的一切关怀备至，而你们的长官……[姓名缺失]看来把你们照料得很仔细。接受赏赐吧……

另一支骑兵营中的骑兵（equitumⅥagenorum）的表现则让他满意：

骑兵营中的骑兵难以给人留下美好印象，看过翼军的操练后再看尤其如此：翼军的练兵场更大；投手人数更多；向右转时队形紧凑；坎塔布连式的对抗演习队列紧密（tabrisus）；他们的好马与优质装备和其薪水是相称的。然而，你们精力充沛地完成了应当完成的，这消除了我因天热感到的不适；不仅如此，你们用投石器抛掷石头，以投射物攻击，任何时候都上马迅捷。我最杰出的军团指挥官卡图利努斯对你们的照料显而易见，你们这些他手下的人就是很好的证明……

这些铭文显示出哈德良具备丰富的军事知识。他对使用不同的材料建造军营所需的平均时间、日常练兵的要求和原则、怎样使用各种武器、如何追击敌人、不同军种之间的区别何在，都了如指掌。文献记载倾向于把哈德良表现为喜欢舞文弄墨和夸夸其谈的希腊文化爱好者，后世亦对此津津乐道。这些铭文却有助于全面认识这位皇帝，让人意识到他首先是罗马帝国的行政首脑，需要处理各种政务和军务。不仅如此，他因为具有心理洞察力，其行事就显得很有艺术。他发表演讲前充分调查过军队的历史和现状，士兵操练时更细心留意每个细节——砌墙用的石头、壕沟从何种质地的土地中挖出来、乃至非洲炎热的天气对演习效果可能造成的影响都注意到了，演讲中更不忘时时褒奖军官与士兵。这样一来，即使是个别批评也反衬出皇帝的体贴和关怀，而军队势必对皇帝愈发爱戴和忠心了。哈德良很清楚，保持军队的能征善战是抵御外敌入侵、维持行省长治久安最重要的保障。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他也是这样要求不列颠军队的。

对不列颠而言，哈德良此次出巡最深远的影响是给这里带来了一个举世闻名的建筑——哈德良长城，它西起索尔威湾（SolwayFirth），东至泰恩河口（Tyne），约118公里长、3。1米厚、4。65至6。2米高。长城全部坐落在今天英格兰境内，其西端离苏格兰南界15公里，东端离苏格兰南界110公里。作为罗马人留在不列颠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哈德良长城由不列颠的三支罗马军团于122年开始修建，大约耗时6年完成其主体。它主要由石块垒就，因此很大一部分至今仍屹立不倒，并于1987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

建造如此庞大的工程，可能源自哈德良想要建立一条永恒的人工边界的想法。他在上日耳曼、里提亚（Raetia）和阿非利加都建立过类似的边界，哈德良长城只是其中最知名、保存得最完好、被研究得最充分（因此争论也最多）的一个罢了。此类边界在帝国西部的出现，连同他在帝国东部对图拉真新近征服的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的放弃，是意味深长的。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维吉尔曾借主神朱庇特之口道出一句被频频征引的名言：“对他们[即罗马人]，我不施加任何空间或时间方面的限制，我已经给了他们无限的统治权。”这是宣扬罗马帝国初生之际那种无形帝国意识形态的最强音。然而，随着哈德良长城及其他类似建筑工事的出现，它似乎被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帝国的概念取代了。哈德良经过广泛的实地调查和深思熟虑，显然放弃了帝国的扩张传统。

这种政策上的转变直接影响到不列颠的当地居民。据公元4世纪晚期的史料，哈德良修建长城的目的是为了“隔离罗马人和野蛮人”，这其实是后见之明，因为把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全境之自由人的《安东尼谕令》（stitutioAntoniniana）迟至3世纪初才颁布，所以当时隔离的只能是野蛮人和野蛮人，即隔离的是当地的塞尔各维人（Selgovae）和不列刚提斯人（Brigantes）。不列刚提斯人的人口之多据全省之冠，其经济以畜牧业为基础，因而并不安分，哈德良登基时不列颠的骚乱就被认为是他们与北部地区的部落联手的结果。显然，在不列刚提斯人部落边界的北部建立长城，可以防止新的联合，这也是罗马一贯的“分而治之”（divideetimpera）原则的体现。然而，新边界与原有的部落边界并不一致：长城的东半部与原有的部落边界基本吻合，但西半部为了和索尔威湾的南岸衔接起来，遂向南偏，从而把不列刚提斯人西部的一块土地排除在长城以外。这就暴露出分而治之政策的一个弊端，罗马统治者想要通过这条新边界来方便罗马对不列颠的管理，但它漠视并由此而侵犯了当地人的利益。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脱节带来皇帝事先没有料到的问题，即长城破坏了畜牧群落从一个地区流向另一个地区的传统迁徙模式，必然招致相应的敌对和怨恨。这种不满很快反映在哈德良对原有计划的一个重要修正上：原来修建在长城之后的驻兵堡垒很快被改建到长城之上，此举可能是为了能对敌情做出更迅速的反应，它表明来自北方的压力越来越大。值得指出的是，这些建在长城之上的堡垒由辅助军驻守，驻兵堡垒的出现模糊了长城的职能，使学术界就长城究竟起边境控制的作用还是起军事防御的作用展开争论。现在一般认为，哈德良长城兼具这两种职能，但它并不是作战平台，不能用来防止和抵御大规模入侵，而是观察和控制人口流动的一种手段，就好比现代意义上“带刺的铁丝网”。这之后不久，长城的中段和西段也得到进一步加强。此外，正是在长城西端卡莱尔（Carlisle，罗马时期叫Luguvalium）附近的斯塔尼克斯（Stanwix）驻扎着不列颠唯一的千人骑兵团（AlaPetriana），这是不列颠所有骑兵的精华所在。这些都有力反映了罗马分而治之的政策所造成的紧张态势。

尽管扰乱了当地居民的生活，从长远看，这条边界的选择还是显示了哈德良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公元138年，哈德良死后，新皇帝安东尼·庇护为了对付来自苏格兰的喀利多尼亚人（es）而重新采取攻势，他在142年下令在哈德良长城以北约160公里处建造一条新的长城。安东尼长城大约63公里长、3米高、5米厚，历时12年建成，是建立在石基上的土墙，今天只能在部分地方依稀可见了。安东尼未能征服喀利多尼亚人，他死后新皇帝马可·奥里略很快放弃了安东尼长城，约在公元163年前后把那里的驻军全部撤回到哈德良长城，重新把这里作为抵御北方蛮族的主要防线。从此，哈德良长城成了帝国永久的边界，在罗马从不列颠撤退以前，这里一直有罗马军队驻守。

哈德良长城象征着罗马征服不列颠全岛的失败，但另一方面，长城及其驻军也代表了罗马维护行省北部边界安全的决心。有了它，来自北方的蛮族对这一地区虽时有骚扰，却很难长久滞留于附近，也无法**地骚扰内地的定居点。所以，对这些定居点内的居民而言，长城不是讨厌的障碍而是安全的防线，它给人们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坎布里亚平原（Plain）的农业定居区这一时期便有了发展。此外，可以确信的是，许多军队的出现及由此产生的需求必然刺激经济进一步发展，有些学者甚至指出，哈德良认为只有在驻扎军队的边境地区发展经济，才能从根本上确保边境的和平。总之，维持和平与良好的秩序，对定居在哈德良长城以南的居民是有利的，不管他们是罗马人，还是当地人。而4世纪那位哈德良传记作者的“后见之明”恰恰说明，长城以南的罗马人和野蛮人之间的界限到那时已不复存在，罗马化步伐在此期间得以加速。大约公元540年时，拜占庭历史学家普洛科皮乌斯留下了古典作家对不列颠岛（他错写为“Brittia”）的最后记述，其中提到“长长的一道城墙”，城墙的两边截然不同，一边空气清新、水土丰沃，和其他有人居住的地方没什么两样，但另一边却被毒蛇和野兽占据，“而最奇怪的是，据居民们说，如果任何人越过这道墙到另一面去，他就会立刻送命，因为他根本无法忍受那一地区有毒的空气”。这段话令人惊异之处在于，在罗马从不列颠撤退不到150年的时间内，不列颠对于东罗马帝国文化精英来说已经变得非常陌生和遥远了，他们剩下的唯一记忆就是横跨在岛上的哈德良长城。

“有毒的空气”形象地暗示出，来自北方的威胁始终存在。公元180年，不知名的一些部落闯过哈德良长城，重创了罗马军队。长城附近科布里奇（Coria）一位辅助军军官曾立碑还愿，感谢一位强大的神灵帮助他歼灭了一些叫“考里奥诺托塔人”（ototae）的武装袭击，这些人应该就是在这一时期越过哈德良长城的。“考里奥诺托塔”之名不见于任何文献记载，有学者从语言学角度指出，这可能就是盖尔语“皮克特人”（Picts）的最早的拉丁语转写形式。如果此说成立，这块碑铭就是皮克特人入侵英格兰的最早证据。

随着安东尼王朝的末帝康茂德于192年被弑，不列颠本地罗马人与北方蛮族的冲突开始和帝国范围内对最高权力的争夺纠缠在一起。

当时的不列颠总督阿尔比努斯和大陆上的潘诺尼亚总督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叙利亚总督尼格尔（Pesiger）都有意问鼎最高权力。塞维鲁在这三人中最工心计，他出于权宜之计，授予阿尔比努斯“凯撒”的头衔（意味着有皇位继承权），轻信的阿尔比努斯以为就此可以坐享皇权，直至尼格尔被除、自己又险遭塞维鲁手下人的暗杀之后才幡然醒悟。但此时双方军事力量悬殊，为了能和塞维鲁抗衡，阿尔比努斯在前往高卢决一死战前尽其所能，调走了不列颠可供调配的全体兵卒，特别是驻扎在哈德良长城附近的兵力。因此，塞维鲁虽然在197年成为内战的最后胜利者，但他派往不列颠进行平定工作的总督维里乌斯·卢普斯（ViriusLupus）发现，喀利多尼亚人破坏了与罗马订立的和约，正伙同住在安东尼长城以外的米阿塔人（Maeatae）入侵行省，而且其态势之严重已到了必须花钱购买和平的地步。

随后的重建工作困难重重，直到公元205年或以后才在新任总督阿尔芬努斯·塞奈奇奥（L。AlfenusSenecio）的指导下进展到哈德良长城附近，但依然举步维艰。塞奈奇奥不得不写信告诉塞维鲁：“野蛮人正在闹事，他们**乡野，掳掠成性，造成遍地疮痍。”他建议派兵增援或皇帝亲临现场。而塞维鲁此时正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卡拉卡拉和盖塔——沉湎于罗马的奢靡生活而忧心忡忡，且有心重振松弛的军纪。于是在公元208年，塞维鲁不顾年迈体衰和患有通风，偕同两个儿子出现在不列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