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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第1页）

第三章　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

“光荣革命”以后君主的权力日渐衰落，尤其是汉诺威王朝早期君主几乎不理朝政，王权更加旁落。但1760年乔治三世（GeeⅢ，1760-1820年在位）继位后，衰落的王权回光返照，君主利用封官晋爵的手段以及王室恩宠，组建“国王之友”（King'sFriends）政府，希图实行君主的个人统治。乔治三世的做法逆转了“光荣革命”以来的政治发展潮流，而在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后，战场上的失败引发了国内危机，“国王之友”政府垮台，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也宣告结束。

乔治三世在英国本土出生，亲眼目睹了王权的旁落。在他看来，祖父乔治二世麾下的大臣都是“毫不领情的、背信弃义的、腐败透顶的”，因此，在1751年被确定为法定的王位继承人后，他便决心将“净化政治作为自己的特殊使命”。乔治三世的母亲是来自德意志小邦萨克斯戈萨（Saxe-Gotha）的奥古斯塔公主（Pria），她对辉格党把持政务表示不满，希望儿子长大后改变现状，恢复君主的权威。她曾说：“乔治，做一个真正的国王！”然而乔治三世的私人教师、苏格兰贵族约翰·布特（JohnBute）对他的影响更大，乔治三世视其为“最亲密的朋友”、“行为的楷模”及“钟爱的导师”。在布特的教导及熏陶下，乔治三世认为祖父乔治二世“遇事推诿”、“不配做一位英国君主”，对日益腐化的辉格党寡头非常痛恨，而将如日中天的威廉·皮特视作“心肠最黑的人”及“草丛中真正的毒蛇”。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来乔治三世对辉格党的清洗。同时，布特还不断向乔治三世灌输这样的理念，即他是英国人，应以英国本土利益为重。乔治三世声称：“我在这个国家出生并长大成人，我为自己的不列颠人名分而感到自豪。”不像前两个乔治国王，乔治三世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而不是德意志人，因此他关注英国政治、涉足英国国务就成为必然。

为了强化王权，超越政党政治，首先就要有根据自己意愿任命大臣的权力，乔治三世认为：“首相不应该成为权力的源泉，而仅仅是一个下属集团的领头者；首相应成为君主的代言人，而非像沃尔波尔和皮特那样成为国家政策的独裁者。”正因为有这种想法，乔治三世继位后迅速摧毁辉格党力量，试图建立个人的统治。18世纪上半叶的王政复兴思潮也为乔治三世复兴王权提供了话语基础。当时，一些失势的保王党和托利党贵族发表言论或著书立说，对辉格党专权表示不满，希望借助君主的力量来改变这种局面。比如在40年代，大卫·休谟（DavidHume）就为“光荣革命”后君权的旁落表示担忧，认为议会权力的上升会造成英国宪政的失衡，他认为必须限制议会权力：“议会下院不要去扩张自己的权力，因为这种权力的篡夺与大多数人的利益背道而驰。君主手中掌握着任命官职的大权，而在忠诚的、对此无兴趣的议会两院的支持下，君主可以从总体上发号施令，这样至少能够避免古老宪政处于危险之中。”托利党贵族博林布鲁克的“爱国君主论”与休谟遥相呼应，在博林布鲁克看来，“不依赖任何党派、而是作为万民之父来进行统治”，是“爱国君主”的重要特征；他说“党派是一种政治罪恶，派系斗争是所有党派最坏的特征”。因此，“为捍卫宪政，君主不应该组建或扶持政党”，“君主不能为了统治臣民而使得自己成为某一党派的首领，而是应该为了统治，更确切地说为了征服所有党派，而成为所有臣民的首脑”。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Blae）则从“宪政平衡”角度阐述王权的重要性，他强调：“君主是议会的一部分，这也是其正当地享有立法权的理由。我国宪法所赋予君主的‘否决权’绝不能遭到侵蚀，而应得到充分尊重”；他还指出：“‘享有部分立法权的君主’，在议会两院间充当着‘唯一的行政执法者’角色，这有利于维护英国宪政的稳定，推动英国宪政朝促进英国公众自由和福祉的正确路径迈进”。这些言论显然为乔治三世复兴王权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法理依据。

继位之初，年轻的乔治三世雄心勃勃，在净化政治、复兴王权思想的驱使下，他一心想摧毁辉格党的统治，在超越党派的基础上组建一个效忠于君主的“国王之友”政府。此时，乔治所面临的是辉格党两大派——皮特派与纽卡斯尔派联合控制的内阁，当时英国正卷入与法国争霸的七年战争，政局稳定尤为重要。乔治三世为此并没有贸然换阁，而是采取步步为营、各个击破的政策来摧毁辉格党的优势局面。1761年3月，乔治三世任命布特为国务大臣，与皮特在内阁中共同处理外交事务。此时，内阁中的辉格党在战争政策上出现了分裂：财政大臣纽卡斯尔继承沃尔波尔的衣钵，主张推行和平外交；国务大臣皮特则致力于通过战争来开拓英国的海外市场。布特入阁后，明确宣布自己的反战立场，认为战争是“血腥的、靡费的”，应该尽快结束战争。这样，由于在反战问题上布特与纽卡斯尔联合，致使皮特的战争政策在内阁中失败，孤立无援的皮特最终于10月5日辞职。

布特势力急剧增强，纽卡斯尔的地位也岌岌可危。尽管二人都主张结束战争，但在结束战争的时机问题上两人分歧明显。乔治三世站在布特一边，内阁中多数成员为讨好君主于是也支持布特。1762年5月，受到排挤的纽卡斯尔辞去财政大臣之职，布特接替他成为内阁首相。这标志着辉格党的优势开始终结，从表面上看，“皮特与纽卡斯尔的辞职并非因君主解除其职务，而是因为他们与内阁同僚之间的分歧所致”，但事实上，乔治三世对于布特的支持以及对内阁事务的干预是辉格党两巨头政治命运陨落的原因。

布特内阁的建立是乔治三世确立个人统治的第一步，随后，乔治三世和布特利用权势大力清洗政府中的辉格党人，同时用册封贵族、任命官职等手段来控制议会。皮特、纽卡斯尔辞职后，内阁中的辉格党贵族罗金汉侯爵（Marquisham）、格拉夫顿公爵（DukeofGrafton）不久后也被解除了职务。内阁中仅存的少数辉格党人多属见风使舵者，他们“在思想上朝着‘国王之友’派转化”。改组后的内阁中多为忠于君主且无党派身份的贵族，还有一些是主张强化王权的托利党贵族。由此，辉格党控制内阁的局面宣告结束，乔治三世对辉格党势力的打击被后人讥讽为“对佩勒姆派无辜者的屠杀”（MassaiteIs）。通过改变内阁大臣，乔治三世成功地控制了内阁事务。

为了控制议会两院，乔治三世将贵族册封权和官职任命权用至极致。1760年时英国上院有174名贵族，乔治三世继位后不断将自己的亲信册封为贵族，在60年代册封42名贵族，70年代又册封33名贵族。这些贵族进入上院后造成上院人数剧增，辉格党控制上院的局面也被打破了。官职任命是君主的特权之一，在辉格党占优势的年代，这一特权实际上被首相所利用，君主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乔治三世则将官职任命权收归己有，根据个人喜好来任命官员，并以此收买议员，在下院培植忠君势力。这样，通过对政府及议会两院的控制，乔治三世成功地复兴了王权，初步确立起个人统治。

在与法国的停战谈判及和约签订的过程中，布特展现出一定的外交才能，但在内政问题上则明显缺乏政治才干。长期的战争使国家不堪重负，为弥补财政亏空，布特不断开征新税，由此引发各界不满。当布特开征“苹果酒税”（CiderTax）时，全国性抗议浪潮达到顶峰，不满的群众“攻击他的马车，将其雕像送上绞架，砸碎其府邸窗户，并将其编入色情歌曲四处吟唱”。议会中的辉格党也开始反击，抨击政府的税收政策。1763年4月布特被迫辞去首相职务，但仍在幕后发挥作用。

布特政府的垮台是乔治三世确立个人统治的一次挫败，其垮台的根本原因在于遭遇来自议会内外的辉格党集团的强大压力。这使乔治三世认识到，内阁首相必须有丰富的政治经验，而且要得到议会的支持，因此，必须到辉格党各派中去寻找盟友。在首相人选问题上，乔治三世表示将抛弃党派偏见，支持那些愿意根据君主意愿行事的人出任首相。在1763-1766年间，乔治三世先后遴选辉格党贵族乔治·格伦维尔（Gerenville）和罗金汉担任首相。格伦维尔有丰富的从政经验，曾在布特内阁中担任国务大臣，并支持布特的税收政策，尽管被皮特冠之以“温柔的牧羊人”（Gentleshepherd）的绰号，却赢得了乔治三世的信任。格伦维尔组阁后也向乔治三世表示忠诚：“为捍卫我国的宪法，为使王权免遭任何不适当的、不被认可的力量之侵袭”，他将衷心履行“陛下所赋予的使命”。不过，格伦维尔内阁同样面临内外交困局面。内政方面，1763年，激进派议员约翰·威尔克斯（JohnWilkes）借助《苏格兰人报》（NorthBriton）攻击王权及“国王之友”政府，其后有辉格党人推波助澜，引起了全国性的抗议浪潮。外交方面，为应对战争带来的财政亏空及国债增长，政府准备向北美殖民地征税，先后出台1763年的《糖税法》（SugarAct）与1764年的《印花税法》（StampAct），由此引发了殖民地的抗议浪潮。议会中的皮特、纽卡斯尔、罗金汉等反对派迅速活跃起来，最终促成了格伦维尔政府垮台。1765年7月，辉格党内最大派别——纽卡斯尔派的新领导人罗金汉奉命组阁。

为扩大政权基础，罗金汉邀请皮特入阁，但皮特因不愿在内阁中处于从属地位而拒绝入阁。罗金汉对北美殖民地采取怀柔政策，废除了《印花税法》，但这一举措引起政府分裂：国务大臣格拉夫顿等辞职，下院有超过50名议员投反对票。乔治三世意识到罗金汉派力量薄弱，“无法建立一个稳定而有效的政府”，于是被迫与皮特派进行“组建新一届政府的谈判”。1766年7月，他与皮特达成组阁协议，随即解散罗金汉政府。

激烈的党派纷争造成内阁的频繁更替，人们开始对国家的政治前景表示忧虑，许多人希望看到一个强有力的稳定政府。议会中的后座议员以及政府中的低级官员对政局进行热烈讨论，认为组建稳定而有效政府的关键，在于君主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君主应该享有自由选择内阁成员的权力，并且不应将国务的处理权无条件交到某一党派领导人手中”。显然，与乔治三世一样，他们对党派充满厌恶，认为党派将集团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是制造分裂或混乱的源泉。因此，他们支持任何能够带来持久性和稳定性的政府。由于这些人反对政党政治、拥护君主权威，以“忠君”作为投票或处事的原则，因此被历史学家称为“国王之友”。

“国王之友”包括议会下院的一些后座议员，他们是“彼此独立、互无关联”的地方乡绅，他们不依附于某一领袖或集团。用20世纪历史学家纳米尔（Namier）的话来说：“他们所持有的关于议会责任的概念与我们截然不同：这些人并不认为组建政府是议会的职责——对他们而言，政府是属于君主的。”“国王之友”还包括政府中一些低级事务性官员，他们在政治取向上往往不偏向任何政党，希望借助王权的支持确保自己的稳定职位。“乔治三世也非常欣赏这些勤恳而忠诚的官员，因为在党派领导者进行激烈争辩时，恰恰是这些下层官吏在实实在在地操持政府事务。”

客观而言，“国王之友”派无疑被后来的史学家夸大了，事实上，“国王之友”只是一批与“党人”相对的“忠君爱国者”或“非党派人士”，他们从来就未能组织成一股政治势力，更没有形成大家都能接受的公认领导人。因此，尽管在乔治三世统治前期的历届政府中都不乏“国王之友”的身影，但单纯的“国王之友”政府却一直到18世纪70年代才建立。

乔治三世请皮特组阁，想结束内阁分裂的局面。皮特的党派观念比较淡薄，他希望建立一个“‘超党’政府，以拯救国家于内部溃烂引起的危难之中”。在组阁时，皮特不依据政治原则，不考虑党派背景，而仅看个人能力以及是否忠于君主。这样，皮特内阁事实上变成了涵盖不同政治观点者的奇怪的混合体，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将其描述为“一个大拼盘，就像一条用不同花色石块镶嵌而又未黏合起来的路——爱国者和溜须拍马者，国王之友和共和主义，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什么人都有”。这种大杂烩的内部分裂可想而知。由于无法弥合分裂，加之健康状况恶化，皮特从1767年3月起就回到巴斯的寓所休养，很少参加内阁会议，几乎退出了政治舞台。此时，国库大臣查尔斯·汤森德（CharlesTownsend）未与皮特及内阁同僚协商，就向议会提出《进口税法》（ImportDutiesAct），要对进入北美殖民地的商品征收进口税，导致了内阁的公开分裂。约翰·罗素·贝德福德（JohnRussellBedford）派坚决支持法案，认为对殖民地征税合情合理；格拉夫顿派及谢尔本（Shelburne）派同情殖民地，坚决反对征税。政府内部的分裂促使皮特于1768年10月辞职，格拉夫顿奉命上台组阁。

格拉夫顿内阁只是一个过渡政府。此时威尔克斯事件持续发酵，在1768年大选中威尔克斯又活跃起来，他多次当选议员，但因其反君主及反政府的言论而多次被逐出下院，并被判处罚款和监禁。公众大力声援威尔克斯，大规模的抗议浪潮席卷全国。在如何处理威尔克斯的问题上政府陷于严重的内部分裂，并由于皮特的插手而加剧了分裂。皮特在上院的演说中大力支持威尔克斯，指责政府滥用权力，侵害公民自由。皮特指出：“根据大宪章及权利法案，任何公民的自由权都不得被随意剥夺”，“无限制的权力易于腐蚀当权者”，“法律终止之处，亦即专制开始之时”。不愿身背恶名的格拉夫顿于1770年1月辞职。

这样，在乔治三世统治的前十年间，他虽然一直追求建立稳定而持久的忠君政府，但其目标无从实现，每一届政府都是“短命政府”，直到18世纪70年代初，才最终建立了以诺斯勋爵（LordNorth）为首的“国王之友”政府。

诺斯勋爵出身于贵族世家，1759年起进入政府。他有很强的个人亲和力，有处理经济事务的才能，并且有杰出的辩驳能力，其政治对手埃德蒙·伯克都称他是“一个令人钦佩的人，知识渊博，领悟能力强，善于处理各种政务”。尽管诺斯在政治上倾向于托利党，但他事实上是“国王之友”派。诺斯脾性温和，尊重王权，强调王权在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因此得到“国王之友”的支持。正是因为这一点使诺斯赢得了乔治三世的信任，并奉命组阁。有史家指出：“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始于诺斯勋爵被任命为首相”，而诺斯内阁也被看作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王之友”政府。

乔治三世给予诺斯政府以最大支持，他甚至将君主的官职任命权交给诺斯支配，官员的任命多数是他与诺斯商议的结果。诺斯也清楚其政权依赖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君主才是真正的首相”。于是，在诺斯当政的十余年间，乔治三世与诺斯结成了坚实的同盟，其中，君主利用个人影响力和王室特权力挺首相，而首相及其领导的内阁也以贯彻君主意志为己任。1771年的《王室婚姻法》（ReAct）就体现了这一点。当时，王室成员格拉斯特公爵（DukeofGlouster）和坎伯兰公爵与平民通婚，引起君主震怒。乔治遂授意诺斯向下院提交一份议案，强调王室成员的婚姻必须得到君主的同意。尽管议案在下院及内阁遭到激烈反对，但诺斯仍利用其影响力而操纵议会通过了该议案。这一事件成为反对派打击内阁的活靶子。

诺斯领导的“国王之友”政府维持了12年之久，在最初的五年中它推行缓和政策，因此地位比较稳固。在政治方面，政府释放监禁中的威尔克斯；1774年威尔克斯再次当选议员进入下院，平息了一些激进派的不满。在经济方面，政府推行财政平衡政策，贵族乡绅所关心的土地税保持不变，而对奢侈品开征新税，以逐步缩减高额的国债。在外交方面，执行对欧洲的不干涉政策，并缓和与北美殖民地的关系，废除《进口税法》，仅保留象征性的茶税，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舒缓了北美局势。于是，一直到1774年，“无论在内阁还是在议会下院，诺斯勋爵都确立起无可动摇的地位”。

但18世纪70年代中后期，北美独立浪潮汹涌澎湃，其引发的战争造成国内政治危机，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诺斯勋爵无力应对这种困局，“他甚至懒于自己做决断，而是一味依据君主的旨意行事，结果酿成了悲剧”。诺斯政府的垮台标志着乔治三世个人统治的终结，事实上，乔治三世加强君权、控制政府和削弱议会的做法违背了“光荣革命”以后英国的历史潮流，因此遭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和反对，各种力量最终汇合起来，借美国独立之助，在18世纪80年代摧毁了乔治三世的个人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