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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思想文化 第一章 文学（第1页）

第六篇　思想文化第一章　文学

18世纪早期，英国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扩展到中等阶级与女性。如果说，16-17世纪英国文学建立在贵族庇护的基础上，现在则让位于出版商对文学的培育，这是现代文学的真正开始。通过图书贸易、期刊、沙龙、图书馆等手段，文学消费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虽然此时多数人尚不能阅读，但文学不再仅仅是教会、专家和乡绅的事。18世纪是新古典主义时期，这个世纪中期以后，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Pope）、乔纳森·斯威夫特（JohnathanSwift）、塞缪尔·约翰逊等人作品中的“理智”主题，开始受到托马斯·格雷、约翰·沃尔波尔等人作品中“情感”因素的补充，浪漫主义因素开始出现。18世纪是小说兴起的世纪，从世纪中期开始，塞缪尔·理查逊、亨利·菲尔丁和劳伦斯·斯特恩带来了小说的繁荣。不过在这个世纪后期，英国文学中的非小说体裁仍旧繁荣，散文被塞缪尔·约翰逊、爱德华·吉本、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Boswell）推向新的高度，戏剧在理查德·布林斯莱·谢立丹那里得到发展，诗歌的特点是回到个人生活。

与17世纪的冲突和动**相比，18世纪的英国文学充满乐观，表现出相信进步和相信人的完善的特色，这与启蒙运动的总趋势相一致。许多人觉得他们生活在类似罗马帝国奥古斯都时期的黄金时代，因而在英国文学史上，18世纪前期又称奥古斯都文学时期，古希腊、罗马作品是文学家们模仿的榜样。这个时期也称为新古典主义时期，因为在欧洲大陆，温克尔曼等人的古典文化研究再次形成了热潮。

18世纪是一个阅读的世纪，至少从世纪中期起，各个阶层的读者和各种读物都很丰富。男人和女人，乡绅和商贾，专业人士和城市文员都在阅读各式读物。从科学论文、历史书籍到旅游指南，从笑话、戏剧、广告到小说和诗集，人们为知识、消遣、获利，同时也为道德的进步而阅读，阅读成为美德。“在18世纪，印刷商、出版商、书商、作家、读者和批评家们一道将文学从符合精英阶层和赋闲乡绅口味的享受，变成无所不在的消费产品。”在世纪之初，文学是一种风格与技巧，到了世纪之末，文学成为生产品，是文化人的活动或职业。在16-17世纪，艺术家是一群被庇护的人，除了创作属于通俗文学的戏剧，艺术家是为庇护者服务的。18世纪，文学家第一次成为靠“卖文”为生的人，笛福和蒲柏是两个例子。笛福一生写作560本书（其中260本是政论），为20多家杂志撰稿。蒲柏是《荷马史诗》的译者，30岁以后，他光凭两部诗的稿酬便可衣食无忧。

与宫廷文化的衰落同步而行的，是俱乐部、咖啡馆、尤其是报刊的兴起。商业社会的出现、书报审查的取消、对社会问题的兴趣和出版业的繁荣都推动了报刊文学的发展。《旁观者》（TheSpectator）每期有6万读者，文章许多出自虚构的作者“旁观者先生”，他的文章优雅而充满常识，对政治、道德、文化、礼仪、金融、国际事务等等都有涉及。这份报刊的宗旨是提升公众的文明程度，用创办人艾狄生的话来说，就是“要使教育有趣，消遣有用”，“用才智活跃道德，用道德陶冶才智”。其他主要的报刊，有1692年创办的《绅士杂志（TheGentleman'sMagazine）、《伦敦杂志》（TheLondonMagazine），1703年笛福创办的《评论》（Review），1710年斯威夫特创办的《考察者》（TheExaminer），1739-1740年期间菲尔丁的《战士》（TheGuard），1756-1763年斯摩莱特的《批评》（TheCriticalReview），1750-1752年约翰逊的《漫游者》（TheRambler）以及未名作者1658-1760年的《环球纪事》（TheUniversalicle）。18世纪的许多报刊深深卷入社会与文化辩论中，许多作家把杂志当作表达思想的工具，报刊本身也带上强烈的党派特性，不少作家为此还官司缠身，如笛福在成为小说家之前做过几家杂志的编辑，不止一次因为诽谤罪入狱。

18世纪文学的关键词是启蒙、讽刺及新古典主义。从哲学倾向看，英国启蒙运动只属于怀疑论而非无神论，但以理性为指导改善人类的生活，这种理性仍旧存在于英国文化中。在18世纪的英国，“理智”作为理性的对等物概括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它包括实用理性、辨识好坏的能力与常识感。从托马斯·理德的《常识》，到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再到休谟的《自然宗教对话录》等，对理性的赞颂贯穿于不同种类的作品中。

启蒙运动的工具是写作，散文是其核心的表现方式。马修·阿诺德称18世纪为“散文的时代”：“小说家比诗人的风头更盛，中世纪的作家里面没人能比理查逊和菲尔丁更受欢迎和爱戴。”笛福描绘了18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为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既务实又充满张力的散文语言。笛福之后，叙事散文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亨利·菲尔丁力求语言准确并加强对修辞的使用。到18世纪后半叶，散文体裁变得多种多样，除报刊文学之外，日常作品，像书信、日记或游记等，以亲切熟稔的口吻博得读者青睐。也有思想性极强的论文，涉及经济、政治和美学等领域，休谟和贝克莱是哲学类的代表，亚当·斯密则代表着政治经济学的成熟。其他的散文样式包括人物传记（包括自传）和历史著作，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博斯韦尔的《约翰逊传》都是代表性作品。约翰逊的《英国诗人传》以熟练运用对仗句和圆周句把英国散文推至一个新的高峰。虽然18世纪末期这种风格变得生硬、刻板、充满书卷气，但英国散文的发展趋势说明，“整个社会日渐文明化，……人们学会了坐下来讲道理，用理性的精神来对待不同的意见”。

讽刺文学兴盛，与启蒙运动的理想有关联，也与贺拉斯、尤文纳里斯等古罗马文学家的作品被广泛阅读有关。“新古典主义认为诗人是人类行为和整个世界各种代表性意象的制造者，而他制造生命意象的目的是为了教育读者。为了有效地教育，他必须以他技艺所达的一切语言、韵律和修辞来修饰文章以飨读者。这个对诗人本质的认识决定了新古典主义的说教性、讽刺性、仿效性和有序性。"18世纪的主要作家都是讽刺大师，政治现实、日常生活和人类本性中的邪恶、愚蠢和弱点等等，都是讽刺的对象。在讽刺文学中，反语、挖苦是主要工具，夸张、取笑、对比、双关也是常用的工具。18世纪前半期又是新古典主义在欧洲兴盛的时期，它与托马斯·莫尔那一代的古典主义有区别。按照新古典主义，希腊和罗马的技巧与精神是文学的最高理想，荷马、维吉尔、奥维德和贺拉斯的作品因此重新流行，而同时期法国的经典作品也被认为是模仿的范本。艺术家崇尚秩序、理性、逻辑与精确，避免情绪；文学是提升人性、改善社会生活的工具。文学家为文学创作设立了规矩，比如散文要追求准确、直接、平实，诗歌要追求抑扬格五音步、押韵、史诗风格与教化，戏剧要遵守三一律，即时间、地点、行为，要符合英雄体，努力发展悦人耳目的表现形式，并借此教育和规范读者。

18世纪英国文学的主流是新古典主义，它是与蒲柏、斯威夫特、艾狄生、约翰逊联系在一起的，这四个人几乎跨越整个18世纪，是英国新古典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在文化领域影响很大，属于文坛领袖。

亚历山大·蒲柏是18世纪前期最知名的诗人，也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的天主教背景和身体残疾影响了他的学习机会，他便通过自学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学术成就。蒲柏与同时代作家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不卷入政治派别，与辉格党和托利党作家都有联系。1714年他与朋友创立一个文学俱乐部，着力推广真诚灵活的文字风格。蒲柏的作品继承了古典传统，他早期受弥尔顿和德莱顿的影响，追求崇高的意境、诗的意象、语言的纯洁及词句优美。他凭借英雄双行体（heroiccouplet）、荷马史诗翻译以及讽刺散文，成为18世纪前期最知名的英国作家。他通过自己的诗作和文学批评来建立英语的诗歌规范，提倡精确，强调格律。《温莎森林》（Wi，1713），将英国的过去与未来、风景与贸易写在诗歌中；长诗《论批评》（AnEssayonCriticism，1711匿名发表）用英雄双行体写成，强调常识与文雅，是对那个时代关于诗歌的讨论的一个回应。在这部说教性质的诗作中，诗人概括了文学评论的完整历史，批评当时学界的文风，呼吁作家学习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以简朴的文字表达深刻的思想。艾狄生称这部作品“集合了关于文学和批评主题最深刻和最受肯定的观察”，“蒲柏在此诗中没有刻意求新，而只希望以最为读者喜闻乐见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达方式给现代诗人揭示被普遍认可的道理”。蒲柏的结论是：古典作家的诗歌规则是符合诗歌本性的，诗的规则和宗教道德规则一样，是自然规律的反映，他认为理想的批评家因其作品中的道德意味，而成为理想本身。在阐述作者道德理想的《论人》（AnEssayonMan，1733-1734）中，他仍然用英雄双行体写作，其核心内容是18世纪的天意观念。蒲柏辩称：不管宇宙看起来多么不完善、不可预测，但它按照自然法起作用，因为有自然法存在，宇宙成为上帝的作品；自然中充满偶然因素，但它是被事先安排好的，上帝是这些安排的创造者；在自然中，人不可能是中心，上帝才是，人通过信仰体会宇宙秩序，也满足于这种秩序，这就是得救。

《夺发记》（TheRapeoftheLock，1712年初版）是采用英雄体写成的滑稽剧，蒲柏用史诗的笔法叙述两个家庭因为偷剪头发而展开大战，闺房、梳妆台、咖啡桌之间的战斗被写得像伊利亚特的战场。这部诗体现了诗人的讽刺技巧。他的后期作品《致奥古斯都》（ToAugustus，1737）模仿贺拉斯的笔法，对乔叟以后直到他那个时代的英国诗人特别是当代文人逐一评点，再次表现了他的讽刺天赋。在《群愚史诗》中（TheDunciad，1728-1743），他对各种人物的讥讽、攻击发挥到淋漓尽致，他对世风，对压迫与自大，对市侩和自己的竞争对手，都极尽讽刺之能事。

在19世纪，蒲柏的作品受到了不少批评，有些评论家认为他是散文家而不是诗人，因为他的诗歌饱含智慧，结构规范，是一板一眼的散文体，唯独缺少想象力。布莱克用“典雅的形式主义”来概括他。不过蒲柏的文坛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在他笔下，英雄双行体被发挥到极致。到20世纪，由于反浪漫主义兴起，不少评论家把蒲柏誉为地位仅次于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作家，18世纪初被称为“蒲柏时代”。

18世纪早期的第二位讽刺大师是斯威夫特。他出生于都柏林，父母是来自英格兰的移民，在爱尔兰接受教育。他对英国的统治不满，向往爱尔兰的独立。生活的坎坷和丰富的人生经历使他对所处国家和社会洞察入微。他对个人与民族的挫折都很敏感，“他的著作具有模棱两可的特征，对于对抗怀有苦涩的喜爱，对不同观点、形象和前景给予调侃，而且紧扣着当时不列颠和爱尔兰极富争议的政治、宗教和民族问题”。观念的冲突在他身上反映强烈。这似乎是典型的现代问题——更多体现的是问题而不是答案；没有答案的感受使他对所有的答案都持有距离且抱有适当的讽刺态度。例如，他既是“光荣革命”的自由原则的倡导者，又赞成国教会的至上地位；既受那个时代启蒙思想的影响，也对爱尔兰的独立持民族主义的立场。他对于人性的理解很透彻，承认人性中无可避免的瑕疵。由于与许多著名的政治家结交，斯威夫特批判政治界的阴谋、罪恶和腐败，而在爱尔兰的牧师工作又帮助他了解了学术界的腐败。他甚至号召爱尔兰人民抵制英国新币的发行，因为这一政策导致爱尔兰急剧的货币贬值。

斯威夫特的作品机智而幽默，滑稽是其主调。《书之战》（BattleoftheBooks，1704）全名是《关于上星期五发生在圣詹姆士图书馆中古代书与现代书之间战斗的真实记述》（AFullaoftheBattleFoughtLastFriday，BetweeandtheModernBooksinStJames'sLibrary），以嘲笑的口吻再现当时沙龙和学院派关于古典文学与本国文学的争论。各派混战产生了喜剧效果：亚里士多德瞄准培根，却射中了笛卡儿，这种带有荒诞特征的讽刺文学体现了拉伯雷的影响。《关于使爱尔兰的穷人孩子如何避免成为父母或国家的负担并使他们对公众有益的一个小小建议》（AModestProposal，1729）中，这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把爱尔兰孩子做成食品吃掉，而整个作品是对这个建议的类似于实验报告的论证，不时运用逻辑论证和数学公式。当时的爱尔兰已经成为英国的属国，政治上受控制，经济上受盘剥，在此背景下斯威夫特写出此文，表面上是冷静献策，还要引用科学分析和数字考证，但字里行间渗透着尖刻的讥讽，文中许多词句令人毛骨悚然，而语气却异常平静。比如他说：“一个孩子够做两个菜，用来招待朋友。当家人自己吃饭时，前腿或后臀就够吃一顿了。如果抹了点胡椒和盐，第四天煮了吃，是冬天的美味。”

斯威夫特的代表作是《格利佛游记》（Guliver'sTravels，1726），将讽刺与叙述结合在一起。主人公格利佛受过良好的教育，先后做过医生和船长，他平庸但自我感觉良好。小说在形式上继承游历小说的特征，分四卷叙述主人公的所见所闻。通过小人国，他想体现“小人”们的卑微与欧洲人相似；在巨人国，他借国王之口抨击英国现状。在第三卷，格利佛目睹了斯特人的痛苦，随后便对永生失去了兴趣，这一卷叙述的是精神变态，正如前两卷叙述的是身体变态。第四卷讲述人形动物的贤马国，贤马人是有理性、有道德的生物，像18世纪的英国人那样文雅但没有**；格利佛想做一个名誉贤马人，但没有成功，结果回到英格兰后就神经错乱了——他喜欢呆在马厩里，只觉得马能理解他。这部小说揭露了当时英国制度的种种弊端，是斯威夫特对英国政界腐败、学界虚无荒谬的控诉和攻击。作品更通过格列佛这个人物直接讽刺了人性本身，“这本书在18世纪初期的英国文坛上，上至学者下至学生，风靡一时。不夸张的说，一个人在接受教育时没有读过这本书，那将是一个重大的缺憾”。

斯威夫特是讽刺大师，但他的讽刺隐藏在平静严肃的面具下。18世纪是理性主义时代，蒲柏说“存在即合理”，但斯威夫特也看到不合理的存在，并对这种不合理深表愤慨。他的语言简练无华，没有复杂的句式，永远能用准确的字词来表达思想。他自己说：他能“在合适的地方用合适的词”，难得的是，他的散文“一方面谁也不能比他写得更文雅；另一方面，字里行间又有一份道德感……文雅是他同时的许多散文作家共同追求的目标，但是炽热的感情和奔放的想象力却是他独有的，正是这一点使他更加靠近我们后来人”。

艾狄生（JosephAddison）是英国18世纪前期第三个重要作家，他是报刊小品文（periodi）的写作大师。艾狄生的父亲是一位博学的牧师，他本人曾在著名的私立中学查特豪斯（CharterhouseSchool）就读，后进入牛津大学。从牛津大学毕业后他游历欧洲，于1704年发表诗歌《阵营》（The），歌颂英国在布伦海姆的胜利。这首诗风靡全国，从那时开始艾狄生就在政界站稳了脚跟，一度担任国务大臣。艾狄生与斯威夫特、斯梯尔等作家都有交往，1709-1711年他主持发行《闲谈者》，1711-1712年他与斯梯尔合作出版了《旁观者》。

报刊文学始于英国内战前后，复辟时期一度因出版审查法而陷于停顿，1695年随出版审查制度被取消而再度复兴，并成为18世纪最重要的文体之一。蒲柏和斯威夫特都是上述两个杂志的长期撰稿人，两份杂志都以揭露生活中的丑恶、虚伪为己任，提倡文雅、真诚与简洁的文风，主要作者是化名为“闲谈者”和“旁观者俱乐部”的人，内容是叙述见闻、评论时事。“旁观者俱乐部”包括假想中的商人、军人、市民、乡绅等等，其叙述和评论的事大多发生在想象中的咖啡馆。《旁观者》刊登的文章包括社论和作品评论，受到中等阶级的欢迎，它不仅在伦敦流行，名声甚至远播至苏格兰和美洲殖民地。艾狄生在《旁观者》第10期中写道：“据说是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堂带到人间；如果以后人们说是我把哲学从学院图书馆带到俱乐部和集会场，带到茶桌上和咖啡馆，我就满足了。”报刊文学作家用日常谈话的语气表达他们对生活和世界的理解，将道理寓于日常评论中，对现代散文的发展有巨大影响。自复辟以来，文字风格多为简朴凝练，艾狄生的散文也推动了这种风气的传播，他的《加图》（Cato，1713）是古典派悲剧作品，刻画加图的高贵品质和对共和原则的支持。作为艺术批评家，他发表于《旁观者》的18篇论《失乐园》的文章从人物、情节、风格、结构等多方面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分析。

如果说18世纪上半叶英国新古典主义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蒲柏，那么下半叶最重要的人物则是塞缪尔·约翰逊（SamuelJohnson）。约翰逊生于里奇菲尔德一个书商之家，自幼身体多病，养成了敏感、忧郁的气质。1728年他进牛津大学学习，因家道中衰辍学，年轻时做过一些不成功的家教工作。1737年他到伦敦，在《绅士杂志》中找到一份工作，开始了以文为生的生活。怀才不遇与生活艰苦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形成了讽刺文风，英雄双行体诗《伦敦》（LoatiohirdSatireofJuvenal，1738）使他首次斩获文坛名声，诗中描写了伦敦的犯罪、腐败与贫困。《徒劳的愿望》（TheVanityofHumanWishes，1749）表达了他对人生、道德与宗教的看法，宣扬禁欲、忍耐、勇气与坚韧等道德品质。

18世纪50年代约翰逊开始撰写议会演说辞和辩论报道，闲暇时写作杂文、随笔和人物传记。1755年，两卷本的《英语辞典》（Diary）问世，为编写这部词典他花费了七年时间。辞典以规范语言、提升英语品味为己任，从名著中选出大量例句校订单词读音、细心撰写其释义。这是一项启蒙工作，使人联想起同时代法国的百科全书派的狄德罗。约翰逊为讽刺切斯特菲尔德伯爵而创作的散文《致切斯特菲尔德伯爵书》（LetertoLordChesterfield，1755）成为英文散文的经典，其中除了它的文学价值外，还映射出英国文化人反抗贵族的意图，这与上个世纪文人寻求贵族的庇护大不相同。1750-1752年约翰逊编辑《漫游者》（TheRambler），意在与《旁观者》抗衡，培养高品位的文学语言，探讨人生与社会。约翰逊坚持好作品须提倡美德，比如在《漫游者》第185期（1751年12月24日），约翰逊深思了“我们的救赎者这个话题，借此指出宽容是最大的美德”。1758-1760年间，他在《环球纪事》中开了一个名为《闲人》（TheIdler）的专栏，主要是人物记述，也体现了约翰逊的励志目的。《闲人》的文章不作刻意加工，所以语言更为明白通畅。

1756年约翰逊开始编写《莎士比亚全集》，因为健康状况和其他事情牵扯，这部全集直到1765年才完工。他为该书撰写的前言“《莎士比亚剧集》序言”（ThePrefacetoThePlaysofeare）是英国文学评论的经典之作，其中文情并茂地赞扬莎士比亚：“……突来的奇妙感会迅速消失，只有真理的稳固才能让思想满足。莎士比亚与别的作家相比，至少与现代作家相比是一个自然诗人，这个诗人为他的读者描写真实的生活。"779-1781年，约翰逊为英国诗人的一些选集所做的序言被整理出版，名为《英国最重要的诗人的传记和评论性序言》（Prefaces，BiographidCritiostEmiheEs），后来简称《英国诗人评传》（LivesoftheEs）。这是他的才华与文学理想的再度表达，也是英国文学史中的重要资料。

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比前四位作家都年长，但不属于他们的圈子。他出生于伦敦的中等阶级之家，其父是屠户和蜡烛商人，属于长老派，反对国教。早年，笛福因宗教问题无法进大学，后来继承其父的政治与宗教见解，拥护威廉三世和玛丽女王，参加过威廉三世的军队并受到嘉奖。随后他经商，失败后就靠办杂志写文章谋生。作为18世纪的知识人而不是学者的典型，笛福自学成才，博览群书，游历过欧洲，而他观察的对象和写作的题材包括制造业、生活习惯、旅游、道德、宗教等等。从《贸易通史》、《商绅大全》和《英国商业方略》、《彼得大帝》、《环球游记》、《骑马走英伦》、《家庭指南》这些书名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兴趣有多广泛。

1704年起笛福创办《评论》，历时十年。从政治上看该杂志属于温和派，把传播知识与生活文明作为宗旨。但笛福的政治见解颇为奇特，他既为托利党辩护，也为辉格党辩护。笛福未像艾狄生、斯梯尔那样自觉地促进英国散文和培养时代趣味，但通过大量平实、朴素的写作在形成英国散文风格方面还是起到了作用。他的作品表达普通中等阶级的心愿，阐述他们的伦理观念，也代表他们的思想。他的作品表明小商贩也可以营造体面生活，他对日常琐事的描写，使文学的贵族气少了许多。笛福是商业时代畅销书作家的先驱，蒲柏、约翰逊的古典理想在他的身上显现无几，但他的作品却开风气之先，这就是小说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