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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农业（第1页）

第五章　农业

在工业化之前，农业就是英国最大的经济部门。而在英国工业经济突飞猛进之时，也正是英国农业的“黄金时代”，农业经济一片繁荣。19世纪初，不列颠的农业和其他领域一样远远走在其他国家前面，此时，农业是英国最大的就业领域，它比任何一个工业部门对国民生产作出的贡献都要大。1801年，农业雇用了全国大约36%的劳动力，提供了大约13的国民收入。1820年前后，不管是从产值或从就业来看，农业都被工业超过了，但是与工业部门相比，农业仍然是全国第一大产业，直到19世纪中叶农业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才相对下降，减少到20%。可是要到19世纪末英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才萎缩到微不足道的地步，1901年时，农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只有6%-7%。但农业的衰落仍然是相对的，其产量仍在增长，从纯经济角度看，农业在19世纪一直很重要，结果是大地主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仍然很大。

拿破仑战争（NapoleonicWars）期间，农业繁荣，粮价高涨，地主和农场主得到很大好处，1812年英国小麦平均价格为每夸脱127先令，地主租金上扬，农场主利润很高，这些都刺激了圈地和投资，所以农业是很兴盛的产业。不过，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830年代，农业出现了短暂的萧条，1814年初小麦价格跌到每夸脱74先令，使农场主陷入危境，农业变得无利可图。为拯救危局，大地主迫使议会通过1815年谷物法，规定只有当国内粮价达到每夸脱80先令时，才允许进口外国小麦，从而保护了英国的农场主免受外国竞争。这一体制在1828年因威廉·哈斯基森（WilliamHuskisson）的改革而变得稍微温和一点，他引入了浮动税率，规定当国内小麦价格达到每夸脱73先令时，就允许外国小麦进口但征收1先令关税，当国内粮价更低时，税率则更高，当国内粮价低于52先令时则完全停止进口。这种保护主义的政策也运用于其他农产品。

尽管有谷物法的保护和人口增加的需求，英国生产足够粮食的能力仍在下降。拿破仑战争时期小麦的生产能力过剩，到30年代中期都没有被消化，因此谷物法也没有拉动价格上升。1830年，地租从战时的最高点下降了13-12，农业工人的工资也从平均每周18先令下降到10先令。1815年小麦价格下降到64先令一夸脱，到1822年只有43先令，是1792年以来的最低点，许多农场主和租户都受到沉重打击。

战争时期因农业繁荣就开垦了许多新土地，如坡地和沼泽地，现在则被抛荒或重新种草。但牲畜和肉类、黄油和奶酪的价格没有下降如此厉害，因而奶制业和畜养业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于是莱斯特（Leicester）等中部地区的土地利用又回归传统的放牧、制奶业，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南部白垩山丘和高地牧场；受到爱尔兰进口燕麦的影响，区域专业化程度提高了。

在粮价下跌的压力下，地主们一方面被迫降低土地租金，另一方面寻求增加产量和降低成本的方法，希望生产性投资能够提高租金。农场主一方面通过降低农业工人的工资水平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则使用新技术，如推广和完善轮作制、培育良种、改进种畜，使用铁制的轻型犁、施用粪便等农家肥。这些措施使农业产量大大增加，小麦产量从1801-1811年间的平均每年1100万夸脱上升到1831-1841年间的1600万夸脱，以及1841-1851年间的1800-2000万夸脱，尽管粮价下跌了，但农业的赢利能力却恢复了。因此有学者认为，英国农业的现代化是在粮价波动中产生的。1838年之后的几年里小麦价格恢复到60先令一夸脱，资本开始不断注入，粮价上升揭开了投资复兴的又一个序幕。

生产工具不断改进，这是农业发展的首要标志。无论是传统农业，还是近代农业，耕犁始终是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工具，所以耕犁的改进就成了农具革新的首要项目。18世纪以后，由于冶铁工业进步，犁的制作大大发展，到19世纪，全铁的耕犁得到广泛应用，而且犁的制型趋于多样化和标准化。19世纪中后期，犁头渐为钢取代，为了配合动力的需要，出现了蒸汽犁及大型多犁头、双铧犁等新型耕具，其他如整地、播种、田间管理和收获等中心农具，也得到改造或更新。在诺福克（Norfolk）的松土（lightlands）地带，轮作制得到扩展，轻型铁制农具降低了耕作成本，但并不适用于黏土地带。从1830年开始，在沼泽地使用蒸汽排水代替风车排水，土地因此干得更快，可以种小麦和马铃薯而不是燕麦。这是一种高效廉价的排水手段，排水税每英亩只征收2先令6便士，而一台动力机可以管控6000-7000英亩。不过这种动力机只能用于沼泽地和肥沃黑土地带的排水，而不能用于黏土地。另一种新工具即挖沟犁（mole-ploughs）能够深挖沟渠，这种技术在1830年代开始使用。1843年，埃塞克斯（Essex）出现一种制砖机（tilemakingmaery），使沟渠的铺设可以高效廉价。1846年议会通过一项法案，要求政府给地主贷款用于排水，于是在东安格利亚（EastAnglian）的黏土（heavylands）地带，砖制排水系统蔚然成风。詹姆士·凯尔德爵士（SirJamesCaird）认为，这个法案比谷物法更有利于农场主。从1846年到1870年，改造烂泥地的排水工程全面铺开，据克拉潘统计，管道排水工程的总投资达到2400万英镑，其中政府投入400万，私营公司投资800万，其他1200万由农场主自付。

1835-1845年间排水技术取得重要进展，当时发明了圆柱形的排水瓦，迅速得到广泛运用。1840年代又普遍使用人造化肥，英国农业进入一个较长稳定的繁荣期。收割机的发明开启了农产品收割机械化的趋势，但由于英国农场主过于保守、劳动力成本低，并且英国土地大部分分散且不规整，加上沟渠纵横不适合采用收割机，因此收割机的推广很慢，到1874年英国只有47%的谷物收割使用它。

1846年谷物法废除后，英国农业面对外国廉价农产品的激烈竞争，迫使大量效率低下的生产者要么停业，要么改进生产方式来增加产量、降低价格。这就使英国加快了农业改良和结构调整的步伐，农场主采用更多的新技术，农业进入“高效农业”（highfarming）。在高效时期，人们普遍推广新的耕作制度，采用农家肥和化肥，革新排水技术，改造黏土地，改革农具，实行农业机械化，加大农业投入，调整农业结构，农业出现了科学化趋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农业需要的劳动力则下降了，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其他部门。

圈地是一种结构调整，使农业创新成为可能。1760-1815年议会颁布法案圈围土地，其间1760-1800年议会颁布1000个圈地法案，1800-1815年再颁布800个法案，圈地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此后，在1815-1824年间颁布368个，1825-1834年间颁布177个。1801年政府通过第一个《圈地总法案》（GeneralE），将圈地程序予以简化，公地、荒野和沼泽地也更易于圈围，于是到1801年以后，大量未耕种土地被圈占。到1836年，与英格兰有关的议会圈地法案总计5226个，覆盖了近700万英亩的土地，占整个英国总耕地面积的14。到1865-1875年，历时几百年的圈地时代终于结束了，英国土地基本被圈围。

圈地使大农场的经济优势日益显著，根据1851年调查，当时英格兰和威尔士农场的平均规模只有100英亩，超过23的农场都在100英亩以下。到19世纪下半叶，平均规模并没有变化，但1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占农业经营土地总面积的78。2%。英格兰和威尔士2470万英亩耕地之中，规模在100-200英亩的农场占地14强（655。6万英亩），200-500英亩的农场占地13以上（882。1万英亩），500英亩以上的农场占地约16（395。4万英亩），剩下142358个100英亩以下的农场，所占土地只有总面积的14，即534。5万英亩，大农场的优势十分明显。马克思曾经引用过这样的材料：1851-1871年，英格兰2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减少了900多个，50-75英亩的租地农场由8253个减到6370个，100英亩以下的其他各类租地农场的情况基本相同；相反，在这20年间，大租地农场的数目增加了，300-500英亩的租地农场由7771个增加到8410个，5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2755个增加到3914个，10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492个增加到582个。在整个19世纪英国的农业经营中，大农场占据了70%-80%以上的农业经营地，而100英亩以下的农场只占20%-30%。

农场规模的扩大有助于进一步实行土地改良，采用农业机械代替劳动力，即有助于资本的投入，实行资本集约式经营。农业耕种部门中那些陈旧的、劳动密集型的耕种方法被新工具、新方法所取代，其中有两项特别重要的发展与“高效农业”密不可分。首先是化肥的使用，人造肥料在1830年代开始发展，维多利亚时代取得重要进展，特别是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JustusvonLiebig）的《有机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方面的应用》一书在英国传播，奠定了农用化肥的理论基础。在反复试验的基础上，约翰·劳斯（JohnLawes）在他的实验基地发明了农用化肥——过磷酸盐，1842年投入批量生产。此后，各类化肥在英国迅速投产，19世纪中期的大多数英格兰农场主“像专业化学家一样，大谈氮肥和磷肥”，英国每年进口的氮肥达30万吨，足够200万英亩施肥之用。1802年，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VonHumboldt）在秘鲁旅行时发现那里有大量鸟粪，1839年英国开始以商业规模从秘鲁进口此种粪肥，到19世纪50年代每年的进口量高达上万吨。但鸟粪的存量仅维持了几十年，1870年前后已经枯竭了，于是又转而由其他产品顶替粪肥，大量人造肥料涌向市场。

另一个重要进展是机械化收割，脱粒机从1850年代开始传播，收割机和捆束机在1850年以后被广泛使用。化肥和机械化帮助启动了“第二次农业革命”，它所带来的新的生产力，远远高于17、18世纪的古典“农业革命”。在1851-1871年之间，英国的肉类和谷物产量迅速增加，农业劳动力却减少了30万人。

工业化技术运用于沼泽地排水和贫瘠荒地开垦等，使农业耕地总面积大幅增加。1846-1865年耕地面积增加了464119英亩，1870年英格兰的可耕地达到1364。6万英亩的空前绝后水平，小麦播种面积在1869年也创下341。7万英亩的最高纪录。到187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可耕地面积从三四十年代的1200万英亩增加到1500万英亩。

农业的繁荣更深刻地体现在农业经营观念和方法的更新上。19世纪之前，农业经营一直处于“封闭循环”状态，各种植物的种子都是农场自己预留的，肥料也以自家的粪肥为主。但到维多利亚时代情况就变了，种子和肥料都能从种子公司、市场上购得。与此同时，尽管大部分农场都是一年一租赁，但租约通常续订，租户享有相对的安全，有些农场甚至父子相传，由此就造成一种有利于试验、创新和发明的制度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地主和农场主都愿为更高的利润而进行投资。

农业投资在19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50年代之间增长了大约70%;农业固定资本在1811-1820年间每年增加445万英镑，1851-1860年间则每年增加690万英镑。农业投入推动了农业机械化，像单铧犁、双铧犁、松土机、除草机、播种机、收割机、脱粒机、割捆机等都被普遍采用，从19世纪50年代起，由约翰·富勒（JohnFowler）发明的蒸汽拖拉机也被推广，而1880年以后，自动割捆机（包括干草收割、脱粒和其他收割程序）开始运用。在1860年代，英格兰的1500万英亩可耕地中，只有约20万英亩是用蒸汽犁耕作的，但到维多利亚时代末期，英国已经是欧洲农业机械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了。

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起，英国农业的全面改革开始了，农业进入“精耕时代”，除广泛施肥、普遍采用收割机、切草机、打夯机等等之外，还实行排水，把沼泽地和湿土地带的积水排除，以利于耕作和提高产量。生产技术的革新带来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提高，例如，1855年英国每公顷小麦产量为1840公斤，到1870年增加到2020公斤。以蒲式耳计算：据估计，1650年每英亩小麦产量大约是11蒲式耳，1800年约19。5蒲式耳，再过半个世纪提高到34。5蒲式耳；在1650-1800年的150年间每英亩小麦产量增加77%，而仅在19世纪上半叶就提高了79%。当时，英国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和畜牧业的平均产量在世界上都独占鳌头，19世纪50年代，英国每公顷土地的小麦和裸麦产量平均为25公担，比法国多一倍；英国屠宰牲畜每头净得250公斤肉，这是法国的1。5倍。农、林、渔业的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从1801年的7550万英镑增至1861年的1。188亿英镑。

维多利亚中期是英国农业最繁荣的时期，而“农业的繁荣为维多利亚时代带来了稳定的社会生活，也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特征”。但1870年代末英国农业状况发生了急剧变化，进入到长期的困难甚至是危机之中，而且，这“不是缓慢的衰退而是突然的灾变，它卷走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许多显然巩固而可靠的要素”。农业进入一个惨淡的时代：利润大幅下降，农场破产，乡村败落，最坏的情况发生在1875-1884和1891-1899年间；尽管到世纪之交，农业某些部门出现了不小的进步，但农业作为一个整体，其萧条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农业衰退主要表现为：第一，粮食价格急剧下跌，其中小麦价格最为显著。1870年代后期英国农业连年歉收，每英亩小麦产量由原先的34蒲式耳降到19蒲式耳，但粮食价格却下降了，1877年小麦平均售价是每夸脱56先令9便士，1878年降到46先令5便士，1879年是整个19世纪收成最糟的一年，但小麦价格却下跌到43先令，1883年又跌至31先令，1889年再跌至26先令4便士；1893年英国大旱，许多地方颗粒无收，但1894年的粮价竟然只有22先令10便士。之后略有恢复，但到1915年的高峰期也只有37先令。见下表：

表24联合王国年均小麦价格（单位：每夸脱先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