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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社会 第一章 阶级对抗（第1页）

第三篇　社会第一章　阶级对抗

工业革命改变了社会结构，随着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等级社会结构也在向阶级社会结构转变，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社会变化的过程中，两大阶级逐渐意识到利益的对立，磨砺了彼此的思想锋芒，厘清了阶级关系。在此期间，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思想逐渐主宰社会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生活方式主导了19世纪的社会，引领了社会风尚。土地贵族尽管在物质财富方面仍然占有极大的优势，但是到19世纪晚期，他们在政治、军事领域逐渐失去了优势。

工业化之前英国就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贸易，但并不能改变农业社会的基本属性，“土地是最大的单一经济驱动力，财富的最大源泉是租金，土地也是最大的雇用者。”但工业化改变了这些，到19世纪初，从事工商业的家庭远远超过了农业家庭：1801-1803年间，从事商业的家庭有205800个，从事工业和建筑业的家庭有540026个，从事农业的家庭则下降到32万个。

曼彻斯特成为世界棉业之都，连带着周围许多工业村镇，形成了庞大的棉纺织工业区（见表31）。

表311841年兰开郡棉纺织厂平均规模

以棉纺织业为起点，现代工业迅速发展，从煤矿开采到金属冶炼，从炼钢炼铁到机器制造，各行各业先后发生革命性变化，蒸汽机和机器制造业把英国变成了工业国家。到1860年，只占世界人口2%和欧洲人口10%的英国，生产了世界工业产品的40%-50%，欧洲工业品的55%-60%。

工业化改变了经济地理布局，原来落后的英格兰西北部崛起为新兴工业基地，曼彻斯特、谢菲尔德（Sheffield）、利兹（Leeds）等崭露头角。曼彻斯特是“工业化奇迹”的最有力证据：1772年，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Salford）仅有2。5万人，1821年达到18。1万人，到1851年达到了45。5万人。曼彻斯特的崛起使附近的港口城市利物浦（Liverpool）再度繁荣，利物浦曾经是奴隶贸易中心，但奴隶贸易在1807年定为非法后它就衰落了，而曼彻斯特的棉业崛起拯救了利物浦。在1815-1835年间，利物浦新建8个码头，进口的原棉在1820-1850年间增长了3成，人口在40年代增长了6成。

工业化改变了工农业生产的比重。1788年，农业占英国经济总量的40%以上，工业和建筑业不到21%;到1850年，农业的比例下降到21%，工业和建筑业上升到35%，运输业从不足12%上升到19%。工业超过农业，工业财富迅速增长。

工业化改变了人口就业结构。19世纪初，近40%的家庭务农，约40%从事工商业；到184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成年男性中只有26%务农，在苏格兰是28%。19世纪，在农业中就业的人口绝对数字和相对比例都不断下降，到世纪末，大约只占劳动力总数的10%。

表3219世纪中叶英国就业人数最多的职业及就业数（单位：人）

工业化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结构，把传统的等级社会改造成现代的阶级社会。在传统的家长制等级社会中，贵族乡绅是天然的“家长”，庇护和照顾下层民众，而民众则要服从上层的统治。“家长”与“民众”间有着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同时也有“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在家长制社会中，尊卑有别，各安其分，社会秩序井然，掩盖了社会矛盾的尖锐性。工业革命改变了这一切，蒸汽机把劳动力集中到城市，把农业社会中“家长”与“民众”的关系切断了，工人成了“自由”的劳动力，他们除了“做一天工，拿一天钱”之外，与工厂主没有任何关系。家长制关系一旦松弛，上下间的冲突便立刻显现，温情脉脉的家长制社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阶级”社会。

在19世纪初，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个金字塔形的等级社会，1803年，位于顶端的是300多个贵族家庭，在塔底有134万个底层家庭，两者之间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中间阶层，即“中等阶级”。

表331803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家庭收入分布

工业化改变了垂直的等级结构，把它改变成横向的阶级结构。工业和城镇发展，工厂主和工人相伴而生，使传统的以门第出身为判断标准的社会分层方法不合时宜了；而财产的区分、利益的对立成了新的划分方法，于是以横向视野、经济标尺来观察社会结构的视角出现了，这就是阶级分析方法。

关于19世纪的英国阶级社会，马克思的分析最有影响力，他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理论。他相信，当工业化遍及于整个社会时，人们最终会归并于两个阶级：工厂主和工人，也就是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就是从这种分析中得出的。

社会两极分化的看法流行于当时许多人心中，政治评论家威廉·科贝特（WilliamCobbett，1762-1835）曾说：“我们正日益变得只有两个阶级存在了——主人及其卑贱的从属。”后来成为保守党首相的迪斯雷利在他早年当作家时也说：英国是一个“两个民族”的国家，一边是穷人，一边是富人。科贝特是从雇佣关系的角度来说的，迪斯雷利说的是贫富差距，他们都涉及了财产问题，但都没有意识到阶级与经济地位有关。

亚当·斯密最早觉察到这个关系，他说他所生活的时代存在着三个阶级，由其生活来源的不同而成为不同的阶级。他的学生大卫·李嘉图承续老师的说法，把三个阶级的区别阐述得清清楚楚：“劳动、机械和资本在土地上面联合使用，所生产的一切土地生产物分归社会上的三个阶级：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地主有土地，资本家有耕作土地的资本，劳动者则以劳力耕作土地。”换句话说，社会分成三个阶级：地主、资本家和工人。这是一种三阶级划分论，就19世纪现实而言，这种观察可能更有说服力。

19世纪末，社会调查家查尔斯·布思（CharlesBooth，1840-1916）在他17卷的调查报告《伦敦人的生活与劳动》中，将收入水平作为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他把伦敦人分为8类，依生活水平从低到高排列：A为最低下的临时工、流浪者及半罪犯，B为非常贫困的临时工，C有断断续续的收入，D为拥有极少经常性收入，E为位于贫困线以上的经常性标准收入，F工人上层，G中产阶级下层，H为中产上层阶级。其中A和B属于极度贫困，C和D类属于“穷人”，A-D四类构成伦敦东区35%的人口，E等级就占42%。布思用详细的资料揭示了伦敦的贫困，并率先提出“贫困线”的概念。

20世纪的英国学者更倾向于从职业性质的角度来理解阶级，比如历史学家罗伊尔（EdwardRoyle）认为19世纪中期英国有5个阶级，分别是“专业人员”（professionalos）、“中间职业”（ieos）、“技术职业”（skilledos）、“半技术职业”（partlyskilledos）和“非技术职业”（uions），它们在人口中的比例如下：

表341841-188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社会结构（20岁以上成年男性百分比）

然而，只从经济的角度或职业的角度理解阶级显然是不够的，自我意识也很重要。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汤普森（E。P。Thompson）对阶级的阐释非常独到，他认为“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当一批人从共同的经历中得出结论（不管这种经历是从前辈那里得来还是亲身体验），感到并明确说出他们之间有共同利益，他们的利益与其他人不同（而且常常对立）时，阶级就产生了”。换句话说：唯以经济地位（贫富或职业）不足以解释阶级，只有在具有共同经济地位的人认识到存在共同利益的时候，阶级才出现。因此，阶级是“形成”的。

按照汤普森的理论，如果说18世纪有阶级存在，那就是贵族，因为他们最清楚自己的利益，也最具有阶级意识。

贵族拥有头衔、地产和等级优势，他们无需工作，过着悠闲的生活，通过出身和财产控制着国家权力，远非其他阶层可比。英国贵族人数极少，1800年英格兰有头衔的贵族共267人，到1900年也只有524人，有其他名号的人不超过2000个。在1837-1886年间新册封的200多名贵族中，不具有贵族家庭背景的只占10%，其他都来自贵族圈子。贵族有共同的血统、教育、追求、思想、语言、宗教和名望，庞大的地产和古老的家世血缘是贵族集团相同的基础。尽管18世纪末雅各宾主义和激进派对贵族体制发动了攻击，但贵族保住了它的地位，财富和政治势力并没有减少。

土地是财富的体现，是贵族地位的基础。土地数量是衡量贵族身份的标准，在19世纪英国社会金字塔的顶端，大土地所有者仍然是权力最大也是最富裕的人。保守党领袖德比伯爵说，所谓贵族，“是这个国家中的一大批土地所有者”。理查德·科布登说：“我们是一个奴性十足的、眷恋贵族制度并受贵族驾驭的民族，仍像贵族和从男爵阶层那样看待土地。”恩格斯称“贵族的权力也并不在于它有权在立法机关中获得世袭的席位，它的权力表现在完全不同的东西上面。贵族的势力就在于他的巨大地产，在于他的全部财富”。

贵族富可敌国。1873年有27名公爵，其中4人的地产收入在10万英镑以上，13人在5万——10万之间。1803年，占全国1。4%的贵族家庭拥有全国15。7%的收入；1861年，710个土地所有人拥有英格兰和威尔士14的土地，“近34的不列颠岛集中在不到5000人手中”。19世纪末家产超过百万英镑的巨富中，半数以上是贵族。

一些贵族趁工业化之机投资于矿藏、码头和运河，改善交通运输业，也有人出租土地，再用所获利润扩充地产。19世纪头号大地主诺森伯兰公爵就利用出租土地和经营工业的收入购买了5万英亩的沃土良田。1839年，纽卡斯尔公爵（dukeofle）一次拿出37。5万英镑购买土地。19世纪中后期，贵族占全国的土地份额有所下降，但总体而言，“一流地主”和“社会首富”仍属世袭贵族。

贵族有强大的政治势力，他们牢牢地把持着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军队的各种职位。1843-1900年的10名首相中，有7人是上院贵族，1人是贵族之子，1人是从男爵，只有格拉斯顿终生与爵位无缘。内阁其他职位也多被贵族所占据，19世纪的英国内阁人数在10-20人之间，一些荣誉职位，如大法官、枢密大臣、侍卫大臣和掌玺大臣等，必须由大贵族领衔；再一类，像殖民大臣、印度事务大臣、苏格兰事务大臣，习惯上归贵族所有。其他几个有实权的职务，即国库大臣、外交大臣等，也多由大贵族担任，1806-1900年的21名外交大臣中，只有乔治·坎宁1人是平民；这样，留给非贵族人员的内阁职位就寥寥无几了，1780-1820年所有65名阁员中，贵族43人，贵族之子14人，贵族之孙1人；余下8人中6人出自乡绅家庭，而且3人退休后进入上院。

官运亨通的国务活动家很容易成为贵族，如乡绅出身的“平民首相”沃波尔（SirRobertole，1676-1745）晚年成为奥福德伯爵（EarlofOrford），来自富商家庭的老皮特被封为查塔姆伯爵（EarlofChatham，1708-1778），犹太血统的迪斯雷利在古稀之年成了比康斯菲尔德伯爵（EarlofBeasfield）。当时，上院中主要因为行政、外交、军事和司法等方面的功绩而获爵位的人有89个，占贵族总数的30%，当然不意味着这些新封贵族都是平民出身。

贵族还牢牢地控制着下院，表现为贵族控制下院选举。1802年大选中有225名候选人靠贵族赞助进入下院，5年后增至235名。1832年议会改革后，贵族对下院的操纵并没有结束，1833年，下院中贵族的亲属仍有151人，直到60年代，大约23的乡村议员有土地贵族的背景，13以上是世袭贵族，两党内阁成员中有一半是贵族。只是到1872年颁布“无记名投票法”之后，上院对选民的操纵手段才慢慢削弱。

贵族还利用上院打压下院。托利保守党曾长期在上院占据多数，多次否决经下院通过的辉格自由党议案。比如在1831-1832年的改革浪潮中上院否决辉格政府议案，1860年否决自由党政府的纸税法案，1893年击败格拉斯顿的第二次爱尔兰自治法案等。因此有人说：上院多年的立法记录是“一部可耻的反动历史”。

贵族也在军队中占据绝对优势。英国军官是贵族化的军官，直到1871年所有军职都需花钱购买，金钱和庇护保证了职位的迁升。1800年，30%的高、中级军官拥有爵位或封号；1838年，462名陆军军官来自大贵族之家，267名来自从男爵家庭。1875年，有50%的陆军军官来自贵族阶级。

总之，19世纪的英国贵族仍然垄断着国家各种权力，使英国具有强烈的贵族化特点。恩格斯评论说：“在英国，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掌握过全权。甚至1832年的胜利，也还是让土地贵族几乎独占了政府所有的高级职位”。

不过，也正是从30年代开始，英国中等阶级开始挑战贵族的垄断权。1832年议会改革开启了政治变革的制动阀，使中等阶级也成为“有权的”阶级，并且在议会之外形成强大的压力集团，贵族面临严重的挑战。但贵族权力被真正削弱却始于1867年议会改革之后，这次改革较大程度地改变了下院的阶级成分，而剥夺贵族政治特权的立法也接踵而至，1870年，格拉斯顿政府进行文官制度改革，用考试竞争取代了贵族庇护制。1872年实行无记名投票，使选举中的贿选行为受到遏制。1883年颁布了《取缔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法》，贿选现象受到致命打击，长期以来贵族操纵选举的做法终于得到有效控制。1884-1885年的议会改革、公学和牛津、剑桥的教育改革、专业人才跻身于社会精英队伍、文官和军队的职业化，都使得贵族政治向职业集团统治转变。这一切，在各个层面上削弱了贵族的力量。

贵族的血统也发生变化。1835年，金融家亚历山大·巴林（AlexanderBaring，1774-1848）被封为阿什伯顿男爵（BaronAshburton），1856年工厂主出身的爱德华·斯特拉特（EdwardStrutt，1801-1880）成为“第一个工业贵族”。19世纪后期，保守党演变成中等阶级政党，工商企业主和金融家也能获得封赐爵位的机会。以乔治·菲利普（SirGeePhilips，1766-1847）为例，他早年在曼彻斯特经营棉业销售和制造、从事股票投机，是闻名遐迩的“棉花大王”。后来他买了许多土地，每一年的工商业收入由1812年的17976英镑减少到1820年的3693英镑和1829年的5346英镑，而地产收入则由1812年的0，增加到1820年的4066英镑和1829年的6250英镑。其子第二代男爵菲利普爵士（SirGeePhilips，1789-1883）娶了沃特帕克勋爵（Baronark，1732-1804）的长女，3个孙女也都嫁入名门。1828年乔治获男爵封号，他的儿子将地产扩充到1873年时的6694英亩，地租年收入达10655英镑。随着血统如此的变化，到最后一个贵族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政府时，新封贵族中资本家出身的约占13。在1832-1885年这半个世纪里有166人授封贵族，几乎全是乡绅出身，其中34是政界人物，通常是议员；但在1886-1914年近30年时间里，有200人授封贵族，其中来自工商业——企业家、商人、船主、媒体大亨等方面的有13。

贵族的经济地位也发生根本性变化。随着农业的衰落、“谷物法”被废除、海外农产品竞争等因素出现，1879-1894年间小麦价格下降一半，许多农田沦为荒地，而租金在1874-1878和1894-1898年期间也平均跌落25%。1888年英国地租收入共5900万英镑，1901年降为4200万英镑。90年代开始对土地征收更高的赋税，惩罚所谓“不劳而获”的收入，贵族开始变卖地产，在1873-1894年之间，23的诺福克（Norfolk）乡绅因地价暴跌一半和租金猛降45%而卖掉了土地。所有这些都削弱了地主的经济力量，到这时，富裕资本家的数目超过了富裕地主的数目。

到19世纪晚期，贵族处于衰落的边缘，虽然贵族保持着声誉、地位和奢侈的生活方式，但是无论在经济还是政治方面都全面失势。作为财富源泉的土地跌价，损害了其经济基础；政治权力的丧失则使其日益显得无所事事。贵族的生活方式也失去了魅力，以前贵族过着两栖式的生活，在首都出席议会上院会议或从事社交活动，回到乡间则狩猎、掌管地产、兼任治安法官、成为一方领袖。现在，资产阶级的娱乐方式如海滨度假等超过了贵族式的悠闲，在引领文化时尚方面日益占上风。资产阶级的精打细算取代了贵族式的乐善好施，资产阶级的进取勤奋取代了贵族式的悠闲散漫。资产阶级用财富创造财富，贵族则将财富用于消费和聚敛地产；资产阶级强调自我奋斗，贵族强调血统和尊古；资产阶级强调工作，贵族则是有闲阶层；资产阶级崇尚节俭，贵族讲究大方豪爽；资产阶级注重物质利益，贵族相信荣誉，愿意为之献身；资产阶级指责贵族是寄生集团，贵族则以热情好客、家长式的慈善和公共责任感关心民众，鄙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到19世纪末，贵族作为一个群体走向衰落和解体，他们的集体意识和身份认同也开始崩溃。不可否认，19世纪末的贵族作为一个整体是真的失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