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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城市化与城市病（第1页）

第二章　城市化与城市病

19世纪铸造了一个城市社会，既带来城市的诸多优越性，也引发了严重的城市病，从环境恶化到犯罪猖狂，从拥挤到疾病丛生，从工作到生活状况的恶化，彰显了城市化这把历史大锤的正负效应。1851年，“在不列颠岛上，住在城市的人口（尽管常常很少）第一次超过住在农村的人口：这同英国的过去、同任何别的国家的经济都形成鲜明的对比。”英国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英国基本上完成了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变，到1911年，城镇人口达到79%。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孪生姐妹。马克思说：工业革命“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人口中外来移民特别是青年移民占很大比例，到1851年，伦敦（London）和其他61个英国城镇的近60%的人口可能是从农村迁入的；伯明翰一半以上人口是移民。人口迁移在19世纪中叶达到顶峰，铁路建设进一步刺激了人口移动，工业城市成为特殊的磁铁，伦敦是其中最大的磁铁。

工业革命开始后，在煤铁矿资源密集地区和工业发达地区，崛起了一大批工业城镇——棉纺织工业中心是曼彻斯特（Maer）、索尔福德、斯托克波特（Stockport）、波尔顿（Bolton）、奥德姆、伯里（Bury）、普雷斯顿（Preston）等等，织袜和花边工业中心是诺丁汉（Nottingham）、德比和莱斯特（Leicester），利兹（Leeds）、哈德斯菲尔德、布拉德福（Bradford）和约克郡（Yorkshire）西区则是毛纺织工业中心，伯明翰及其附近的伍尔弗汉普顿（ton）、沃尔索尔（Walsol）、威尼兹伯里（Weinysbury）等也成为工业城市。煤铁工业的中心在南威尔士，包括卡迪夫（Cardiff）、斯旺西（Swansea）、纽波特（）、默瑟尔提德维尔（MerthyrTydfil）等等。交通枢纽和海港城市在运河、铁路、海运的刺激下发展起来，而位于交通咽喉处的古老城镇也会变得繁荣。此外，还有一批以疗养、旅游和度假为主体的温泉、海滨城市，风景名胜地区也得到发展。

如果说工业革命开始时，英国城市尚是寥若晨星的话，那么到19世纪末，城市已经如夏夜的繁星般布满英国。1801年英国有1036个大小城镇，1911年达到1541个。新兴的工业城市发展神速，1801-1851年，纺织工业城市的人口增长率是229%，港口城市是214%，制造业城市是186%，发展规模都很惊人。北方新兴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利兹、谢菲尔德、布拉德福和诺丁汉的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曼彻斯特在1811-1821年增长40。4%，利物浦（Liverpool）在1821-1831年增长43。6%，利兹增长47。2%。1841-1851年，伯明翰人口增长22。3%，谢菲尔德增长22。4%，伍尔弗汉普顿（ton）增长21。8%。1861-1911年，米德尔伯勒（Middlesbrough）人口增长6倍，兰开郡的海滨城市布兰克浦（Blackpool）增长了17倍。

老城市也获得新的增长空间。在伦敦工业区，1861年人口中当地出生的占69。71%，1881年这个数字为73。04%;在伦敦其他区域，1861年伦敦的出生者为58。28%，1881年为59。89%。这些数字说明：更多的外来人口在伦敦定居下来。工业化使毛纺织业的中心从诺里奇（Norwich）转移到约克郡西区的利兹和布雷福德，利兹居民从1775年的1。7万人增至1851年的17。227万人，增加了9倍多。

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规模扩大，大城市日益增多。1801年时大城市还屈指可数，伦敦人口是第二大城市曼彻斯特的14。5倍（见表36）。然而到1861年，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达到了13个，如曼彻斯特有50。1万人，利物浦47。2万人，格拉斯哥44。3万人，伯明翰35。1万人。1901年，上述几个城市的人口分别增长到103。5万、88。4万、100万和84万，几乎都翻了番。特大城市数目也在不断增长，1851年有10个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1861年有16个，1911年有42个。到19世纪末，英国已成为高度城市化而且是大城市化的国家。

表3619世纪英国主要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表（单位：万人）

如果说工业化使曼彻斯特、伯明翰迅速变成大城市，那么伦敦就从大城市变成了大都市。丹尼尔·笛福（DanielDefoe）在18世纪就把伦敦说成是巨型怪物；19世纪的伦敦人口则以每10年几乎20%的增长速度飙升不止，到1901年，伦敦的人口等于排列在它后面的18个大城市人口的总和，几乎是欧陆4个最大的城市巴黎、柏林（Berlin）、维也纳（Vienna）和圣彼得堡（StPetersburg）人口的总和；这意味着，每5个英国人中就有1个是伦敦人，威廉·科贝特因此把伦敦说成是一个肿瘤。

城市化还催生出城市群和城市带。随着人口激增，大城市周围出现了许多中小城市，大城市不断兼并这些中小城市，形成当时举世罕见的城市群。在城市群中，空间相对集中，经济、信息和服务互相呼应，互相依托，产生了极大的聚集效应。据估计，1891年英格兰城市群人口的分布为：大伦敦（GreaterLondon）563。8万人，兰开郡（S。E。Lancashire）189。4万人，西米德兰地区（WestMidlands）126。9万人，西约克郡（WestYorkshire）141万人，默西赛德（Merseyside）90。8万人，泰恩塞德（Tyneside）55万人，此外，南威尔士和苏格兰也有城市群。

城市化改变了英国经济地理的版图。英国传统经济重心在伦敦及英格兰东南部地区，现在英格兰中部、西北部，威尔士煤铁地区，苏格兰南部都成为工业区，涌现出许多工业城市，人口也向这些地区移动。

英国城市有明显的专业特点，其中包括制造业城市、交通枢纽城市、旅游休闲城市和综合性大都市等不同类型。工业革命中，制造业城市首先发展，比如远近闻名的“黑乡”——斯坦福郡就因其丰富的煤铁资源而发展起来；英格兰中部的伯明翰扩大了它传统的五金业，生产从枪炮、黄铜到小装饰品的各类商品。以曼彻斯特为中心，其周边出现一大批分工明确的工业村镇：波尔顿是纺纱城镇，奥德姆、布莱克本、伯里和普雷斯顿专事织布，曼彻斯特集商品贸易和金融业为一体。随着铁路的发展，涌现出一批以铁轨和机车制造著称的城市，如斯温顿（Swindon）和沃尔弗顿（Wolverton）等。

交通枢纽城市是随着运河、公路、铁路的修建发展出来的，可分为运河城市、铁路城市和海港城市三大类。在18世纪的运河时代，70个一流城镇几乎全是运河城镇；铁路则创造了全新的铁路城市，如希尔顿（Shilton）、克鲁（Crewe）、斯温顿、沃尔弗顿等。以沃尔弗顿为例，它起先只是个庄园所在地，在铁路狂潮时期开办了机车制造厂，刹那间，一座有十条街道的整齐城市便平地而起。港口城市包括著名的四大港口伦敦、布里斯托尔、利物浦和纽卡斯尔（le）、赫尔（Hull）、桑德兰（Sundland）、雅茅斯（Yarmouth）、朴茨茅斯（Portsmouth）、普利茅斯（Plymouth）等也成为重要的海港城市。其中利物浦为兰开郡的纺织业进口了大量北美原棉，又向外倾销各种棉布，在19世纪初，它一跃成为英国的第二大城市。

休闲城市构成第三类专业城市，在19世纪下半叶，这是人口增长最快的一类城市。18世纪时，休闲城市为上流社会所独享，火车时代则带来了大众休闲城市的崛起。法定假日的颁行，熟练工人收入的提高、廉价的火车假日优惠，以及对上流社会消费行为的模仿，都为休闲城市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绍森德（Southend）从1867年的3000人增加到1911年的6。3万人，布兰克浦则从4000人增加到5。8万人。斯卡伯勒（Scarbh）既是矿泉城，又在海洋边，于是很快得到发展；海滨城市布赖顿（Brighton）为伦敦的上、中层人士提供了理想的休闲场所。

最后一个类别是综合性大都会，以伦敦最有代表性，它一方面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同时又是陆海交通枢纽。它的人口增长令人瞠目，远非其他欧洲国家首都可比。在17世纪初，伦敦只有巴黎的一半人口，而到该世纪末就一跃而成为全欧最大的城市。工业化时期，伦敦发展越出了旧城区范围，它随着公路、铁路向外伸展，将邻近的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格林尼治（Greenwich）等市镇收入囊中，形成了一个庞大无比的都市区，即大伦敦，乃至有人会说：整个英格兰只是大伦敦的郊区而已。伦敦市内有豪华的宫殿，壮观的政府大楼，巍峨的大教堂，实力雄厚的金融机构，多种多样的博物馆、俱乐部、艺术馆等等。

但城市的急速发展也引发了“城市病”。正当英国从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乡村社会变成机器轰鸣、厂房遍地的城市社会时，大量人口涌进城市却造成资源配套落后、公共设施不足、城市发展混乱无序的状态。1842年查德威克在《劳动居民卫生状况报告书》中针对这种情况忧心忡忡地评论道：“在我国的某些城镇里竟如此缺乏市政管理，以致清洁方面之糟，几乎和一个野营的游牧民群或一支无纪律的军队不相上下。”工业革命中，英国人全神贯注地发展经济、追逐利润，对身边的世界——城市和环境不闻不问，于是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严重脱节，英国患上了“城市病”。

“城市病”的症状，无论在迪斯雷利的《西比尔》（Sybil，orthetwonations）还是盖斯凯尔夫人（Mrs。Gaskell）的《玛丽·巴顿》（MaryBarton）与《南方和北方》（NorthandSouth），在狄更斯（CharlesDis，1812-1870）的《艰难时世》（HardTimes）或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都有深刻的描述。

当时的城市完全没有“规划”，是无拘无束“自由”发展的产物。恩格斯曾针对他所生活的曼彻斯特城市说：“只要哪里还空得下一个角落，他们就在哪里盖起房子，哪里还有一个多余的出口，他们就在哪里盖起房子来把它堵住……东一排西一排的房屋或一片迷阵式的街道，像一些小村庄一样，乱七八糟地散布在寸草不生的光秃秃的粘土地上。”

城市中没有照明、排水等公共设施，夜晚漆黑一片，出门要自带灯具，否则就寸步难行；即使自带灯具，由于道路崎岖不平、曲直不一，仍旧很难行走。若遇下雨，更加是满地泥泞，遍地污水，在城市贫穷区，雨水与粪便、垃圾混在一起，情况极其恶劣。“工业革命时期城市中的条件是令人吃惊的，其污秽拥挤成为通病而非个别例外。19世纪中叶，城市卫生协会对英国主要城市当时状况的报告中是这样概括的：‘波尔顿市——实在糟；布里斯托尔市——糟极了，死亡率很高；赫尔市——有些部门坏得不堪设想，许多地区非常污秽，镇上和沿海排水系统都极坏；严重拥挤和普遍缺乏通风设施’。”

住房拥挤、紧缺，环境肮脏、混乱。1853年发表的一项关于利兹的调查报告说：在被调查的658所住宅和地下室中居住着3457人，只有62个厕所。1842年的一次调查显示：普雷斯顿422个居所里居住着2400人，共有852张床，即每个居所平均居住5。68人，每张床的平均使用者为2。8人；其中84张床由4人共同使用，28张床由5人共同使用，13张床由6人共同使用，还有一张床是8人共同使用。根据阿萨·布里格斯（AsaBriggs）的说法，三五个家庭同住一个小房间的现象并非特例，而这个房间可能只有12平方英尺甚至更小。许多人以地下室为居所，城市中一些低矮潮湿、密不通风的地下室里住满了人，格拉斯哥、利物浦、曼彻斯特的地下室更是臭名远扬，“据盖斯克尔·G统计，仅仅曼彻斯特本城就有两万人住在地下室里。”

还有一批无家可归者，“伦敦就有5万人每天早晨醒来不知道下一夜将在什么地方度过。”无家可归者可以到收容所过夜，伦敦的中央收容所1844年头三个月平均每夜就有460人寄宿。如果有一两个便士，这些人就可以到“夜店”（lodginghouse）找个栖身之所。1831年，曼彻斯特本城就有这类夜店267个。“每一个夜店容纳二三十个人，所以这些夜店每夜总共要住5000-7000人。这些房屋和它们的老主顾的特点也和其他城市中的一样。每一间屋子里都没有床，只是在地上铺上五张到七张铺，不管投宿的人有多少都统统安插在这上面，大家乱七八糟地睡在一起”。

工人阶级的住房情况尤其恶劣，他们往往住在“背靠背”的建筑物里，那是一种低矮的平房，每两排平房背靠背，每两组背靠背平房之间有一条狭窄的过道，穿越过道与另一组平房门对门。这种住房节约用地，造价低廉，但没有光线，没有流通空气，更没有卫生设施，很容易滋生疾病。

一直到19世纪末，城市拥挤乃至“过度拥挤”的现象仍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统计，189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的11。2%、即350万人居住在过度拥挤的环境中，到1901年仍然有8。2%。尽管19世纪80年代以后有了火车和电车，让有条件的工人迁移到郊区较少拥挤的住房去，并且某些地方当局还致力于拆除贫民窟，但过分拥挤仍旧是住宅问题的最大顽症，如表37所示：

表371885年皇家委员会调查的人口拥挤个案

卫生问题是“城市病”的又一顽症。工业革命中大城市迅速扩张，但公共设施缺乏，经常出现人、畜、垃圾共处的现象，臭水塘举目皆是，“街道既没有铺砌，也没有污水沟，可是这里却有无数的猪群，有的在小院子里或猪圈里关着，有的自由自在地在山坡上溜达”。曼彻斯特周边几英里的地区内空气不洁、水流不畅、草木不长；“在城市的最热闹的地区，也正是在商业中心区，堆满了肉庄、厕所和垃圾”。“英国市区边缘形成了丑陋的新贫民区，那里除了污秽的棚屋，就是难看的工厂、用家庭垃圾做饲料的养猪场和肮脏的街道以及堆积如山的垃圾”。

贫民窟成了疾病流行的孳生地，被人们称为“霍乱国王的巢穴”。在利兹，最不卫生的地区是工人住的狭窄的房屋区，这类建筑物里不具备任何一种排水设施，厕所少且前后无遮无盖。至1830年，曼彻斯特的一半房屋、利物浦的大部分房屋都还没有排水系统和清洁设备，恩格斯记载道：“听说在这个区域里，大约每120人才有一个厕所。”

城市污染严重，以伦敦为例："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集中在三四平方公里的地面上，消耗着大量的氧气……呼吸和燃烧所产生的碳酸气，由于本身比重大，都滞留在房屋之间，而大气的主流只从屋顶掠过。”伦敦雾（其实是霾）如“豌豆汤”般笼罩在伦敦上空，它与大本钟（BigBen）和威斯敏斯特大教堂（WestminsterAbbey）一样，成为伦敦的著名“景观”。19世纪末伦敦雾日每年有3个月之久，“在冬天，100多万只烟囱同时呼出烟、烟灰、硫酸气、水蒸气、碳酸气，整个城市烟气腾腾像一个巨大的火山口一样。"1881-1885年间，“在12月和1月，伦敦市中心所能见到的明媚的阳光不足牛津、剑桥、莫尔伯勒（Marlbh）和盖尔得斯通（Geldeston）等四个小镇所享有的阳光的六分之一。”

河流污染也造成严重的卫生问题，影响着城市的发展。据记载，由于泰晤士河水太脏，1832-1886年伦敦曾有4次霍乱流行，仅1849年就死亡1。4万人。在一段25英里长的河道里，一年中有9个月河水不含氧。河水的污染“搞臭”了伦敦，每逢夏日，其臭难忍。据记载，1858年7月天气酷热，泰晤士河成了臭河，河中散发的臭味弥散空中，连议会大厦都要给窗户蒙上厚厚的帘子，挂起浸泡过消毒水的被单，点上熏香，仍旧无济于事，因此，这一年就以“大臭年”（GreatStink）留名史册。1878年3月，“爱丽丝公主”（PrincessAlice）号游船在泰晤士河一条下水道口沉没，640人遇难，其中许多人并非淹死而是被河水毒死。

泰晤士河的污染并非个案，其他河流都有类似命运。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描述说：流经利兹的艾尔河（Aire），“像一切流经工业城市的河流一样，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而流经约克的卡尔德河（Calder）在1852年之前还是鱼类喜爱的栖息地，至1867年，连皇家委员会也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流经约克的与其说是河水，不如说是墨汁。”布拉德福河曾是男孩们捕鱼的乐园，现在被工业潮流染成黝黑，“只需一根火柴，就可以将它点燃”。

犯罪是又一个“城市病”。城市化使人们从彼此熟悉的乡间社会转入了具有强烈匿名性的城市社会，为犯罪率上升提供了客观条件。私有财产的恶性膨胀一方面使任何“侵犯”都成为犯罪，以前被乡村社会视为正常的行为被认定为侵犯财产，另一方面又使许多人为聚敛财富而不择手段，或因拥有太多的财富而为所欲为。从19世纪上半叶起，英国的犯罪数量快速增长。按英国内务部公布的犯罪数据统计：英格兰和威尔士历年发生的刑事犯罪案为：1805年4605起，1815年7898起，1825年14437起，1835年20731起，1842年31309起；短短37年中，犯罪数字增加了6倍。另一数据显示：在1805年受到法庭起诉的男女分别为3267人和1338人，到1842年激增到25740人和5569人。可以说，19世纪上半叶是英国犯罪率极高的时代。

儿童犯罪是个严重的问题。狄更斯在《雾都孤儿》（OliverTwist）里描写了贫民窟里受成年人控制的儿童扒窃团伙，白天在大街上扒窃行人钱包，夜间则翻窗入室行窃。统计数字显示：1840年代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送交审判的人当中，有20%-25%年龄在15-19岁之间，在全国范围内这个数字是10%，另有25%是20出头的年轻人。

卖**是另一个严重问题。根据1837年伦敦警方的记录，当时妓院中的妓女数量是895人，街妓1612人，暗娼竟高达3864人，比前面两种类型加在一起还要多；可是英国媒体的估计要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它们认为伦敦的妓女有12万之多：在表面上性道德严厉的维多利亚时期，卖**业竟可以如此兴旺，实在是叹为观止！因此《泰晤士报》在1858年1月8日感叹道：在欧洲，没有一个首都像伦敦那样不分白天黑夜地展示卖**。卖**必须有卖**的对象，在当时，日趋富裕的城市中中等有产者恰恰是卖**业最大的市场，从而对中等阶级的道德宣教构成辛辣的讽刺。

“城市病”的根本原因，一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资源分配的极度失调，造成严重的地区差异和贫富不均；二是英国在市场经济的信条下执行自由放任主义，造成政府对社会问题不作为，纵容并加剧了城市病，使其不断累积并长期延续。因此治理城市病，一方面要尽可能缩小社会差距，构筑和谐社会，另一方面要政府管理到位，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这些，都需要改变根深蒂固的自由放任思想偏见，把放任自流变成政府干预。但这种转变必然会冲击到被奉为金科玉律的私有财产，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自由”形成限制。市政改革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