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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口婚姻与家庭（第1页）

第四章　人口、婚姻与家庭

自18世纪中期以来，英国的人口稳定增长，一直持续到19世纪。1801年首次进行人口普查，以后每10年普查一次，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人口增长的情况：

表45英国人口增长情况表（单位：百万）

表461801-191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增长百分比（单位：%）

以1821年为起点，到1851年，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人口增长了31%。但爱尔兰人口受马铃薯收成的影响很大，1845年爱尔兰发生大饥荒，饿死了50万至70万人，并迫使100万人在以后几年向外移民。在1841和1851年的两次人口普查中，爱尔兰岛的人口从820万下降到660万，到1911年时只剩下440万。

从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增长特别快，但大约从1820年代中期开始，增长速度就降下来。1801-182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粗出生率是40。2‰，1851-1875年下降到35。8‰。人口增速下降的原因之一是死亡率上升，当时城市的卫生环境非常坏，清洁住房和干净水的供应都严重滞后，直到19世纪晚期各市才努力改善城市的卫生状况。

从1870年代中期开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出生率进入长期持续下降的阶段，从1870年代的35‰下降到1900年的25‰。不过死亡率也同时下降，从1870年代的22‰下降到1900年的16‰，婴儿死亡率从1801-1825年的167‰下降到19世纪最后25年的150‰。表47是19世纪英格兰的人口指数情况，可以作为19世纪英国人口变化的一个窗口。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苏格兰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也开始下降，尤其是儿童死亡率于1870年代稳步下降。

表471801-1900年英格兰的人口指数（单位：‰）

在19世纪早期，生育率没有显示明显的阶级差异，每个阶层都能生育很多子女，构成大家庭。但19世纪晚期生育率下降，则开始呈现阶级差异，从1870年代中期到一战爆发，出生率下降最快的是雇主、专业人士和技术工人，其次是非技术手工工人；下降最慢的是农业工人和矿工。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出生率明显下降，其原因一是不结婚的人比例上升，结婚率普遍下降，到1860年代40-44岁的人群中大约有11%从未结婚，比半个世纪前增加了一倍。另一原因是婚姻内的生育节制，孩子的抚养和教育费用日益高昂，妇女也不愿意承受过多的生育负担，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中等阶级首先实行生育节制，但工人阶级却一直抱有怀疑的态度，他们仍然维持传统的大家庭，直到1900-1914年才开始限制家庭规模。

死亡率在19世纪有明显的阶级和地区差异，工人的死亡率高于农业劳动者，城市的死亡率高于农村。1861年，苏格兰四个主要城市的粗死亡率为28。1‰，其他城镇只有23。4‰，农村地区只有17。9‰，凯思内斯郡（ess）、奥克尼郡（Orkney）和设德兰群岛（Shetland）则只有15。5‰。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城市环境逐步改善，城乡间的死亡率差异开始缩小。但是与城乡及地区间的差别相比，行业间的差别更大，根据统计数据，最健康的群体是居住在乡村、过着中等阶级生活的教士。

工业化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首先是老年化。表48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年龄结构的分布情况：

表48英格兰和威尔士年龄结构分布（占总人口百分比）（单位：%）

表49是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三地按年龄统计的人口情况：

表49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三地按年龄统计的人口情况（单位：万）

1821-1851年，少儿组人口增长1。54倍，青壮年组增长1。81倍，老年组增长2倍多；1851-1901年，少儿组增长2。30倍，青壮年组增长3。53倍，老年组增长3。51倍。这一变化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都没有引起足够注意，但后来随着人的预期寿命增加、出生率下降及婴儿夭折率下降，老年化速度明显加快。

人口的职业结构也发生重要变化，从表50可看出各部门就业人员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的比例：

表5019世纪英国各部门就业人员在劳动力总数中所占比例（单位：%）

1851年以后，农业劳动力不仅相对数字减少，绝对数字也在减少，这一年农业劳动力有205。4万人，1861年198。2万，1871年181。7万，1901年只有147。6万。

人口的地区变化，在英格兰，以沃什湾（Wash）到塞汶河（Severn）画线，以南以东是农业区，以北以西是工业区。老的农业各郡在1801年时容纳了全国人口的44%，到1881年这一比例下降为29%，并一直保持到1931年。同一时期，伦敦及邻近的两个郡容纳的人口从14%上升为19%，沃什——塞汶线以西以北各郡从1801年的45%上升到1881年的53%，可见人口向工业区集中。

苏格兰南部的工业与商业中心地带其地域只覆盖苏格兰土地的14%，但1755年时集中了人口的37%，到1821年集中了47%，1911年甚至达到68%，1931年达到75%的最高峰。与此相对的北部各郡，面积约占苏格兰的34，1755年时人口占苏格兰的一半，到1951年仅占15了。

19世纪，工、矿地区增加的人口大部分来自附近农村，这与18世纪的人口流动有很大不同。以前，农村人口流动主要在村庄之间进行，但工业化与城市化给年轻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农村人口流向工业区、矿山和城市。在这方面，铁路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到19世纪最后20年迁移的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城市化几近完成，国内人口迁移不能简单地说成是从农村流向城市，而应该看作是从某一萧条地区向相对繁荣的地区移动，工业区到工业区比农村到城市的流动更频繁。

由于人口从农村流向工商业区和矿山，导致19世纪英国人口分布的另一重要变化即大城市人口膨胀。1811年人口普查时，除伦敦外，英格兰没有一个城市人口超10万。但那以后城市化速度加快，到191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中有35%生活在10万人以上的城市中。苏格兰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1755年苏格兰人很少生活在大城市，到1801年人口普查时，尽管爱丁堡和格拉斯哥的人口超过了8万，但苏格兰仍然没有10万人以上的城市。可是1851年苏格兰52%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容纳了全苏格兰人口的17%。到1901年，英国完全成为以大城市为主的城市化国家。

在19世纪，爱尔兰向英格兰、苏格兰移民的趋势不减，1841年人口普查时苏格兰有12。5万在爱尔兰出生的人，英格兰和威尔士有29万。在1861年的高峰期，英格兰和威尔士有60。2万人、苏格兰有20。4万人是在爱尔兰出生的，分别占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的3%和苏格兰人口的7%。国际方面，1870-1914年间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数量增加，在1911年高峰时，大约有28。5万来自欧洲大陆的人口居住在英格兰和威尔士，2。5万人居住在苏格兰，其中以俄罗斯人、波兰人和德国人为主，也有一部分来自法国和意大利。此外还有来自白人殖民地和印度的人，在1871年大约有7。1万人。

英国人口外迁的规模也很大。按照英国人的说法，向外移民可以缓解社会矛盾，减轻失业问题，并帮助英国打开国外市场和初级产品来源地，因此政府积极鼓励向外移民，1815-1850年间共有50万英格兰和威尔士人、10万苏格兰人移民国外。移民最高峰是在1880年代，有80多万英格兰和威尔士人移民海外，几乎是全国人口的4%。移民目的地主要是美国，但1905-1914年转向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等英联邦地区，这些地方工资水平远比英国要高。但大约有40%的移民会返回英国，有的回来定居，有的则因工作原因短期返回。

在移民海外的人口中，年轻的单身男子是多数，1871-19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移民中23为男性。这种移民模式造成本土居民性别比例的失调，1850年代移民**过后，英格兰25-29岁年龄段上的性别比（每一千妇女男性数）从1851年的906下降到1861年的879，在苏格兰从828下降到769。因此有学者认为，移民是维多利亚中期“剩女问题”的诱因之一。

19世纪英国的婚姻观与工业化之前相比变化不大。如果说“爱情的因素和财产的因素共同构成了近代早期欧洲人的婚姻基础”，那么19世纪英国仍然保持着这种观念，爱情不是人们在考虑婚姻问题时的唯一因素，在婚姻选择中，经济利益同样有影响。经济状况是婚姻的前提之一，英国有一句谚语：“当贫困来临时，爱情就飞出去。”

“门当户对”是一切时代的婚姻原则，维多利亚时代也不例外，上、中层阶级对婚姻有明显的门第观念，他们都趋向于在相同社会地位的人中间通婚，这种倾向一直到19世纪晚期才逐渐弱化。对贵族来说，婚姻不仅是为了建立家庭，并且是提高门第的机会，一个低级贵族娶了高级贵族的女继承人，领地和家产就骤然增加，社会地位相应提高。没有继承权的贵族幼子娶一个贵族的千金，可能以后自己也成为贵族，因此他在选择配偶时非常小心。19世纪时，虽然贵族阶层的圈内婚姻率逐渐下降，但对财富的追求却上升了，他们愿意把女儿嫁给伦敦的银行家，自己也愿意娶工业大亨的闺女。贵族婚姻通常是包办的，从本质上说，是两个家族的经济和政治联盟。19世纪后期，他们甚至把婚姻的彩球抛到大西洋彼岸，1837年亨利·斯坦福爵士娶了加拿大铁路、银行大王蒙特·斯蒂芬的养女爱丽丝，经济状况立即好转；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共有100多个贵族的儿子娶了北美富豪的女儿作配偶。由于没有爱情基础，贵族婚后感情融洽的并不多，同床异梦者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