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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帝国 第一章 第二帝国的发展（第1页）

第五篇　帝国第一章　第二帝国的发展

拿破仑战争后，英国成为异乎寻常的世界强国，它是无可置疑的海洋霸王，统治着一个巨大的殖民帝国。在欧洲国际舞台上，英国的老对手西班牙和法国已被打败，无法再和英国抗衡。在殖民地方面，法国、西班牙等国的殖民地大大缩小，英国殖民地却不断扩大，自从失去北美殖民地、丢失第一帝国以来，英帝国首次处于空前稳固的状态。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确认了英国的海上霸权，“无论在海上称霸还是在世界贸易方面，它都不怕任何对手。”长达22年的反法战争，其实质是英法争夺世界的商业和殖民霸权，因此，当反法联军在欧洲大陆与拿破仑军队激战时，英国却在海上与法国较量，如果说1798年埃及亚勃基尔湾（AboukirBay）海战初步确立了英国的海上优势的话，那么1805年的特拉法加大海战（Battlear），就决定了大英帝国今后的命运：它使英国获得了制海权，控制了英吉利海峡和大西洋港口，掌握了地中海，成为真正的海上霸主。

从欧洲各国海军力量的对比来看，1790年时，英国的海军总吨位为48。59万吨，仅次于它的法国是31。54万吨，位处第三的西班牙为24。22万吨，这时，尽管英国排名第一，但仍然没有绝对的优势，法、西两国海军的总数加起来超过了英国。但是到1815年，英国海军的总吨位达到60。93万吨，法国虽说排名第二，但吨位只有22。83万吨，俄国位列第三，是16。73万吨，西班牙只剩下不到6万吨了，英国吨位数已超过排在其后的三个国家的总和，而且大致相当于世界所有国家海军吨位数的总和。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国家可以和它争夺海洋霸权了，英、法自1689年以来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海洋争夺战告一段落，这就为以后缔造“日不落帝国”提供了实力基础。

从反法战争中走出来的第二帝国，已经拥有广阔的殖民地，既包括繁华富庶的印度和物产丰饶的西印度群岛，也包括尚待开发的澳洲大陆和零星分布于各大洋、各大洲的战略据点。反法战争期间英国从敌人手中夺取了不少战略要地，如非洲的好望角和毛里求斯（Mauritius），亚洲的锡兰（，今斯里兰卡），美洲的特立尼达（Trinidad）和圭亚那（Guiana），地中海中的爱奥尼亚群岛（IonianIslands）和马耳他（Malta）等。初步统计表明，在反法战争前后，从1792到1816年，英国的殖民地从26个增加到43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衰落为英国打开了南美大西洋沿岸的大门，而1833年占领福克兰群岛（FalklandIslands），又为英国提供了控制合恩角（）的战略据点。这些据点本身的经济价值并不大、并且人口稀少，但战略意义巨大。英国占领这些据点，标志着重商主义秩序的终结，自由贸易的时代即将到来。

第二帝国主要由印度、北美殖民地（即后来的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南非的开普殖民地以及散布全球的海军基地构成，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爱尔兰。世界各大洲都可以看到英国殖民者的身影，看到高高飘扬的米字旗。在维也纳会议上，英国虽然慷慨地归还了战争期间占领的某些法国殖民地，但对那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殖民地或能作为原料产地与产品销售市场的殖民地，则寸土不让，这些地方包括从法国人手中抢来的毛里求斯、塞舌尔（Seychelles）、多巴哥（Tobago）和圣卢西亚（SaintLucia），从荷兰人那里拿来的锡兰和好望角，从西班牙、丹麦等国手中强取的马耳他、特立尼达、赫尔戈兰（Heligoland）等。按《巴黎和约》规定，英国还得到对爱奥尼亚群岛和塞舌尔岛的保护权。一个新的帝国已经形成，在英国历史上，这个新帝国叫“第二帝国”。

爱尔兰是离英国地理位置最近、建立时间最早的殖民地，由总督治理，不过严格说来它不能算真正的殖民地。爱尔兰是英帝国的成员，还是联合王国的领土，一直是理不清的问题，英国人将爱尔兰视为领土，爱尔兰人则不以为然，因此，爱尔兰既是英帝国的堡垒，又是帝国内的一颗地雷。1801年爱尔兰与英国合并，成为联合王国的一个部分；1829年爱尔兰天主教徒获得解放，取得了完整的公民权。爱尔兰事务由英国内阁大臣直接管理，而不是由殖民部管辖，爱尔兰在英国议会有100个下院议席，32个上院议席。英国人由此把爱尔兰看成是英国的一部分，但爱尔兰人认为合并就是兼并，是一种殖民统治，所以时刻想摆脱英国的统治。

爱尔兰问题一直是一个敏感问题。早在19世纪30-40年代，有政治家试图改进在爱尔兰的统治，格雷内阁和墨尔本内阁因此分裂；皮尔提出《爱尔兰人民人身保护法》，遭到政敌攻击而被迫辞职。

19世纪上半叶爱尔兰发生了几次大饥荒，它由此成为当时西欧最贫穷的民族。爱尔兰人生活贫困，穷人几乎都以土豆为主食，1845年土豆受灾，几乎颗粒无收，随之而来的饥荒致100万人饿死，还有100万人逃往国外。到1860年，还有30万爱尔兰人在加拿大，25万在澳大利亚；60年代，又有100万人移居美国。

皮尔政府废除了谷物法，取消了对谷物进口的限制，压低了粮价，但这对于以土豆为食的爱尔兰人来说无济于事，于是对英国统治的怨恨激剧增长。1848年，青年爱尔兰党人发动起义，反抗英国统治，但很快被镇压。幸存的起义参加者詹姆斯·史蒂文斯（JamesStephens，1825-1901）在1858年创立芬尼社（Fenian），继续推进爱尔兰的民族解放事业。芬尼社主张用暴力推翻英国统治，1867年在英格兰发动起义，还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有过起事，但都没有成功。芬尼社运动以后，爱尔兰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斗争，从土地同盟到自治运动（HomeRulemovement），迫使英国统治者意识到爱尔兰问题的严重性。这样，爱尔兰问题从一个极度敏感的雷区，逐渐进入英国的政治生活日程，也造成了自由党与保守党在政策方面的重大分歧。

相比之下，印度则是第二英帝国的基石，这里地广人多，物产丰富，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18世纪末19世纪初韦尔斯利（RichardColleyWellesley，1760-1842）任总督（1798-1805）期间，对印度的扩张近乎神速，他出兵征服了强大的迈索尔（Mysore）土邦，于1799年打败了提普苏丹（TipuSultan，1750-1799），赶走了法国劲敌，扩大了英国直接统治的领土范围。他还拉拢较弱的土邦，建立依附联盟，试行间接统治方法，虽然以前的总督也尝试过这种联盟体系，但韦尔斯利运用得更为得心应手。在南方，他与海德拉巴（Hyderabad）结成同盟打击迈索尔，吞并其沿海地域，而将其他地区置于一个强制性的城下之盟中。他也强迫海德拉巴放弃贝拉尔富饶的棉花种植区，随后又剥夺了卡纳蒂克（atik）邦年轻继承人的继承权，并吞并坦焦尔（Tanjore）。在三年时间里，印度南部已落入英国之手。

在北方，1801年他迫使奥德（Oudh）邦割让了丰产地区，其中包括莫卧儿王朝的首都德里（Delhi）；莫卧儿皇室迁居红堡（RedFortLalQila），仅仅以年金度日。面对势力强大的中部马拉特（Mahratt）同盟，他在1803年挑拨马拉特人内乱，试图乘机夺取土地和管制权。到1805年他奉调离任时，印度大部分已经在英国控制之下了。

韦尔斯利的继任者继续执行扩张政策。1818年英国对马拉特同盟再次发动战争，将其中某些部分兼并，其余部分被迫臣服。1825-1826年英国进攻毗邻的缅甸，兼并其南方领土。1843年英国不提出任何理由就接管了信德邦（Sind），三年后又以制止内乱为借口吞并旁遮普（Punjab），保证了对西北印度的控制。完成对印度的征服后，它进而向印度外围扩张，1814-1815年割去尼泊尔（Nepal）南部土地；1824和1852年两次入侵缅甸，将阿萨姆（Asamu）、若开（Arakan）、丹那沙林（Tenasserim）并入英属印度。1864-1865年又将不丹（Bhutan）的达吉岭（Darjeeling）和噶伦堡（Kalenpung）置于英印管理之下。

此时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基本上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统治，由英国总督直接治理；一种是间接统治，英国与各土邦王公签订条约，王公们承认英国的宗主权，将军事与外交权交给英国，但保留内部事务的管理权。1833年英国议会制定《印度法》，规定印度的行政权属于由国王、议会派遣和任命的总督及参事会，立法权属于由总督指定的立法委员会。这样，从1833年起，印度的实际统治权已经转入英国议会和政府手中了，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权名存实亡。1853年又取消了公司董事会对印度官员的任命权，实行文官考试制度。

印度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是无与伦比的。1813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以后，印度成为英国工业品的主要倾销地。在1834-1856年间，印度的进口额从426万英镑增加到1340万英镑，出口额也从799万英镑增加到2300万英镑；但进出口总量中以英国份额为主，比如1855年印度进口总额为1300万英镑，其中英货占60%。棉纺织品是印度最重要的进口商品，在1857年以前的25年中增长了15倍，占英国对外出口棉纺织品总量的25%。英国采用极不平等的关税政策保证英国产品向印度倾销，比如由英国输往印度的纺织品只征收2%-4%的关税，由印度输入英国的纺织品则要收10%-30%的关税。在英国商品的打击下，印度传统纺织业纷纷破产，工人失业饿死，甚至连英国总督都说印度的纺织工人“白骨蔽野”。

英国在印度训练了一支20余万人的土兵（Sepoy），土兵是印度人，军官由英国人担任。这支军队是英国统治印度的真正的力量所在，它不仅用来对付印度的土邦王公，而且也用来征服邻近国家，有学者说：“从军事角度看，是这支英印军队使不列颠成为伟大的帝国。”英印军队的调遣权在英国议会手中，英国在波斯、埃及、埃塞俄比亚（Ethiopia）、乌干达（Uganda）等地的驻军也大多是印度兵。

英国在印度推广西方文化，以加强印度的同化进程。1835年，规定英语为印度的官方用语和法庭用语，同时在全印设立教育基金，在学校普遍教授英语。达尔胡西侯爵（LordDalhousie，1812-1860）任印度总督时（1848-1856年），大力推行文明教化工作，他在印度引进了新的科学技术，建铁路、修水利、办电报、设学校，传播基督教，允许寡妇再婚，反对寡妇殉夫，禁止杀戮女婴。这些“文明进步”虽然带来了新的气象，却与印度的传统文化背道而驰，引起印度人的心理恐慌。

以上种种，一方面把印度牢牢地置于英国的统治下，使其成为英帝国的柱石；另一方面也给印度带去了现代的气息，使印度接触到现代世界，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双重使命”。

但印度还是爆发了反英大起义，其根本原因是永无止境的土地兼并。1831年，当时的总督本廷克（WilliamBentinck，1774-1839，1823-1835年在任）以“治理不善”为由，剥夺了迈索尔王公的统治权，由英国接管；1834年他又以没有合法继承人为借口，兼并卡恰尔（Kacar）和库尔格（C）。奥克兰勋爵（1stEarlofAud，1784-1849）任总督（1836-1842）时，以管理不善兼并阿豪姆（Ahom，1838年）；艾伦巴勒勋爵（LordEllenbh，1790-1870）任总督（1842-1844）时，又兼并了齐塔尔（1843年）。1848年任总督的达尔胡西加紧吞并土邦，使更多土邦丧失内部管理权。他使用“权利丧失说”（DoeofLapse），把没有嫡亲子嗣的土邦王公领地转归英国所有，而不允许他们按传统习惯过继子嗣；他还以“治理不善”（misgover）为名，随时没收土邦土地。依据这两项理由，他在任8年先后吞并7个土邦，包括桑巴普尔（Sambalpur）、萨塔拉（Satara）、那格浦尔（Nagpur）、乌代普尔（Udaipur），以及更重要的詹西（Jhansi）和奥德。1849年他镇压旁遮普暴动后，将旁遮普完全置于英国管辖下。1848-1856年兼并的结果，全印土邦面积减少了13。他还威胁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BahadurShahII，1775-1862）：在他去世后将永远取消皇帝称号，皇室赡养金也将从每月10万卢比减少到1。5万卢比。这些举措引起王公们的强烈不满，一场各阶层的反抗运动逐渐酝酿起来。

其实印度的反抗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1806年在马德拉斯（Madras）以西80英里的小镇韦洛尔（Weiluoer）发生过起义，起义的印度土兵杀死了129名欧洲人及忠于政府的土兵，英国人镇压起义后处死了350人。1820年比哈尔邦（Bihar）爆发持续7年的反英起义；1827年发生的孟加拉（Bengal）穆斯林起义坚持了数十年，并一度攻入英军大本营加尔各答。1854年孟加拉的桑塔人（Santalis）再度起义，有5万多人参与。但最引人注目的是1857发生的印度民族大起义，在英国史书中，称其为印度兵变（IndianMutiny）。

起义是从印度土兵开始的，当时军中使用的子弹上涂有牛油或猪油，使用时土兵要接触这些动物脂肪，但牛油是冒犯印度教土兵的，猪油则冒犯穆斯林，因此在1857年5月有85名穆斯林土兵拒绝使用这种子弹，他们被判10年监禁，当着全军的面戴上镣铐、关入大牢。5月10日其他土兵发难救出战友，并以伊斯兰“圣战”相号召。这件事成为全印民族大起义的导火线，短期之中，40多个地区爆发起义，起义者赶走英国人，建立自己的政权，要求恢复莫卧儿的统治。起义领导者是各地王公，包括马拉特（Maratha）邦主的养子纳纳·萨希布（NanaSahib，1824-1857）和詹西的女王拉克什米·巴伊（LakshmiBai，1828-1858）。德里地区以伊斯兰教作为号召，并把莫卧儿王朝的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抬出来作为首领，萨希布和詹西女王则想恢复在本邦的统治地位。恒河流域的领袖是婆罗门，显露出浓厚的宗教色彩。起义的主体是印度土兵，尤其是孟加拉军队。

起义爆发时4万多名英国军人分布在方圆几千公里的范围内，力量分散，所以起义者给英国人造成重大打击。英国人花了很长时间才把英国军队从旁遮普、下缅甸甚至波斯调来镇压起义；一支派往中国参加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军队也临时奉调转向印度。

9月14日集结力量的英军分五路向德里发动总攻，起义军英勇奋战，展开了为时6天的德里保卫战；英军虽然占领了德里，却伤亡惨重，有5000多人阵亡，包括多名指挥官。英军占领德里后进行血腥屠杀，巴哈杜尔·沙二世也被英军抓获，后被流放到缅甸，1862年死于仰光，其二子一孙则在押解途中遇害，莫卧儿王朝就此覆灭。

德里陷落后，紧接着发生勒克瑙保卫战和詹西保卫战。此时力量的悬殊越来越明显，到1858年底，已经有68个英国步兵营在印度作战，并得到一部分土兵的支持。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英国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许多人未经审判就被绞死或枪杀，骨干分子被塞进炮筒，点上火药，发射成灰。在有些地方，英军在破城之后实行屠杀，被杀的印度人不计其数；坎普尔附近地区被烧成一片废墟，惨不忍睹。

起义的失败，一方面是因为英军强大，战略战术都非常成熟，一旦兵力集结，战局就不可逆转。另一方面则因为起义力量四分五裂，印度不仅土邦林立，相互敌对，而且社会被种姓制度所割裂，不同种姓之间互不来往，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对立更给这种分裂雪上加霜。起义的分散状态导致整个起义过程中没有发生大规模战斗，也不可能根本动摇英国的统治。起义者目标分散，没有统一领导，容易被英军各个击破。投身起义的土邦王公数量甚少，他们只是想恢复自己丢失的权益，多数王公站在殖民者那一边，甚至派自己的军队帮助殖民者。因此，1857年印度起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大起义，印度的民族主义意识尚未形成。

但这次起义使英国政府意识到印度的统治必须改变。1858年，议会颁布《印度政府法》（ActfortheBetterGoverofIndia），在三个层面上改变了印度的统治方式：首先，在帝国层面上：完全取消了东印度公司的行政参与权，将其所属土地和军队全部转归英国政府。英国政府设印度事务大臣负责印度的治理，设15人组成的印度事务咨询委员会协助他工作，其成员中多数须有10年以上在印度生活的经历。其次，在印度层面上：印度总督代表女王，由女王直接任命，为了加强总督的权威性，后来又给他加上“副王”（viceroy）称号。总督听命于英国内阁，是600多个土邦的最高统治者；土邦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其中海德拉巴等近500个邦实行间接统治，而孟加拉和旁遮普这些最重要邦，则实行直接统治。最后，在基层层面将英属印度划分为7省250个区；到1859年，在英国直接统治下的印度领土有259万平方公里，1。45亿人口，而土邦面积150万平方公里，4800万人口。

1861年，英国颁布《印度参事会法》（Indiancils'Act），首次准许印度人进入立法会议，以此来平息印度人的怨愤。同时，政府内部实行职能分工，成立内政、外交、税收、财政、法律、军事等部门，形成部长制。这些改革目的是为民意的表达提供安全阀，并且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

当局也对印度军队进行改组，增加了英籍军人，直至对印籍土兵的比例达到2∶5（大起义前的1848年有2。9万英国士兵，23。5万印度土兵）。军中建制要考虑宗教与种姓差异，比如把穆斯林、多拉斯人（Dogras）和贾特人（Jats）编排在不同的军事单位里。

1860年，坎宁总督还宣布废除“丧失权利说”，承认王公养子的王位继承资格。并且还有选择地归还了一些已被兼并的土邦，如在1881年归还迈索尔的土邦统治权，1886年归还瓜辽尔（Gwalio）堡的统治权；但奥德、詹西、那格浦尔这些邦，因卷入起义而坚决不归还。通过这样一些让步和怀柔政策，英国巩固了它在印度的统治。1876年，英国制定《皇家称号法》（RoyalTitlesActof1876），维多利亚女王正式加冕为“印度女皇”，印度也成了英王直属殖民地。

与印度相比，北美殖民地（加拿大）虽然地域广阔，但气候寒冷，人口稀少，经济与政治价值没有那么大。加拿大内部矛盾重重，首先是英裔与法裔之间矛盾迭出，争吵不休；其次是殖民统治水土不服，英国大臣对加拿大事务知之甚少，他们横加干预的做法激怒了殖民地人，加拿大总督受几个豪门大族的影响，普通民众的抱怨越来越多。为此，在1814-1840年期间，历任总督不断摸索，试图寻找适合加拿大的统治方式。

澳大利亚殖民地发展得很慢，虽然早在1770年库克（JamesCook，1728-1779）船长就抵达澳洲东南沿海并升起英国国旗，宣布“凡是所发现之地，均为大英帝国所占有之领土”，并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但很长时间中它只是流放罪犯的关押地，并长期保持着罪犯殖民地的特色。到19世纪初，英国开始允许英国自由人移民澳大利亚；1803年在塔斯马尼亚（Tasmania）岛上建立了移民点，逐步将犯人监管地转变成移民殖民地。1813-1815年，殖民者翻越蓝山（BlueMountains）进入丰腴的大草原，开始发展养羊业。养羊业促进了澳大利亚的迅速发展，羊毛所创造的大量财富吸引了更多的移民接踵而来，开发这块荒无人烟的新大陆。到1823年，新南威尔士成立了澳大利亚第一个殖民区——新南威尔士殖民区。

除了这些大面积的殖民地，英帝国也有面积不大但战略意义重大的小殖民地，其中多数是战略咽喉，扼制着世界的海上贸易通道。它们虽然分散，但串起来就构成了英国的远洋贸易航线，这类殖民地包括南非的好望角、地中海的马耳他及爱奥尼亚群岛、印度洋中的毛里求斯、北海的设得兰群岛（ShetlandIslands），还有亚洲的海峡殖民地（StraitsSettlements，即马六甲海峡）和锡兰，它们都是通往东方、拱卫印度的海洋门户，对英国的贸易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