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子小说网

第五篇 帝国 第一章 第二帝国的发展（第2页）

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基本完成，英国的经济力量空前强大，作为那个时代的“世界工厂”，英国高度依赖对外贸易，自由贸易思想遂成为主流。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要求实行自由贸易并将其付诸实践的国家，对殖民地，也以“贸易优先”作为行动指南。

早在美国独立前后，就有人提出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应该实行“自由贸易”，挑战了传统的重商主义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宗师亚当·斯密则认为：母国对于殖民地的贸易垄断，不仅对殖民地的发展不利，而且对母国自身也不利，他主张向各国商人开放殖民地市场，最终实现贸易自由。斯密的学生大卫·李嘉图也认为应该使进出口贸易尽可能处于自由状态，如果“可以自由出口或进口而不加限制，那么国家……所享受到的将是举世无双和简直难以想象的繁荣和幸福”。这种“自由贸易”理论反映了工商业集团要求废除殖民地贸易垄断的强烈愿望，在1815-1849年间，自由贸易理论渐渐获胜，英国走进全面的“自由贸易”时代。

按照这种理论，英国在殖民地问题上应更关注海外贸易航线的建设与安全，占据并保护交通要塞、战略要地、关键的基地与海岛，以确保帝国贸易航道的畅通。随着自由贸易理论大行其道，英国逐渐放弃了贸易垄断政策，“贸易优先于统治”成为新的殖民政策。于是在19世纪英国海外殖民地的保有或占领中，就表现出明显的“贸易优先”原则。

1808年，英属新斯科舍（ia）和新不伦瑞克（NewBrunswick）总督宣布，允许英国或美国船只把某些商品转运到西印度，突破了100多年来《航海条例》（NavigationActs）的限制。1811年，英国允许除法国之外的任何国家的船只装载某些重要产品，如小麦、面包、饼干、树脂、沥青等进入英属哈利法克斯、圣安德鲁斯、圣约翰（St。John）等港口。

印度也逐步放开了自由贸易，瓦解了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从1793年起，一定吨位的英国个体商人的商品被允许进入印度；到1813年，英国政府废止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贸易垄断资格，在印度初步确立起“自由贸易”原则。

1840年代，自由贸易在英国臻至顶峰，英国废除了《谷物法》（Laws）和《航海条例》，变贸易保护主义为自由贸易政策；它开放了英国自身的市场，也用种种方式使其他国家开放市场。这样，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英国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新一轮的殖民扩张，不过，这一时期的重点在争夺原料产地和产品销售市场，而不是扩大帝国版图，“贸易优先”主宰了英国扩张的新思路，在世界各地，它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

第一种形式是以贸易为目标，用商品和资本打开落后国家的市场。帕默斯顿就宣称：“我们所要的是贸易，土地对于贸易并非必须，在属于其他人民的土地上，我们能很好地开展商业。”英国对那些愿意接受“自由贸易”的地区不使用武力，也不占领土地，它更愿意采用欺骗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即便像帕默斯顿那样的帝国强硬派也是如此，他在1839年议会辩论土耳其问题时说，他主张“用和平手段从物质上支持大不列颠的商业，没有和平，就不能指望有繁荣的商业”。这番话虽然有一点矫揉造作，但确实体现了当时英国的“贸易优先”政策。

第二种形式是通过施加政治影响，来诱使弱小地区就范。因此，帕默斯顿拒绝拿破仑三世瓜分埃及的建议，就一点也不奇怪，他说英国的动机是“我们想要与埃及的贸易，想要穿越埃及的通道，但我们不想要统治埃及的责任与负担，让我们用商业的影响来改进所有这些国家，让我们避免一次十字军东征”。对中亚，虽然这个地区是介于俄罗斯和印度之间的重要缓冲地带，有助于保卫印度，但只要有可能，英国就通过政治影响来贯彻它的意旨，因此它分别在1836年和1857年与伊朗签约，1838年和1861年与土耳其签约，得到了贸易、投资等方面的特权，如开设工厂、减免关税等。

第三种形式是“炮舰政策”。英国以海军的力量强制推行“自由贸易”，强迫全世界为英国的商品打开大门，在这种政策下，领土扩张并不是首要目标，重要的是贸易“自由”。对于公开抵制“自由贸易”、不服从英国意愿的国家，英国用武力进行打击，强迫对方接受贸易。理查德·科布登、约翰·布莱特等自由贸易的吹鼓手曾指出：英国……只乐意在迫使非欧洲国家打开市场时才诉诸武力。帕默斯顿是推行炮舰政策的主要人物，在他主导下的两次鸦片战争，就是炮舰政策的典型案例。英国战胜后，通商和赔款是和约中的主要内容，中国因此被迫打开国门，让英国制造品无限制地涌进国内，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很快被冲垮了，中国由此而深陷在越来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英国让鸦片这种罪恶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自由”地贸易，“自由贸易”的道德合法性具有极大的讽刺性。

英国对日本也实行炮舰政策。1858年，美国“黑船”打开了日本的大门，英国人便很顺利地搭上美国人这趟便车，达到了与日本通商的目标。但1863年8月，英国以使馆人员被杀为由发动“萨英战争”，炮击鹿儿岛（Kagoshima），索取巨额赔款；次年又发动下关（Shimonoseki）战争，再次索取大量赔款。两次战争的目的都是保护英国的商业利益，迫使日本作出更大的让步。

在美洲，1845年英国用炮舰封锁普拉特河（RiverPlate），打击阿根廷的贸易垄断，后来它改用劝诱手段促使其改变经济政策，而放弃了兼并普拉特河口的计划，“贸易优先”跃然可见。

在西非，炮舰政策以阿散蒂战争最典型。英国从17世纪起侵入西非，先后占领冈比亚（Gambia）、塞拉里昴（SierraLeone）、尼日利亚（Nigeria）、黄金海岸（GoldCoast）等地，奴隶贸易曾经在这些地方盛行不衰。后来英国放弃了奴隶贸易，但西非仍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为英国提供咖啡、矿产等工业原料。到19世纪中叶，以阿克拉（Accra）为中心的盛产黄金的沿海地带“黄金海岸”是英国的“保护地”，但内陆土著部落组成的阿散蒂联邦不屈服，英国于是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企图征服阿散蒂。在1806和1821年的两次战争中英军被打败，1821年英国总督甚至战败自杀；但是在1826-1831年和1873年的两次战争中，英军获胜，并且在1896年攻占阿散蒂首都库马西（Kumasi）。1901年阿散蒂发动起义，失败后被并入英国的黄金海岸殖民地。

最后一种形式是占领重要的贸易据点，建立要塞，以保证“贸易优先”。在第二帝国时期，英国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保卫英国与印度之间的海上通道，为此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将荷兰在锡兰和开普的海军基地占为己有，后来又占领亚丁、新加坡、塞浦路斯等地，并与俄国划分在伊朗的势力范围，建立起从好望角到印度洋的通畅的海上通道。苏伊士运河开通后，占领埃及也属于这种情况。

占领殖民地也是为了贸易，这在印度表现得很明显。在第二帝国时期，印度是“帝国王冠上最珍贵的宝石”，是帝国财富的最大源泉，是英国最重要的原料产地与工业品销售市场。统计表明，1757-1815年间，东印度公司从印度攫取的财富高达10亿英镑；1830年《评论季刊》（QuarterlyReview）写道：“我们在东方海域的势力应当维持；不能设想任何针对我们伟大商业的致命打击，能比放弃这些有价值的属地更为有效。”英国工业化过程中，市场广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印度为英国提供了大量原料和广阔的市场，英国棉布曾大量涌入印度，挤垮了当地传统的手工纺织业，摧毁了土著经济，又为英国的棉纺织业开辟了用之不竭的消费市场。殖民当局引导农民种植英国所需要的工业原料，包括棉花、蔗糖、靛青、鸦片等，除鸦片主要输往中国之外，其他基本上面向英国出口。通过这样的一进一出，一种依附性的商业经济体系在印度形成。

通过“贸易优先”的政策主导，大大小小的殖民地、通商口岸、势力范围或租借地成为英国构筑世界贸易网络的大小支点，难怪有人骄傲地宣称：“英国是每一片海洋的主人，殖民地人控制着每一块海岸，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有我们的工业产品。”通过“贸易优先”的政策，英国变得更加强大了。

自由贸易发展到极度，就出现了“无形帝国”的倾向。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就曾在理论上论述过殖民地是一种负担，占领和统治殖民地，对母国和殖民地都不利。这种政策在自由党执政时表现得特别充分：帕默斯顿的炮舰政策，其实也是一种“无形帝国”的行为表现；格拉斯顿则希望以“自由、自愿”为基础，以英国强大的经济力量为后盾，建立与殖民地之间的和谐联系。1868-1874年格拉斯顿执政时，就大力推行过“无形帝国”政策，尽管正是在这个时期，英国吞并了埃及。

就殖民地而言，“无形帝国”包括两个互相关联的内容，第一个内容是“自我防卫”，鼓励殖民地承担防卫责任，提倡殖民地的“自我成长”；第二个内容是在内政方面，让殖民地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两方面内容都是为了减少母国的财政负担，摆脱沉重的军事与行政开支。

关于“自我防卫”：大英帝国拥有辽阔的殖民地，又有众多的大小属地，既要保证从非洲到中东、从太平洋到北美殖民地的安全和稳定，又要时刻警惕欧洲其他国家的威胁，因此有着巨大的防务压力。1846年，英国的殖民地防卫开支达到400万英镑，引起各界不满，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对殖民地的防务问题持怀疑态度，于是就产生了让殖民地承担一部分防卫开支的设想。1850年英国出现一个名为“殖民地改革协会”的组织，其宗旨是将母国从殖民地地方事务的全部花费中解放出来。1861年又出现一个“殖民地军事费用特别委员会”，专门调查殖民地防务费用问题，调查的结论是：为了减轻帝国政府的负担，殖民地不但应承担其内部安全防卫的支出，而且还应该协助帝国政府加强其外部防务。1862年英国议会通过决议：“行使自治政府权力的殖民地，应当承担起主要的责任，既提供它们自己内部的秩序和安全，也应当援助殖民地的外部防卫。”当时，从新西兰撤出英国军队就成为现实问题，在新西兰殖民的过程中，英国移民与土著毛利人（Maori）冲突不断，导致长达8年的毛利战争，英国投入的战争费用竟高达100万英镑之多。所以，格拉斯顿政府一上台，就果断地从新西兰撤军。1869年10月殖民大臣格兰维尔（EarlGranville，1815-1891）宣布从新西兰无条件撤军。对此他解释说：这不是对殖民地利益漠不关心，而是因为考虑到，在已建立自治政府的殖民地雇佣英国军队是违反原则的。

关于自我管理，体现为白人殖民地的责任制自治政府。亚当·斯密推崇自由贸易，认为殖民地是母国的负担而非财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并接受这种观点，格拉斯顿指出：“如果殖民地不能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享有自由的特权，它就称不上是自由的。”结果必然的逻辑是：从19世纪中叶起英国允许殖民地按自治原则建立责任制政府。这个过程从加拿大开始。

1791年的《加拿大法》确立了以英裔为主的上加拿大和以法裔为主的下加拿大二元结构的形成，但这没有减少加拿大的矛盾和冲突。上加拿大的主要矛盾是贫富差异和分配不公，非国教徒与国教徒争夺土地资源，反对派要求改革政治制度，但总督和行政当局反对改革，把改革派领袖威廉·麦肯齐（WilliamLyonMazie，1795-1861）赶出立法会议，导致双方冲突升级。下加拿大原来是法裔人的居住区，19世纪初大量英裔涌入，在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法裔人，法裔人感到受排挤，要求控制英裔移民。1815年法裔领袖路易·帕皮诺（LouisJosephPapineau，1786-1871）当选为立法会议长，开始了立法会与行政当局的长期对抗。

1834年帕皮诺提出改革纲领，要求参事会由民选产生、财政权交给立法会议。这些要求被政府拒绝，于是帕皮诺在1837年发动叛乱，很快被镇压了。但上加拿大在麦肯齐的领导下也乘机暴动，虽然在第一时间就被镇压，但上、下加拿大同时发生暴动却引起了英国政府的高度警觉。英国人清楚地记得美国独立时的情况，执政的辉格党政府认为殖民地本来就是个包袱，在不损害帝国利益的前提下，应尽可能满足殖民地的要求，以避免美国革命重演。于是政府派达勒姆勋爵（EarlofDurham，1792-1840）担任加拿大总督，由他领导一个调查委员会，了解并提出解决方案。1839年达勒姆提出《英属北美事务报告》（ReportontheAffairsofBritishNorthAmerica），也称《达勒姆报告》（DurhamReport），这份文件奠定了随后一个世纪英国殖民新政策的基础。

达勒姆报告涉及许多问题，包括土地分配、城市建设、议会工作程序、移民等，但核心是政治体制问题——如果不想让加拿大变成另一个美国，那就必须让加拿大自治，自己管理自己。为此他提出两项措施，一是上、下加拿大合并，组建成一个国家（但必须是英裔人占多数）；二是建立民选议会，政府向议会负责，总督只起象征性作用，就如同英国本土的国王。加拿大的内部事务完全由自治政府处理，只在帝国问题上它才服从英国的指导。

达勒姆的建议似乎步子太大，英国政府断然拒绝，但鉴于美国独立的教训，还是作出了一些改变。1840年上、下加拿大合并，次年成立加拿大联合省，首任总督西登姆（LordSydenham，1799-1841）削弱特权集团的势力，让温和改革派领袖进入行政委员会，从而缓和了与改革派的矛盾。1846年辉格——自由党政府在英国上台后，加拿大成立责任制政府的障碍被扫除了，1848年新斯科舍和加拿大联合省成立责任制政府，1851爱德华王子岛、1854年新不伦瑞克、1855年纽芬兰也先后成立责任制政府。这样，到1855年，英属北美全境全都建立了责任制政府。再往下，就是实现加拿大的联合。经过1864年9月夏洛特城会议（Charlottetownce）和10月的魁北克会议（Quebece），各殖民地签署《魁北克决议》，完成了加拿大联合。在加拿大的要求下，英国政府于1867年颁布《英属北美洲法》（Britishof1867），由魁北克、安大略、新斯科舍和新不伦瑞克四个殖民地组成“加拿大自治领”（Dominionofada），首府设在渥太华（Ottawa）；总督由英王任命，是名义上的自治领元首；议会是立法机关，参议员由总督指定并终身任职，众议员由各省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自治领政府由议会产生，各省也都建立拥有较大自治权的地方政府。加拿大这样一种政治体制标志着英国殖民政策的重大转变，以前的总督统治转变成殖民地自治。

新西兰殖民地也发展起来。1839年成立的“新西兰”土地公司向新西兰派出第一批移民，基本上都来自澳大利亚；1840年，英国与岛上居民毛利人签订《怀坦吉条约》（TheTreatyofWaitangi），正式将新西兰归并到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次年，又成为独立的皇家殖民地。1852年英国制定《新西兰宪法草案》（NewZealandstitutionAct），授权较大的殖民点奥克兰、新普利茅斯（h）、威灵顿（Wellington）、纳尔逊（Nelson）、坎特伯雷（terbury）、奥塔哥（Otago）等建立省级立法机构，同时将征税权授予联邦立法机构。1853年，新西兰总督乔治·格雷（SirGerey，1812-1898）组建了一个两院制政府，1856年建立责任制政府，新西兰也成为自治殖民地。

至于白人占人口少数的南非开普殖民地，英国只给了它“代表制”（representative）而不是“责任制”（responsible）政府（1853年），在这种制度下，英国保留了很大的控制权。

通过改变白人殖民地的统治方式，英国成功地避免了美国独立的再现，白人移民在取得自治的权利后，对帝国的认同程度提高了，对母国的依恋感情也提高了。帝国政策的调整并没有造成移民殖民地各行其是和分道扬镳，相反，却带来帝国历史上空前的向心力和认同感。

然而“无形帝国”不意味着不开疆拓土，英国人从来没有考虑过放弃帝国的任何一部分。1850年，自由党首相约翰·罗素宣称：“每个人都承认帝国渗透到全球每一个角落的商业价值，许多殖民地为帝国贸易提供了港口和安全，它们在和平时期是最有用的，而在战时则是绝对必需的。”英国的海外扩张一直带有私人性质，但一旦私人公司占据了海外领土，政府基本上会给予保护和认可，占领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为保卫印度航线，英国已经占领了好望角、毛里求斯、塞舌尔、锡兰等地，而19世纪20、30年代法国在埃及扩大影响以及穆罕默德·阿里（MohammedAli，1769-1849）野心勃勃，使英国政府深感不安。驻孟买总督格兰特（Rrant）在1838年写给外交部的备忘录中说：“法国正经由埃及逐渐向印度进逼，同时又伴随着俄国经由波斯向印度的进逼，对此决不能等闲视之。”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则指出：“穆罕默德·阿里的计划是建立一个由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半岛组成的独立国家，而坚定地站在他背后的是法国政府，一旦这个计划实现了，突尼斯和的黎波里也将被挤压进这个体系，法国就会成为地中海事实上的主人。”

对此最好的应对方案，就是在红海与波斯湾交界处获得一个立足点。1839年1月，英国从印度孟买派出一支分遣队，以伤亡15人的代价攻占了亚丁（Aden），把它变成英国的保护地。亚丁很快成为英国到印度和澳大利亚航船的经常加煤站，并作为皇家海军基地，发挥着更加突出的战略作用。英国还将自己的势力插进了波斯湾，1861年将巴林（Bahrain）变成保护地。通过亚丁和巴林这两个战略要冲，英国牢牢控制了从红海和波斯湾到印度的贸易交通线。

占领新加坡后，英国不顾1824年《英荷伦敦条约》中将婆罗洲（Borneo）划为荷兰势力范围的规定，渴望在北婆罗洲建立一个海军基地。1841年和1842年，文莱（Brunei）先后将沙捞越（Sarawak）和北婆罗洲割让给英国。1846年，英国政府积极支持詹姆士·布鲁克（SirJamesBrooke）进攻文莱，由此而获得拉布安岛（Labuan）及其附近岛屿。1847年，文莱自己也成了英国的“保护国”。这样，英国人便在从马六甲海峡到中国的贸易航道上有了重要的立足点。

1840年，英国强迫清朝政府割让了香港，同时又持续在印度及周边地区夺取新的土地。可见“无形帝国”并不排除占领新的殖民地，正如帝国史专家劳埃德所指出的那样：“滑铁卢战役之后30-40年间里……帝国的成长却如此迅速，看上去似乎存在着某种强大的力量，一旦被发动，就会带着帝国的疆界一路向前，直到被高山或海洋所阻挡。”事实确实如此，根据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的估算，1815年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帝国领土扩张的速度大约是每年10万平方英里。尽管大多数英国人反对承担统治殖民地的财政负担，却不反对占领重要的岛屿和基地，也不反对在印度、南非和澳洲的扩张，这就是英国的“无形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