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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会思想（第1页）

第二章　社会思想

19世纪的英国见证了工业化、民主化和都市化，社会思想正是对这个过程的回应，人们思考：新社会的特点是什么，应该向哪个方向前进，社会变化意味着什么，会产生哪些后果？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两种意识形态：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激进主义面向未来，坚持改革和人民权利，愿意推动19世纪的各项改革；保守主义面向过去，坚守秩序与基督教信仰，多少怀疑或抵触改革。如此概括虽然难免简单化，比如19世纪英国思想界巨擘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便自觉地将两种倾向都囊括在自己的思想中，但正是密尔自己，在《柯勒律治与边沁》一文中，对两种思想作了精确的划分，在他看来，贯穿整个世纪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属于第一种意识形态，而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批评家，包括牛津运动那些人，则属于第二种意识形态。

自由主义在19世纪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广义自由主义以个人权利作为国家基础，认为国家的合法性存在于保障个人权利之上，当国家忠实地执行这种使命时它就是合法的，当它不执行这种使命甚至侵犯个人权利时它就是非法的，在这个时候，以重建社会为目标的革命便会到来。在霍布斯、洛克甚至英国革命时期的共和主义思想中，权利主要指生命、财产与选举权；在19世纪，自由主义成为一种成见，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

19世纪早期的30年中，自由主义的旗手是边沁（JeremyBentham）和詹姆斯·密尔（JamesMill）。边沁提出“功利主义”理论，他认为趋乐避苦是人的天性，每一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幸福，但作为个人的结合体，社会的整体目标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就是“功利主义”。他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判断国家立法与制定政策的基本标准，凡符合这一标准的法律与政策是合理的、正确的，凡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法律与政策是不合理的、不正确的。他因此提倡出版自由、宗教宽容与立法改革，支持议会改革，主张改进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同时又反对法国式的暴力革命。他的主要著作包括《道德与立法的原理》（IntrodutoPrinoralsaion，1780）、《惩罚与奖励的理论》（PusandRewards，1811）、《议会改革问答》（Parliameechism，1817）、《论证据》（ATreatiseonJudicialEvidence，1825）等。他死后留下2000万字左右的手稿，为边沁式的自由主义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詹姆士·密尔的主要著作有《论政府》（Esayo，1820）、《政治经济学原理》（ElementsofPolitiy，1821）、《人类心灵现象分析》（AnAnalysisofthePheheHumanMind，1829）、《教会及其改革》（ThedItsReform，1835）。作为功利主义的信徒，密尔的根本信条是：人类的所有制度装置乃至所有活动，都服务于一个扎根于人性的目的：趋乐避苦、寻求幸福。这是他考察历史与社会问题的根本点。作为历史学家，密尔认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有益于文明的进步。他毫不掩饰对印度与中国文化乃至种族的轻蔑。密尔认为政府是实现共同体和个人幸福的工具。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而苦乐要么来自自然，要么来自人的同类。国家主要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使人获得快乐。除了国家外，密尔还关心教育、刑罚，特别是议会改革。教育的目的是产生好人特别是公民，政治教育是统治的基石，犯罪是基本上缺少教育所致，因此惩罚是一种补救性的教育，目的是重塑性格，让罪犯回归社会。密尔生活在法国革命与英国议会改革之间，他坚信代议制既可以避免法国式的暴力革命，也可以避免直接民主导致的混乱。成年男子的普选权是他一生致力的目标。

詹姆士·密尔的儿子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StuartMill）是新一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他早年受其父及边沁的影响，是功利主义的代言人；后来他将功利主义改造得更富有人情味，内容也更加广泛。他认为人的品质有差异，幸福的品质也有差异，只有把理想和现实结合起来，才能让最大多数人都感到幸福。为了保障个人的自由，既要反对政府的控制，又要反对多数人的强制，为此他主张扩大议会选举权，把工人阶级纳入到政治体制之内，并建立以选举为基础的代表制地方政府。之所以需要这样做，不是因为抽象的“权利”，而是在他看来：政治参与能够培养“公民”而不是“臣民”，通过培养公民，就能够避免“多数人的暴政”。他的这些观点最集中体现在他最著名的作品《论自由》（Oy，1859）之中，这本书被看作是自由主义的一个新的起点。他还主张给妇女以选举权，认为女性的资质并不差，只是社会条件让她们无法发展。由此，约翰·密尔成为英国现代女权主义的最早发起人。他的其他著作还有《逻辑体系》（ASystemofLogic，1843）、《政治经济学原理》（ThePrinciplesofPolitiy，1848）、《论代议制政府》（sideratioiveGover，1851）、《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1861）、《论妇女的屈从地位》（TheSubjeen，1869）等，他也实际参与政治活动，一生都是印度事务部文官，并且是议会中的激进派议员。

约翰·密尔关于“代议制”的论述也很值得注意：他认为文明意味着人类从消极服从走向自我管理，开明专制对于野蛮人是合适的，这种带有家长制特征的开明专制，是一种可以与代议制竞争的政治形式。代议制是古代民主制度的扩展，但代表们并不组建成政府，他们只代表人民来制约政府，由代表组成的议会只对政府进行检查，它只是一个协商机构，是意见的大会、民意的机关，是讨论和辩论公共事务的地方。他反对在代议制条件下多数人的强制，而主张思想的绝对自由，从这一点出发，他认为言论自由是绝对需要的，因为除了在自由的条件下接受竞争性的言论的检查以外，没有人可以称自己为正确。但约翰·密尔同时又认为，言论自由与公民的责任联系在一起，文明的公民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所以它不适用于儿童和野蛮人。

与约翰·密尔同时代的马考莱（ThomasBabingtonMacaulay），从“自由”的角度对英国历史进行诠释，开启了英国历史学界的“辉格学派”；他把英国历史描写成自由制度形成的历史，对以后的英国思想界甚至欧美思想界都产生重大影响。马考莱的父亲是殖民地官员；马考莱自己早年喜欢文学，对艺术与历史感兴趣，是《爱丁堡评论》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1830年入选下议员，大力支持1832年改革，是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后来他担任印度管理委员会成员，推动印度的刑法和教育改革。从1839年起他撰写《詹姆士二世以来的英国史》（TheHistlandfromtheAestheSed，1848），简称《英国史》），把王权与议会的平衡以及议会对“自由”的捍卫，作为历史叙述的主线，他认为光荣革命最伟大的成就是恢复了英国的宪政传统，而自由宪政也是英国历史前进的目标。该书第一、二卷出版于1849年，第三、四卷发表于1855年，第五卷出版于1861年，由于他过早地去世，书中的历史只写到1702年；尽管如此，这部书被认为是19世纪英国历史编纂学最高的成就。

作为自由主义的又一个吹鼓手，马考莱并不赞成边沁的功利主义，他不认为从几条简单的功利原理中，就可以推导出政府的行为准则。他认为趋乐避苦不符合历史的全部事实，政治研究应该以历史事实为出发点，而不以抽象的人性为对象。在20年代末，他曾对詹姆士·密尔的政府理论进行猛烈批判，不过他却和密尔一样用“进步”来解释历史。“进步”的历史主要是由辉格党推动的，宗教自由、政治自由、贸易发展、废除奴隶制、大众教育、刑法改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辉格党的功绩。他在《英国史》中论证，过去160年中在物质、道德与智力方面的进步，都与辉格党有关，工业进步使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种乐观主义态度与密尔表现出来的忧虑不同，因此马考莱常被视为是单线进步论者。在他的书中，大宪章、宗教改革、1640年和1688年革命、议会战胜王权等等，都是进步的章节。因为这样的观点，马考莱被认为是辉格史学流派的创始人，他的书也是辉格史学的集大成者。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出身于卫斯理宗家庭，是功利主义、进步理念和达尔文主义的合流人物，他的自由主义强调削弱国家的干预，扩大个人的选择范围。在19世纪中叶，斯宾塞是进化论的主要鼓吹者之一，几乎可与达尔文齐名。他在1862-1897年陆续出版了多卷的《综合哲学体系》（SystemofSyicPhilosophy），试图将进化论运用于哲学、生物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之中。

斯宾塞年轻时曾为《经济学家》杂志撰稿，与密尔、卡莱尔、赫胥黎、艾略特这些人交往甚密。此时斯宾塞是个功利主义者，支持当时的各种激进思潮。1851年他发表《社会静力学》（SocialStatics），也称“对幸福的基本条件的研究”，一举成功。该书受圣西门、孔德的影响，认为随着国家干预的减少，人类将完全适应于生存环境，在社会中适应社会；通过保存行之有效的交往模式，人类能防止相互间的敌意并防止社会解体。这本书表达的“自发秩序”的思想，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重要生长点。1852年他发表《发展的假说》（DevelopmentHypothesis），提出“适者生存”，把生物学原理运用于社会，认为国家就是一个有机体，“进化”也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在1855年的《心理学原理》（PrincipleofPsychology）中，他认为人类的心理活动也是一种自然规律，个体与种群都面临着进化。他还认为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包括文化、语言、道德都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科学”的视野，与维多利亚时期人们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理解社会不同。

在9卷本的《综合哲学体系》中，他把以前表达的思想系统化了，在他看来，从生物世界到心理的、社会的、道德的世界都是可以解释的，它们都服从某些最普遍的规律，而“进化”是其中最重要的规律。进化从简单到复杂、从同质到异质，而人的世界的进化即社会进化是进化的最集中的体现。社会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黩武的、等级制度的，服从是它的普遍行为准则，这个社会处于进化的起点，是原始的、未开化的社会形式。另一种是进化的终点，它是工业社会，工业社会需要经过复杂的进化过程才能产生，在这个社会里，国家的强制力变小了，自由以知识为基础取代了服从；与道德一样，工业也是社会适应的结果，人类通过适应最终进入完美社会的完美阶段。至此，斯宾塞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体系，然而作为体系思想家的斯宾塞与早年作为社会评论家的斯宾塞却完全不同，在早年，斯宾塞是各种改革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到这时，从他的“体系”出发，斯宾塞反对一切社会立法，包括反对义务教育。

英国的自由主义后来受到德国唯心主义的影响，它开始接受国家干预理论，接受国家有机体的观念，从而发生了向新自由主义思想的转变，其代表人物是格林、霍布豪斯和鲍桑葵。托马斯·格林（ThomasHillGreen）是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哲学唯心主义运动的领袖，他受黑格尔的影响。格林从1855年进入牛津大学以后，便一直任教于这所大学，他的社会哲学又称社会自由主义，以和谐与一致为目标，倡导国家的干预与个人的自由相统一。在格林之前，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而自他开始，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有机体的共同利益。新自由主义主张个人是社会的有机构成，对社会负有责任，从表面看，这只是强调不同的侧重点，但实际上却划分了自由主义的不同时代。在格林看来，个人的权利和幸福当然是文明社会追求的目标，但在工业化条件下，工人的贫困和健康的恶化却造成了不平等的机会与权利，自由放任带来的社会后果，与政策的设计者所预期的结果相反。为纠正如此弊端，国家应承担责任，在保障所有人得到平等发展机会方面发挥作用。自由的含义不再是免于干涉，而是清除不让每个人都享有自由的障碍。

格林的重要著作包括：《伦理学导论》（Prolegomehics，1879）、《政治义务原理》（PrinciplesofPoliticalObligation，1879）、《自由主义立法与契约自由》（LiberalLegislationandFreedomoftract，1881）等，最后一部书在他去世后才出版。他从德国哲学，特别是费希特和黑格尔的哲学中找到了平等主义政治理念的依据；在宗教哲学方面，格林也从德国哲学中找到了对抗抽象机械论的源泉，他认为信仰是宗教生活的本质，不是神迹支撑信仰，而是信仰解释现象。真正的基督徒在良心中发现上帝，生命的物质方面始终在阻碍精神方面，这是人类的困境；但这不妨碍人的现世生存，因为信仰是内在的，上帝通过信仰、通过与信仰者之间的沟通来确证自己。

在19世纪，自由主义是中等阶级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虽然不等同于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但它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说话的。两种思潮在社会改革方面属于同一阵营，它们相互影响，到19世纪中期以后，自由主义似乎更受到社会主义的影响，因此在密尔、斯宾塞和格林的思想中，社会主义倾向都比较明显。

现代社会主义是工业化的产物，是对工业化导致的贫富分化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回应。社会主义主张平等的财富占有，在此基础上建立和谐、互助的人类社会。这种思想与资本主义牟利思想一样久远；在前工业化时期，西方社会主义主要从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兄弟邻里之爱中寻找思想资源。但现代社会主义关注的不是天国，而是世俗的平等，自启蒙与工业革命以后，社会主义主要从世俗人道主义与18、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中寻找资源。

英国的社会主义非常复杂，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对工业社会的态度也各不相同。罗伯特·欧文（RobertOwen）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生于启蒙运动的全盛时期，也可说是启蒙运动的产物，他在19世纪中下阶层中的影响，也许只有约翰·密尔可以比拟。欧文在童年时期开始学徒，深感社会不平等之苦，后来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企业管理人之一。1800年他接手新拉纳克工厂以后，依靠他的管理才能将它办成了英国最出色的机器大工厂。新拉纳克雇佣了1300多名工人，与当时大多数企业主不同，欧文改进工人的生活条件与工作环境，缩短工作时间，开办学校让他们接受教育，培养他们的责任感。乍看之下，欧文是一位慈善家，他的善举不仅没有影响他的经营利润，相反给他带来更大的成功，因为工人焕发出更大的工作热情。这样，许多人到新纳拉克参观，他的工厂成为观光热点，吸引了众多的头面人物，甚至包括美国的国父们、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欧文也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名人。20年代他在美国建立“新协和村”，开始他的社会主义平等试验，但没有成功。此后，他创办了许多协会与杂志，宣传自己的社会主义理想，他的主要思想体现在《道德新世界》（BookoftheNewMoralWorld，1826-1844）一书，以及《新社会观》（ANewViewofSociety，1813）、《致拉纳克郡的报告》（ReporttotheiteefortheReliefoftheManufagPoor，1817）等作品中。

欧文认为工业社会是罪恶的社会，这个社会充满了人与人之间的激烈竞争，竞争造成社会动**、贫富不均，每一个人都与他人为敌，把自己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相对立。工厂主为追求最大的利益，用机器与工人的劳动进行竞争，工人被彻底打垮，成为一无所有的人，历尽贫穷与苦难。社会的贫困现象就是由竞争造成的，而要消灭贫困，就要清除竞争；竞争的根源是私有制，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才能制止竞争现象，将社会恢复到和谐、友爱的境界。由此，他提出公有制理想，希望建立人类大同的社会。他希望用建立“新协和村”的办法来进行社会主义试验，为世界树立榜样，而试验的失败却使人们认为那只是一个乌托邦。

欧文认为环境造就了人，没有人天生懒惰或道德败坏，是错误的社会制度特别是私有财产制造成普遍的道德沦丧，鼓励人们追求个人利益，导致人类的分裂。因此，加强社会立法特别是实施教育，消灭私有财产，让人们在合作中共同劳动、共同消费，便能使人类摆脱苦难。他的《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阐述教育和性格陶冶的原理及实施计划，勾画了造福于贫民的社会制度。人的性格不是天生的，而是环境造成的，这是欧文的人性理论。由此出发，他呼吁建立国家教育制度，让劳动阶级享受合理的教育。他还提倡工人们通过合作获得自救，在他的启发下，工人们建立了许多消费合作社，自筹资金，建立小商店，直接从生产单位购进产品，以优惠价格卖给会员，从而避免资本主义的商业盘剥。

欧文同时代的托马斯·霍奇斯金（ThomasHodgskin）有与欧文不同的经历，他12岁加入英国海军，参加过拿破仑战争，退役后进爱丁堡大学学习，随后去伦敦成为自由撰稿人，受到普莱斯、边沁和老密尔的影响。1823年他与罗宾逊创办《技工杂志》（Meie），1832-1857年为《经济学家》撰稿，他的名作《反对资本，为劳动辩护》（LabourDefetheClaimsofCapital，1825）是在伦敦技工学校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时的讲稿，也是与另一位社会主义者威廉·托马斯的辩论结果。在这篇文章中，罗宾逊用李嘉图的理论证明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根源，他发现劳动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劳动生产率也越来越高，但工人的所得却越来越少，工人变得越来越穷。他因此指出：工人创造的财富大部分被资本家占有了，资本家的财产来自对工人的剥削，换句话说，资本家剥夺了工人生产的剩余产品，这是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先河。霍奇斯金的许多论断都给马克思很大启发，因此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中，曾多次提到霍奇斯金的这本书。霍奇斯金的其他著作还有《通俗政治经济学》（PopularPolitiy，1827）、《财产权：自然与人为的对照》（NaturalandArtificialRightofPropertytrasted，1832）等，他反复论证劳动创造得越多，就被榨取得越多，利息、地租和利润都是对劳动价值的侵占，也是社会不和谐的根源；建立在劳动基础上的自然权利是社会的基本法则，从这一点出发，他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霍奇斯金死于1869年，这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的第三年，第一国际成立后的第五年。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在伦敦写成的，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在英国广泛流传。英国土生土长的社会主义是19世纪早期的欧文主义，以及在70-80年代开始兴起的费边主义。

1884年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组成费边社，其中包括社会评论家韦伯夫妇、小说家萧伯纳、历史学家赫伯特·威尔斯等，这些人都带有某种社会主义倾向，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批判态度。费边社规模最大时只有一二百人，但这些人影响巨大，他们不定期出版《费边论丛》，阐述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尽管这些小论文在思想和观点上并不完全一样，但基本出发点却是相同的，即批判资本主义，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

费边社认为：随着工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已经为社会主义准备了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导致资本集中，最终一定会形成生产手段的社会所有，这个趋势是不可改变的，因此是历史的必然。既然如此，社会主义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应该认识这个趋势、自觉地迎接社会主义的到来。但社会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会将发挥关键作用，一旦财产的私人占有消失了，组织在工会中的工人将接管所有财产，实行社会化生产。因此社会主义的形成是一个和平的过程、渐进的过程，人们应该做好长期的准备，为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创造条件。他们把这个过程比作古代罗马将军费边的战术，即不直接冲击资本主义，而是用迂回的手段促进它灭亡，由此而产生“费边社”这个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