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子小说网

第三章 从战争到战争（第2页）

工会一再宣称这是一次产业冲突，不含政治目的。政府则声称罢工企图推翻政府，改变政治制度。罢工气氛总的来说是平静的，很少发生暴力冲突，但平静中蕴含着紧张，因为英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总罢工”。直接参加罢工的有300万工人，领导总罢工的是工会代表大会，它拥有430万有组织的产业工人。卷入罢工的行业包括煤炭、运输、码头、印刷、钢铁、化工、电力、建筑等。罢工的影响超越国界，引起全世界的密切关注。鲍德温政府对罢工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一方面它宣布罢工“违宪”，一方面又呼吁重开谈判，停止罢工。它组织了大批中等阶级市民参加维护交通、分发食品等工作，结果使正常的社会生活勉强维持下来，未发生崩溃，罢工的威力因而也就减轻了。5月12日，工会代表大会总委员会宣布停止罢工。当天下午，鲍德温在下院受到欢呼，他说这是“常识的胜利……是联合王国全体最优秀人民的胜利。现在我们又能够以合作的精神来恢复我们的工作，把怨愤与仇恨都丢到脑子后面去了。”

尽管鲍德温做出和解的姿态，似乎对罢工已全然忘记，但1927年，政府制定新的《劳资争议法》，宣布总罢工和同情性罢工为非法；工会若征收政治性捐款，必须事先得到各有关会员的书面同意；而在过去，是每一个工会会员都必须交纳政治捐款的，除非他公开声明不愿这样做。总罢工的失败和随之制定的《劳资争议法》极大地削弱了工会的力量，工会人数剧减，1920年工会会员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45。2%，1933年只剩下22。6%了。罢工次数在以后的13年中降为原先的十分之一甚至二十分之一，工会运动也变得更温和了，工会领导人采纳了一种更加合作的策略。

尽管如此，工党反而因总罢工受益。它没有直接卷入罢工斗争，因而在政治舞台上丝毫不受影响。相反，它指责1927年《劳资争议法》是“阶级立法”，说它是为有产者服务的，因此在工人中提高了声望。1929年大选，工人选民下决心对总罢工失败和《劳资争议法》实行报复，工党在那一年第一次成为议会最大的党，由麦克唐纳出面组成第二届工党政府。那一年，自由党在劳合·乔治领导下做最后一次努力，企图恢复它原有的地位。它提出一个与工党纲领几乎无异的竞选纲领，完全放弃了自由主义原则。但在工党与自由党之间，工人选民当然选择工党。

工党第二次入主政坛，已经摆出一副当仁不让的架势。麦克唐纳虽然出身卑微，是苏格兰一个女仆的儿子，但他一副绅士派头，似乎是“人群中的一个王子”。他出入于克里斯蒂拍卖行，搜集古玩与名画；他到棋盘山庄（theChequers）去度周末，与伦敦德里侯爵（MarquessofLondonderry）等保守党贵族来往甚笃。他的财政大臣斯诺登（PhilipSnowden）信奉传统的金融政策，周旋于银行家之间，被授予伦敦城自由市民称号。亨德森是真正献身于工党事业的，但他担任外交大臣，在这方面颇觉生疏。这些人也许想在第二次执政期间有所成就，但他们掌权不是时候，就在工党政府成立后不久，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就开始爆发了。

危机中英国受到很大打击，产业萧条造成失业大增，1929年5月工党执政时失业人数120万，到1931年7月已达到280万，占投保工人总数的23%。但斯诺登企图以传统的自由主义来解除危机，他采用提高间接税、削减政府开支的方法，结果却反而增加了失业，对贫苦阶层造成更大的压力。一个下院调查委员会认为，必须从1931年的政府预算中削减1。2亿英镑，其中6700万英镑应减自社会救济。麦克唐纳等人同意削减7800万英镑，但当内阁进行讨论时，多数成员只同意削减5600万英镑，而且不许从社会救济方面削减。1931年8月24日清晨，内阁就此进行表决，11票支持麦克唐纳，9票反对。面对强大的反对力量，麦克唐纳宣布他将辞职，说罢他便前往白金汉宫，觐见乔治五世国王。中午，原来的工党大臣却惊讶地听说：乔治五世国王没有按惯例授权保守党领袖鲍德温组织新政府，而是让麦克唐纳继续留任，组织了一个“国民政府”（Natio）。

这件事前因后果究竟如何，到现在人们也不大搞得清楚。大家现在知道的是，乔治五世接受了自由党领袖塞缪尔的建议，要求麦克唐纳继续任职，而麦克唐纳当场就接受了邀请。人们现在不知道的是：究竟麦克唐纳早就有盘算，故意促成工党政府的分裂，为“国民政府”铺平了道路呢，还是他随机应变，临时接受了国王的授权，以“拯救”英国于危难之中？无论如何，工党认为麦克唐纳背叛了本党：他在接受新的任命时居然不和本党商量，就与反对党结成联合政府！工党政府的枢密院长帕穆尔勋爵（LordParmoor）后来在回忆录中很好地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他一向相信内阁是英国政府的核心，“但如果说内阁确实占有这个地位，那么在1931年首相对待内阁时却不是这样”。8月26日，工党与工会代表大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不支持麦克唐纳政府；两天后，工党议会党团选举亨德森为新的领袖；9月28日，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正式开除麦克唐纳及其支持者出党。

然而新政府却成功地渡过了危机。世界经济危机此时已基本缓解，各国财政状况开始好转。斯诺登从美法两国得到8000万英镑贷款，足以解救近火之急。随后，英国放弃金本位，英镑也贬值30%。1932年议会通过《进口关税法》，正式放弃了自由贸易的原则，而约瑟夫·张伯伦在30年前倡导的关税保护主义，现在竟成了国策。19世纪时英国人争取自由贸易，20世纪却又争取保护主义，这大概就是历史的逻辑！1932年，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召开帝国经济会议，建立了帝国特惠制，从此以后，帝国对英国来说，具有了新的经济意义。

1931年大选，“国民政府派”（包括保守党、麦克唐纳工党和自由党）获554席，工党只得到52席，是1910年以来输得最惨的一次。但经济的复苏非常缓慢，“饥饿的30年代”在许多地方尤其是北方的单一产品工业区造成很大苦难。1935年工党终于恢复过来，这一年它得到一位新领袖——克莱门特·艾德礼（tAttlee），并且在新的大选中获154席。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最后一次选举。

30年代政治主要围绕军备与和平问题。1933年希特勒（AdolfHitler）在德国掌权，战争的乌云开始聚集，面对纳粹德国（NaziGermany）的喧嚣，英国应采取什么对策？这是个长期困扰着英国政治家的问题。30年代初，大多数英国人不愿再卷入另一场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惨经历给他们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因此战后和平主义始终抬头。许多人幻想国联和裁军可以给欧洲带来永久的和平，因此当德国的民族复仇战鼓咚咚敲响的时候，英国人却在从上到下地大唱和平经。

在这个问题上，三党领导人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他们都主张真心实意地裁军，真心实意地依赖国联。1931年7月，三党领导人同时出现在一次盛大的群众集会上，共同保证为即将召开的世界裁军会议取得成功而不遗余力。希特勒上台后，许多人同情纳粹的立场，认为德国在1919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因此它重建民族尊严的努力是无可非议的。许多人宁可要希特勒而不要斯大林（JosephStalin），认为与德国的对抗就意味着怂恿苏联。1933年2月，就在希特勒刚刚上台的时候，牛津大学学生会经投票通过一项决议，声称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这项决议在社会上形成巨大冲击波，报章与广播都广为报道。

1932年，英国甚至出现了一个法西斯党——英国法西斯同盟，其领导人奥斯瓦德·莫斯利（OswaldMosley）曾担任过工党政府大臣。虽然这个组织成员最多时也未超过2万人，社会影响也很小，但在1934-1936年间它也曾掀起过小小的波澜，是世界性法西斯逆流的一个组成部分。1940年战争打起来后，它被政府取缔。

在30年代，和平主义是主要思潮。1934年下半年，狄克·谢泼德牧师（Rev。DickSheppard）组建“和平宣誓同盟”（PeacePledgeUnion），到1935年底，已征集到10万人签名。同盟组织“全民和平表决”（Natio），结果有1150万人参加，占全体选民的40%。投票结果显示：90%-95%的人赞成裁军，支持国联，同时主张国联对侵略者进行经济制裁。针对问卷第五款提问：在必要时，各国是否应联合行动，用军事手段制止侵略？有60%的人作肯定回答，20%否定，20%弃权。因此“表决”的结果是很奇怪的，人们一方面支持裁军，反对使用武力；一方面又希望对侵略者实行集体制裁（甚至动用武力）。如何理解表决的结果？也许正确的解释是：英国人希望在国联的庇护下，以裁军和制裁为威胁来避免一场战争。如果问卷的问题是：是否赞成英国卷入一场战争？那么回答大概会是99%的反对了。无怪乎政府要说问卷的出题是一种误导。

工党在某种程度上比保守党更倾向和平主义。1935年5月工党新领袖艾德礼就说：“我们反对把使用武力作为一种政策手段，我们主张裁减军备和集体安全保障……我们的政策不是通过重整军备来寻求安全，而是通过裁军来寻求安全。”他主张彻底销毁一切军备，在国联领导下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这大概可以看作是为“和平表决”的结果所作的注解。

在政府方面，它一面执行绥靖主义（appeasement）政策，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和平；一面又迫于国际形势的压力不得不放弃裁军政策，于1936年开始重整军备。这一年，军费开支比前一年增加36%，达到1。86亿英镑。1937年达到2。65亿英镑，1938年为4亿英镑，1939年激增到7亿英镑，当然这时战争已经打起来了。空军的力量增长最快，1935年空军预算仅2750万英镑，到1939年已达到2。48亿英镑，翻了9倍。“国民政府”重整军备虽说是半心半意的，但终究使英国在战争爆发时并不是赤手空拳，因此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优先发展空军的政策也是富于远见的，如果不是空军的作战能力在战前最后几年急速提高，英国将无法在战争的最初阶段顶住德军的轰炸，阻挡德国的入侵。但工党当时对这种半心半意的重整军备也大加反对，1935年在辩论是否要重整军备的时候，艾德礼说：要用“全世界舆论”的力量来阻止侵略。

真正反对绥靖、清醒地估计到纳粹侵略危险的政治家是温斯顿·丘吉尔。丘吉尔出身名门，其先祖是英国历史上有名的马尔博罗公爵（Dukeh）。丘吉尔年轻时在印度、南非等地服役，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参加过多次远征行动。26岁时他当选为议员，此后一直是英国政坛的宿将。他先参加保守党，后来投奔自由党，然后又回到保守党，在两党历届政府中担任过许多要职。但在政治上如此飘忽摆动，是英国政界很难见容的，因此他的名声相当不好。保守党不信任他，从1929年起，就把他排斥在决策层之外，当作一个惹是生非的野心家。工党讨厌他，视之为仇敌，因为他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然而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真正的历史使命才刚刚开始。就在绥靖主义思潮弥漫全国的时候，丘吉尔单枪匹马地预言战争的梦魇，喋喋不休地主张扩军备战。还在1936年年底他就在议会声称：纳粹德国将很快在“经济财政崩溃和内乱，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1938年慕尼黑的“和平”刚刚取得，他又在议会大唱反调，说“不要以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账的第一步……”在当时，这种论调听起来就像是升平歌舞中突然冒出来的尖声怪调。在30年代，丘吉尔是最不得人心的政治家。

1935年英国举行大选。虽说选民们关心的主要是国内问题，政治家却都在谈论安全与军备。5月，国民政府已经改组，由保守党领袖鲍德温接替麦克唐纳任首相，三分之二的内阁大臣也由保守党人来担任。国内的形势对国民政府很有利，失业人口已从1933年初的近300万降到不满200万，生产总值比1929年提高了10%。多数英国人相信国民政府能解决遗留的经济问题，而不必依靠“新政”或其他更极端的手段；工党那种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纲领这时还得不到较多人的支持。在关税问题上，保护主义已成定局，反对它的人已经是少数。

但是在和平与安全问题上，许多人情绪却很激动，保守党打算实行有限制的重整军备，工党与许多选民却仍然坚持和平主义立场。竞选中，鲍德温采取两面手法，他既“支持重整军备从而使保守党能够与国际联盟（LeagueofNations）协调关系”，又“支持国际联盟盟约，从而使和平主义者能够与重整军备协调好”。由于采纳了这样一种双重立场，11月选举结果出来，保守党获432席，工党无论是国民政府派还是反国民政府派，其领袖人物全都落选，其中包括麦克唐纳、亨德森等。但工党的政治力量却恢复了，它取得154个席位。自由党只剩下20个席位。输得最惨的是麦克唐纳派，它在保守党内无法立足，在工党内则为人所痛绝，至此便消失了。

新政府刚刚组成，就面临着爱德华八世的退位危机。1936年1月，乔治五世去世，他是个颇得人心的国王，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年代里发挥着立宪君主的作用。乔治五世的继承人是爱德华八世，1934年，他邂逅一个已婚美国妇女辛普森夫人（Mrs。W。Simpson），并开始与她相爱。辛普森夫人已经离过一次婚，如果与爱德华八世结婚，就必须再离一次婚。许多传统的英国人对此难以接受，况且辛普森夫人的第二个丈夫虽说是美国出生，却已加入英籍，因此是一个普通的英国公民——英国国王如何能娶一个普通国民的前妻为妻呢？鲍德温正代表着这种传统的看法。因此当1936年10月辛普森夫人取得第二次离婚判决书、爱德华八世就要与她结婚时，危机来临了。鲍德温向国王强硬地表示：要么放弃辛普森夫人，要么放弃王位：“在选择王后的问题上必须听听人民的意见。”爱德华八世请求沿用“贵人娶贱女”的古老做法，不让辛普森夫人获得王后头衔，但也被鲍德温拒绝了。在这种情况下，爱德华八世在退位诏书上签了字，带着辛普森夫人悻悻离开英国，从此浪迹天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很久以后，到20世纪末，有人说当时逼迫爱德华八世退位的最主要原因是他的亲德立场，人们担心一旦战争爆发，一个亲德的国王会把英国置于非常尴尬的地位上。

鲍德温由于这件事而大得人心，丘吉尔却因为支持了国王而名声更坏。事后不久，鲍德温认为已经到激流勇退的时候了，于是在1937年5月新国王乔治六世（爱德华八世的弟弟）加冕之后，立即辞去首相职务，由内维尔·张伯伦接任。

内维尔·张伯伦是约瑟夫·张伯伦的次子，担任卫生大臣期间因解决住房问题而出了名，以后又担任财政大臣。他接任首相后，把绥靖政策推行到极点，最后亲自到慕尼黑去与希特勒签订了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协议。在张伯伦任内，战争的火药味已经很浓了，而张伯伦的政策是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和平。这个政策受到丘吉尔的猛烈抨击，随着希特勒的野心日益昭显，接受丘吉尔观点的人也越来越多。

1938年2月，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Eden）因不同意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而辞职。慕尼黑协议（Mu）签订后，有30位保守党议员拒绝出席批准该协议的议会表决，其中包括张伯伦的一些亲密同事，如后来的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和海军大臣达夫·库珀（DuffCooper）等。到年底，张伯伦自己也开始动摇了。次年3月，纳粹德国进军布拉格，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在严峻的事实面前，张伯伦终于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于是开始认真地做战争准备，并且对波兰做出了安全保证。不过他始终存有一种幻想，希望德国军方有理智的人会发动一场政变，阻止希特勒的侵略政策，因此直到战争打起来，张伯伦仍然是犹犹豫豫。

工党直到1935年竞选时，还指责国民政府重整军备的决定是对“世界和平和本国安全的威胁”。但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其内部出现政策分歧，以欧内斯特·贝文（ErBevin）和休·多尔顿（HughDalton）为首的一批人开始认识到重整军备的重要性。1937年工党议会党团对军费预算投了赞成票；同年，工党代表大会正式同意重整军备。1939年春，工党代表大会以167万票反对、28万票赞成的悬殊比例，否决了党内和平派要求不与政府合作的动议。9月2日晚，即德军入侵波兰后的第二天晚上，工党发言人在议会敦促政府立即采取行动，“不再拖延已经被拖得太久的事”。次日凌晨，当外交大臣哈里法克斯（VistHalifax）把宣战的决定告诉多尔顿时，久等在内阁会议室外的多尔顿如释重负，舒了一口气说：“感谢上帝！”

希特勒得寸进尺，终于把全体英国人从绥靖主义的泥淖中拉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