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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会劳工运动和劳工立法（第1页）

第三章　工会、劳工运动和劳工立法

20世纪工会运动的基础是19世纪下半叶的劳工立法。1867年，蒸汽机制造工协会（SteamEy）向法庭起诉该会的书记侵吞公款，被法庭驳回，理由是工会不受法律保护，因此不能通过法律手段追回赃款。法庭进一步声称：工会虽然不是犯罪的团伙，但由于它“有碍行业”，因此其实是非法的。

这一判决把工会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工会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当时，工会是按行业原则组织起来的，不同企业的相同行业组织在一起，但同一个企业中不同的行业则组织在不同的工会中。这种按行业组织的工会叫“混合工会”（amalgamatedtradeunions），几个最大的混合工会在伦敦设有总部，有专职干部处理日常会务。伦敦各总部间常就共同关心的事相互磋商，于是形成非正式的“Junta”（西班牙语，意为“协商会议”）。在一些大的工业城市，地方工会也形成类似的协商机构，称“各行业委员会”（tradescils）。蒸汽机制造工协会的案件发生后，工会感到有必要进一步联合起来，协同一致采取行动。于是，在1868年，由曼彻斯特各行业委员会发起，在该市召开了第一次工会代表大会，这以后，工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最终发展成工会运动的最高权力机构。

本来，工会对政治活动并不感兴趣，而只关心眼前的实际利益。蒸汽机制造工协会案件发生后，工会发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连生存的权利都受到威胁，于是就打算卷入政治，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恰巧在这时，政府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调查设菲尔德发生的一起工潮。工会方面抓住这个机会，提出工会合法存在的问题。工会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做了大量的组织、宣传工作，向委员会提供了大量证词，终于使两党开始注意劳工立法问题。1871年，议会通过《工会法》，其中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并规定不得以“有碍行业”为罪名否认它的合法性。但同一年的《刑法修正案》（alLawAme）仍把罢工时工会设置纠察线确认为非法，因此实际上使罢工活动很难生效，从而剥夺了工会与资方斗争时最有力的行动武器。在工会的强大压力下，《刑法修正案》于1875年被废除，代之以一个《密谋与财产保护法》（spiradProteofPropertyAct），该法宣称设置罢工纠察线是工会的合法权利，并规定凡由一个人所为不算犯罪的，在工会集体所为时也不算犯罪。同一年的《雇主与工人法》（Employersa）规定劳资双方在劳动契约方面的同等地位，这个法律将过去的《主仆法》（Mastera）废除并取而代之，名称的变更本身就体现了新的平等精神。所以20世纪开始的时候，工会已受到全面的法律保护，它作为工人群众公认的代言人，已全面融入了社会主体结构。

这时，工会的组织结构是这样的：在全国有工会代表大会，下属各工会，重大问题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决定，做出的决定要求各工会服从。各工会有参加代表大会和退出代表大会的自由，代表大会也有接收或开除下属工会的权利。代表大会的重大决策往往交给各工会的所有会员去投票表决，投票结果决定工会运动的最终方向。伦敦的“Junta”消失了，它的作用让位给工会代表大会；地方性的各行业委员会仍保存下来，它们成为与工会代表大会平行的机构，但只关心与地方有关的事务。

19世纪90年代，工会运动出现新格局。在此之前工会运动经历过两个阶段。19世纪30年代欧文（RobertOwen）领导的全国大团结工会（GrandNationalsolidatedTradesUnion），企图把所有的工人组织在一个庞大的工会中。运动失败后，在50年代出现“混合工会”，这是技术工人的工会组织。80年代末，由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非技术工人也开始组织起来，工会总人数从1888年以前的不足75万增加到1892年的150万以上。新出现的工会战斗性很强，随时准备与资方开展决战，在新工会咄咄逼人的攻势下，老工会也被迫改变尽量避免与资方决战的策略，而改用新工会的斗争手段。不久，工会代表大会的领导权也落入新工会之手。

在新工会运动（NewUnionism）的鼓舞下，工会运动大为发展。1900年，英国共有1325个工会，会员总数191万人，其中184个工会参加了工会代表大会，下属会员125万人，有组织的工人总数虽然只占全国劳动力的12。6%，但这却是英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

在整个20世纪，工会人数总的来说呈上升趋势，但1926年大罢工使工会力量遭受重大挫折。工会成员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如表23，它反映着20世纪工会力量的消长：

表23工会会员占全国劳动力总数比例表

单位：%

表24工会统计数字

撒切尔政府上台后对工会力量进行压制，工会数逐年减少，会员比例也降到40%以下，1991年下降到34。3%。

从会员人数方面看情况也如此，可参见表24。

从工会活动方面说，20世纪刚开始工会就受到一次沉重打击，这次事件不仅导致新的劳工立法，而且奠定了英国政治舞台新格局的基础。

1900年，南威尔士塔夫谷铁路公司的职工发动罢工，罢工前没有得到工会组织的正式同意，但罢工开始后，铁路员工混合工会派总干事前往塔夫谷支持罢工。1901年，铁路公司对混合工会提起诉讼，指责它侵犯财产。法庭判铁路公司胜诉，一方面禁止工会干部对罢工采取支持行动，另一方面以财产损害罪判工会罚款5万英镑，其中23000英镑赔偿铁路公司。

塔夫谷判决（TaffValecase）使工会受到巨大威胁，因为如果仅因罢工就可以对工会进行起诉并判定罪名，那么一切工会都无法对资方进行有效的斗争，一切罢工都可以被认定是“损害财产”，而19世纪70年代的劳工立法便成为一张废纸。在这种情况之下，工会运动必须采取果断行动，为塔夫谷判决翻案。工会代表大会采取的策略是：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争取新的劳工立法。于是，工会代表大会决定支持劳工代表权委员会的活动，力图在议会选举中选出独立的工人代表。

劳工代表权委员会于1900年成立后，当时前景并不乐观，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政治团体出现，但后来都因为没有经费而无所作为。现在，工会代表大会突然倾全力支持劳工代表权委员会，使委员会立刻获得新的活力。1902年一些工会开始向会员征收政治捐款，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受到启发，便着手制定全面征收政治捐款的方案。1903年，工会代表大会接受了政治捐款的原则，这一年，以自愿为原则，向每个会员征收每年一便士的政治捐款。同一年工会代表大会还做出决定：凡接受工会资助的议会候选人，都只能以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而不得与其他政党合作。工会代表大会号召工会会员在新的选举中支持劳工代表权委员会，这就承认了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是工会运动的政治代表。1904年，工会代表大会将政治捐款定为会员的义务，从此，工会的政治捐款就成为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后来是工党——活动经费的主要来源，从而为英国政治舞台上一支新生力量——工党的崛起创造了经济条件。

在工会参与工党政治方面，费边社发挥了重大作用。费边社一向看重工会的力量，认为在向“社会主义”和平“长进”的过程中，工会的地位无可取代。按韦伯夫妇的说法，工会是一所大学校，工人阶级在这所学校中演习了民主的程序，当他们把工会的原则运用到国家政治中去时，便能产生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民主国家，因此，工会是从“工业民主”向“政治民主”过渡的最好桥梁。出于这种理论，费边社竭力促成工会与工党的结合，从而为英国工会运动参与政治作出重大贡献。

工党既接受工会的资助，它与工会的特殊关系便得以形成。在整个20世纪，工党的政策都必须得到工会代表大会的支持，否则便很难行得通。工党一般要出席工会代表大会的年会，向大会通报党的政策和党的活动。工党产生党的领袖，一般要和工会方面商量，到后来，工会还直接参与工党领袖的选举，对工党事务保有很大的发言权。工党依靠工会取得党的群众基础，工会则通过工党参与国家政治决策过程。但是，工党和工会在组织上却从来没有隶属关系，早在1904年，工会代表大会就确立了一项原则：劳工代表权委员会是一个“外部组织”，工会代表大会对它不行使职权。

劳工代表权委员会力量迅速扩大，在1906年大选中有29名候选人当选。为笼络工党，执政的自由党政府通过了1906年《劳资争议法》，这项法律给工会以完全的行动自由：它使和平设置罢工纠察线合法化，即使其结果是阻止他人履行劳动合同也罢；它给工会以充分的豁免权，使它们不会因罢工等工会活动而受到法律起诉；它使工会会员受到充分的法律保护，在劳资争议的过程中，他不会因为卷入了集体抗争活动而受到与个人所为的行动不同的惩罚。《劳资争议法》否决了塔夫谷判决案的结果，工会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