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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会冲突治安与犯罪（第1页）

第六章　社会冲突、治安与犯罪

在社会冲突方面，阶级冲突与劳资冲突已经在前面谈过，本章主要谈民族问题和种族问题。

英国存在四个主要民族，即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1990年分别占人口总数的83。3%、8。93%、5。01%和2。77%。在历史上，这四个民族都曾形成过自己的国家，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但威尔士在13世纪末就被英格兰吞并，以后一直处在英王的直接统治下。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1801年爱尔兰也合并进来，最终使四个地区结合为一个国家，成为“联合王国”。在这个国家中，英格兰人是主体民族，英语则是通用的和官方的语言。但是，在几百年时间中，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仍保留着自己的民族特性，其语言和民族意识始终没有消失。20世纪，当英帝国风雨飘摇最终解体时，英国国内的民族问题也不断发生，成为20世纪社会冲突的一个重要方面。

爱尔兰问题始终是“联合王国”的一大忧患。英国一直把爱尔兰视为殖民地，早在17世纪的斯图亚特王朝（HouseofStuart）时期，英国向爱尔兰的移民过程就开始了。当时英国已信奉新教，爱尔兰则信奉天主教，因此民族的差异和信仰的不同交织在一起，使爱尔兰问题一开始就相当复杂。英国革命时期，爱尔兰人支持王朝反对革命，克伦威尔（Oliverwell）奉命率议会军进行讨伐。他的军队依靠残暴的杀戮镇压了反抗，同时，又没收大量爱尔兰土地，分给大批涌入的英格兰新教徒。从这时开始，英国人就成了地主，爱尔兰人反而变成佃农。这样，土地问题又纠缠到本来就很复杂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中去，使英、爱两族人民难以沟通。爱尔兰与英国合并后，大量没有土地的爱尔兰人涌入英国本土寻找工作，主要成为大工业城市中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在政治上低人一等（因为是天主教徒），经济上又饱尝剥削（因为是受雇佣者），民族情绪和阶级意识彼此交织，从而使爱尔兰问题变得加倍复杂。在19世纪，爱尔兰人总是最穷的，无论在爱尔兰的农村还是在英格兰的城市，情况都是如此。

19世纪70年代，爱尔兰兴起自治运动（HomeRule），目的是“通过建立一个民族的议会，为爱尔兰争得自治的权利”。运动初起时，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并肩战斗，争取爱尔兰的自治权利。自治运动并且和农村佃农的土地运动结合起来，调动社会的各个阶层，形成声势浩大的全民总动员。80年代，爱尔兰自治党和英国自由党结成同盟，开始在议会提出自治法案（HomeRuleBills）。到1912年，自治法案获得通过，眼看自治就要成为现实，爱尔兰自身却陷入了激烈的对抗之中。

原因是北爱尔兰（即厄尔斯特，Ulster）不愿实行自治。在北方，新教徒占人口多数，而且经济也比较发达。新教徒认为：爱尔兰的自治将使他们变成整个人口中的少数，落在天主教徒的统治下，并且落后的南方将统治先进的北方，为此，他们宁愿留在一个统一的英国议会中，而不愿看到在爱尔兰出现一个“民族议会”。北方新教徒组织起武装的“厄尔斯特志愿军”（UlsterVolunteers），声称要用武力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南方的天主教徒针锋相对，他们在民族主义分子鼓动下坚决要求全爱尔兰的自治，并组建“爱尔兰志愿军”（IrishVolunteers），准备与北方决一死战。正在这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南北内战才得以幸免。

大战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并肩走上前线，在英国的国旗下忠诚地战斗。全体爱尔兰人都认为战争会给他们带来自由，战争结束后爱尔兰会获得平等地位。但英国的政策使平等的愿望终成泡影，战争中，北方新教徒可以组成独立的厄尔斯特师，南方的天主教徒则必须分散到各团队去，受他们英国战友的监视。南方的爱尔兰人突然意识到：在英国人的统治下他们永远得不到平等。

接下来的事态发展使民族对立的情绪更加严重。1916年4月23日，复活节，爱尔兰共和兄弟会（IrishRepubliBrotherhood）的一批激进领袖在都柏林（Dublin）发动武装起义，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IrishRepublic）。共和兄弟会是1907年成立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主张用暴力推翻英国的统治。他们明知起义不能获胜，然而用一位起义领导者的话来说：他们指望用“战地上的红色酒浆”来温暖“爱尔兰的胸膛”，希望用鲜血来唤醒爱尔兰人民，建立独立自主的爱尔兰国家。但在当时，起义并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许多人认为起义者是上了德国人的当，才干出这种蠢事来。但英国政府更加愚蠢，起义被残酷镇压后，接着实行恐怖统治，不仅进行军法管制，逮捕了许多无辜群众，而且不顾公众舆论的强烈呼吁，处死了15名起义领袖。果然，古老大地的胸膛被红色血浆温暖了，爱尔兰人突然转变了他们对起义的态度，牺牲者成了民族烈士，复活节起义（EasterRising）成了爱尔兰民族历史上最悲壮的事件之一。爱尔兰籍著名作家萧伯纳（GeeBernardShaw）对此大惑不解，他讥讽说：“英国人正在把他们的囚犯捧为圣徒。”

就在这时，英国政府干了一件更大的蠢事：它在爱尔兰强制征兵，以求解决战争中兵力枯竭的问题。然而对爱尔兰人来说，自愿参军是他们的选择，强制征兵则意味着他们受人奴役，因此爱尔兰民族情绪大为高涨。尽管由于战争突然结束，强制征兵并没有当真执行，但这也足以使大多数爱尔兰人坚定他们要独立的立场了。战争结束后举行的大选中，主张独立的新芬党（意为“我们自己的党”）在爱尔兰大获全胜，由其新领袖德·瓦列拉（EamondeVarela）——复活节起义中唯一幸存的领导人——开始执行把爱尔兰引向独立的政策。

1919年，爱尔兰志愿军改组为爱尔兰共和军（IrishRepubliArmy），这个组织在20世纪给英国造成最大的困扰。暴力活动随之而起，1919年有17个警察被共和军杀死，1920年则有165个被杀，251个受伤，另有89个平民丧生。政府在多数地区实行军管，并依靠退伍军人组成的“褐衣黑带队”（Blas）与共和军对抗。双方都采用极端残忍的恐怖手段，结果使爱尔兰全境布满杀机，很不安宁。

1921年12月，英国政府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达成协议，在爱尔兰成立“自由邦”（IrishFreeState），取得类似加拿大那样的帝国内自治领的地位；北爱尔兰六郡可以不参加“自由邦”，继续保留在英国统治下。德·瓦列拉和他的战友要求建立完全主权的共和国，因此对条约不加承认，并继续进行暴力活动。新成立的自由邦政府用强力镇压了暴力活动，到1923年终于恢复秩序。这一年春天，北方六郡脱离爱尔兰，仍留在“联合王国”内。英国在失去南部爱尔兰之后改国名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英、爱合并120年之后，英国和爱尔兰终于开始分家了。

迄今为止的英、爱关系史说明什么？说明一个较大的民族对一个较小的民族采用欺压手段是行不通的。英国一向把爱尔兰当作被征服地区，视爱尔兰民族低人一等，这是英、爱双方始终不和好的根本原因。等英国人意识到这一点，愿意用比较平等的态度来对待爱尔兰时，历史的积怨已经把两个民族分得很开，复杂的局面不是由一厢情愿解决得了的。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英国用比较平等的态度对待爱尔兰，企图对爱尔兰问题有一个根本的解决。但爱尔兰问题的复杂性使它到世纪之末都看不到解决的曙光，其症结所在是北爱尔兰的地位：它保留在“联合王国”内，还是回归爱尔兰？

20年代中叶，德·瓦列拉放弃暴力，组织了合法政党芬尼亚党（FiannaFail，意为“命运斗士”，是现在共和党的前身）。芬尼亚党在1932年大选中获胜，德·瓦列拉执政。他领导爱尔兰政府与英国政府重开谈判，并且从1933年开始修改宪法。1938年，英爱两国签订新的协议，爱尔兰取得了更大的自主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爱尔兰保持中立，不参加英国对轴心国的战争。1948年爱尔兰宣布完全独立，成为爱尔兰共和国（theRepublicofIreland）。

但英、爱两个民族的冲突并未到此结束，北爱尔兰归属问题立刻提了出来。1926年德·瓦列拉成立芬尼亚党时，新芬党多数人追随他，少数人却坚持下来。此后，他们和爱尔兰共和军互为犄角，一个从事合法政治斗争，另一个进行非法暴力活动，两个组织都把注意力转向北爱尔兰，发誓要实行爱尔兰的重新统一。为达到此目的，共和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把活动范围扩展到英格兰，制造了好几起爆炸事件。但他们在英格兰受围捕，在爱尔兰也受到本国政府的压制，处境很不好。50年代末60年代初，共和军又在爱尔兰南北两地掀起暴力活动的**，但它在北方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在南方又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共和军内部渐发生分裂，看起来是很难维持下去了。

正在这时，处于英国统治下的北方天主教徒掀起争取平等权利的群众运动，这个运动受到当时美国黑人运动的鼓舞，同时也得到全欧洲正在开展的人权运动的声援。天主教徒在北爱尔兰处于少数地位，政治和经济上一直备受歧视。60年代中叶，他们成立了北爱尔兰人权协会（NorthernIrelandCivilRightsAsso），要求得到平等的权利。1968年10月，伦敦德里的人权协会组织一次和平示威活动，结果被警察驱散。北爱尔兰行政当局未能妥善处理这一事件，英国在爱尔兰问题上再一次犯了粗暴高压的错误。次年春夏之间，一系列暴力事件发生了，北爱尔兰陷于一片混乱之中，许多建筑物被烧毁，政府机关受到袭击，人员伤亡，财物毁坏。1969年8月14日，在一次冲突中有6人丧生，两天后英国军队奉命开进北爱尔兰，从此开始了对这个地区长达20多年的占领。

英军占领使共和军获得了新的生机，现在它又可以爱尔兰民族主义维护者的姿态出现了。它开始把暴力活动指向英军，1971年2月它杀死第一个英国士兵，这一年一共有175名英军士兵被杀，第二年又有400多名丧生。一场城市游击战在爱尔兰开展起来，20多年中，暗杀事件层出不穷，成千英国士兵死在北爱尔兰。同时，要求脱离英国的天主教徒和反对脱离英国的新教徒之间的冲突也不断升级，双方武装人员都在杀害对方人员。在天主教方面，除共和军之外，又出现更加极端的“爱尔兰民族解放军”（IrishNatioionArmy）；在新教方面，则有“厄尔斯特防卫队”（UlsterDefenceForce）和更极端的“厄尔斯特自由战士”（UlsterFreedomFighters）。从那时一直到现在，残杀行动几乎不断，比如1994年夏天，英国报章就报道一位爱尔兰妇女失踪后遭到杀害，原因是有人怀疑她给英国政府做眼线。接着，新教方面也采取相应的报复行动，亲共和军的几个人也相继遭到杀害。

20多年的暴力冲突中，有这样一些事曾引起全英国震动：1971年12月，麦格克酒吧（McGurkBar）发生爆炸，15个天主教徒被炸死。1972年1月30日，人权协会不顾政府禁令组织游行，13人被军队开枪打死，造成所谓的“流血星期天”。为报复此事，共和军在英国伞兵团营地引爆炸弹，造成重大伤亡。1973年7月31日，共和军在贝尔法斯特同时引爆20枚炸弹，炸死11人，伤120人，这是所谓的“流血星期五”。70年代末，共和军越来越把英国本土作为暴力活动的场所：1979年3月，共和军刺杀了撒切尔夫人的政治盟友艾雷·尼夫（AireyNeave）；这一年8月，它又杀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名将领、王室成员蒙巴顿勋爵（LordMountbatten）。蒙巴顿的死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共和军的作为也越来越失去人们的同情。

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对共和军采取了强硬的态度，1981年关押在梅茨监狱的共和军犯人进行绝食，从3月持续到8月，导致世界各地都向伦敦发出求情的呼吁。但撒切尔夫人铁石心肠，不予理睬，最终有11名犯人在狱中绝食而死。从1982年起，共和军对英国本土发动激烈的报复袭击，它不仅在伦敦市中心海德公园里制造了爆炸事件，而且在1984年10月保守党正在海滨胜地布莱顿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引爆了会议驻地宾馆的炸弹，其目标明显是对准撒切尔夫人的。英国政府立即加强反恐怖措施，授权保安部队随时可拘留任何潜在的嫌疑犯，还有报道说政府暗中指令军队执行“即杀”政策，即可对嫌疑分子现场击毙。1988年8月30日，英军一个特别行动队在北爱尔兰开枪打死三个人，原因是他们“和共和军有很大牵连”，此事甚至引起统治集团内部人士的质问。尽管政府方面予以否认，但实际上英军在北爱尔兰的确变得更强硬了，两个民族似乎就处在交战之中。

历届英国政府都在寻求政治解决的办法，但始终没有能够成功。政府的谈判努力反而使主张维持英国统治的新教徒起了疑心，他们怀疑政府打算抛弃他们，与天主教徒暗中交易。于是一些极端新教分子在1986年开始暗杀皇家骑警队，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在共和军方面，他们丝毫不愿放弃暴力活动，1990年夏天他们刺杀了保守党议员伊恩·高（IanGaw）。1991年2月，他们居然可以向地处伦敦市中心的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发射几枚杀伤火箭，当时新上任的首相梅杰和他的内阁成员正在那里开会！

爱尔兰问题深深震撼了英国社会。70年代开始，英国面临持续的经济衰退，各种问题成堆：劳资冲突不断发生，失业率居高不下，犯罪问题日趋严重，在国际社会的形象与地位也不断受到动摇。在这种情况下，爱尔兰问题更像是时时发作的**，让整个英国不时地感到它的震颤。正如历史学家肯尼思·摩根（KehMan）所说：爱尔兰问题的“暴烈影响威胁到英国本土的生命与财产”。另一位历史学家基尔南（Vian）说：“时至今日，英国每一个人……都会公开或私下里对（英国）撤军感到高兴”，但他同时也说：反对撤军的人能够轻而易举地指出：英军撤离将在北爱尔兰造成血腥的后果，“如同1921-1923年野蛮的内战那样”。

英国在爱尔兰已面临进退两难的局面：它很想快快丢掉这个包袱，但它所欠下的一笔历史的债却使它不能就此撒手不管。然而继续拖延下去，它又无法解决复杂的爱尔兰问题——无法使爱尔兰双方同时感到满意，因此它提不出真正的解决办法。平心而论，近几十年中，英国历届政府都想找出一个能使大家都基本满意的方案，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它几乎永远也做不到。

梅杰感到撒切尔夫人的强硬政策无济于事，于是就想改换策略，致力于政治解决爱尔兰问题。他和共和军的政治组织新芬党接触，要新芬党说服共和军放下武器，走上谈判桌。1994年8月，共和军宣布“停火”，和平进程于是开始。同一年，新芬党领袖亚当斯（JerryAdams）访问美国，受到克林顿（Bill）总统的接见，标志着美国卷入了爱尔兰问题的政治解决过程。1995年，英国政府与爱尔兰政府达成协议，认同了北爱尔兰回归爱尔兰的可能性。英国政府并且和新芬党进行谈判，答应从北爱尔兰撤出英军，条件是共和军交出武器。尽管双方对许多原则问题达成了共识，但在先撤军还是先交出武器的问题上却争执不下，共和军不肯先交出武器，认为那样做无异于宣布投降。和平进程于是就拖延下来，在很长时间里毫无进展。

1996年1月，梅杰政府提出在北爱尔兰举行选举，让选出的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决定北爱尔兰的前途，但这个方案被新芬党否决。1996年2月9日，共和军宣布中断“停火”，同一天晚上，伦敦西区发生大爆炸，100多人在爆炸中受伤，两人丧生。以后几天中又连续发生暴力事件，看来一轮新的暴力浪潮正在兴起，和平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前景似乎又变得黯淡了。

但爱尔兰的公众却不希望暴力的浪潮卷土重来。就在共和军宣布中止“停火”后不久，北爱尔兰发生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参加游行的人手举“还给我们和平”的标语牌，表达了追求和平的强烈愿望。国际舆论也希望和平进程能继续下去，美国政府还特别发出了强烈的呼吁。由于美国是除爱尔兰之外爱尔兰人最集中居住的国家，所以美国的态度对爱尔兰问题就有相当重的分量。这些情况显然对共和军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在以后的一两个月中，暴力活动并没有迅速蔓延，以至让梅杰政府有时间与爱尔兰政府达成一项共识，认同了梅杰的通过选举代表进行和平谈判的方案。6月份北爱尔兰多党和平谈判正式开始，但由于共和军不肯“停火”，其政治组织新芬党就被排除在和谈之外，因此谈判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1997年5月工党上台执政，和平进程出现了新的曙光。工党决心在爱尔兰问题上有所突破，因此从一开始就坚定地推行和谈政策。工党此时的地位极为有利，首先它控制着议会的绝对多数，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制定一项可行的解决方案。其次是工党在野多年，与爱尔兰冲突各方都没有夙怨，可以比较客观地解决问题。第三是布莱尔与克林顿关系密切，可以借美国力量进行调解。爱尔兰人对无止境的暴力冲突已经厌倦了，这是解决北爱尔兰问题的民心基础。工党抓住这个契机，上台后立即与新芬党接触，说服它在7月份劝导共和军再次宣布停火。9月，新芬党签署了放弃暴力活动的宣言，工党政府则立即宣布让新芬党参加多党谈判。布莱尔在10月和12月还两次与亚当斯正式会晤，让亚当斯成为20多年来第一位进入唐宁街10号的新芬党领袖。与此同时，英国和爱尔兰两国政府就北爱尔兰地位问题达成一致立场，即：北爱尔兰地位的任何改变都必须以该地区人民的普遍赞同为基础。据此，爱尔兰将放弃宪法中对北爱尔兰的领土要求，英国则接受今后南北爱尔兰统一的可能性。在这种前提下，经过近7个月的艰苦谈判，多党和平会议终于在1998年4月10日制定出一个历史性的协议，为结束长达近30年的流血冲突并最终解决爱尔兰问题开辟了可能性。这一天是星期五，协议因此被称为“好周五协议”（Greement）或“复活节和平交易”（EasterPeaceDeal）。

协议包括以下内容：（1）在北爱尔兰成立一个地方议会，其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享有平等的权力，议会任何法案都必须经两派议员各自的多数同意才能生效。议会组成后，将建立行政部门，负责北爱尔兰地方事务。（2）建立南北委员会和东西委员会，南北委员会由爱尔兰政府代表与北爱尔兰议会代表组成，负责协调南北关系；东西委员会由爱尔兰政府、北爱尔兰议会和英国政府及苏格兰、威尔士的地方议会代表组成，负责协调爱尔兰岛与不列颠岛本土之间的多边关系。（3）爱尔兰共和国修改宪法，放弃对北爱尔兰的领土要求，宣布只有在北爱尔兰多数人民同意的情况下，南北爱尔兰才能统一。（4）北爱尔兰敌对派别解除武装，英爱政府分别释放两派政治犯。（5）英国从北爱尔兰撤出部分军队与警察，结束直接统治，恢复正常治安。由此可见，协议是各方都做出重大让步的结果，但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实际上并没有解决，而是被搁置了。不过协议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即北爱尔兰归属问题应由当地人民通过和平的、宪政的手段加以解决，各方都不得使用暴力。

尽管如此，爱尔兰的前途究竟如何，在协议签订时仍然不得而知，新教和天主教的极端派都指责协议背弃了自己的立场，许多地方也发生零星的暴力事件，使协议变得更加脆弱。不过，人民中的多数已对暴力残杀感到厌恶，5月，爱尔兰南北两方分别举行公民投票，北方以81%的投票率和71%的支持率、南方以56%的投票率和94%的支持率，对协议投了赞成票，这样，就使协议得到了民意基础。6月份，由新教和天主教按比例选举选出一个北爱尔兰议会（NorthernIrelandAssembly），随即又产生由两派共同组成的北爱尔兰地方政府。尽管这个议会和这个政府曾两次流产又两次重建，但最终它还是生存下来了。1998年8月15日，奥马（Omagh）发生大爆炸，29人丧生，200多人受伤。这次事件和其他一些较小的事件都没能阻挡和平的进程。1999年12月，新芬党正式宣布“以完全和平与民主的方式追求我们的目标”，代表新教方面的厄尔斯特统一党（UlsterUnionistParty）则立即表态：它承认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以完全和平与民主的方法追求爱尔兰统一的政治目标，是合法的”。作为回应，爱尔兰共和国也按照“好周五协议”的要求修改了它的宪法，在法理上放弃对北爱尔兰的领土要求，和平进程看起来正蹒跚前行。

然而2001年北爱尔兰议会大选却让双方的极端派都占了上风，温和派反而失利了，看起来，北爱尔兰的前途仍然未卜。不过从“好周五协议”到现在，北爱尔兰的局势基本上是可控的，两个势不两立的政治力量平等分权的方案应该是可行的。对英国来说，爱尔兰问题一直是个死结，正如历史学家罗宾斯（KeithRobbins）所说：“回头路是没有的，但向前走的路又不可能在爱尔兰内部产生。”他所希望的是：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西欧各国的差异将逐步缩小，在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中，英国和爱尔兰都将成为它的平等的组成部分，使用共同的旗帜，实行共同的政策，到那时，北爱尔兰到底属于英国还是属于爱尔兰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也许真的是爱尔兰问题的最终解决出路？然而，欧盟的归属也不确定，因此这样美好的愿望仍只是期待。

如果说爱尔兰问题体现的是两个民族的公开对抗，那么苏格兰问题则体现着对民族特性的顽强保护，而这又主要表现在文化方面。英国电视记者约翰·奥斯蒙德（JohnOsmond）说得很精彩，他曾说：“读一读苏格兰过去250年的历史，就显示出其心理基础上一种人所共知的双重民族性——苏格兰人和英国人——这是由深层的人格分裂所揭示出来的。”苏格兰人在民族认同感上表现出一种“人格分裂”，这正是20世纪苏格兰问题的症结所在。

苏格兰内部也有差异，从地理上说，苏格兰分为南北两部，北部高地居住着比较古老的苏格兰部落，有一些至今还保留着十分古老的传统，流行古老的盖尔语。南部低地居民从种族上说与英格兰人区别不大，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从英格兰迁徙到苏格兰来的，说一种口音很重的英语方言。经历过历史的长期洗礼，苏格兰中上阶层特别是城市中等阶级已经高度“英国化”，能说十分标准的英语，但在下层劳动者阶层中，苏格兰方言则是流行的语言。因此在苏格兰，高地和低地其实是不同的，中上层和下层也有明显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