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帝国的解体
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使英国人大吃一惊,但对那些热衷于捍卫帝国事业的人来说却像是一剂高效兴奋剂,他们希望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整个帝国同仇敌忾的局面再次出现,并以此为转机,重振大英帝国雄风。
果然,英国对德宣战后,英联邦各成员国(爱尔兰除外)和殖民地随即表示站在英国一边参战,不久后出任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颇带感情色彩地称赞这一壮举:“在那黑暗、恐慌同时也是光荣的时刻,我们得到了国王陛下的所有自治领的保证——无论其疆域大小、实力强弱:我们将同生死、共存亡。”不但自治领看上去忠心耿耿,就连殖民地也态度积极,投身于战火之中。1940年,英国前殖民大臣马尔科姆·麦克唐纳(Malaald)对此感慨不已:“我想这是个不凡之举:这些6000万芸芸之众散布于50余块土地上,他们还没有自治权,他们由我们统治,却本能地承认……我们是弱小民族自由和福祉的真正保护者。”英帝国在战争到来时的一致行动使希特勒大失所望,他原认为英帝国会在战争爆发后迅速瓦解。
在参战问题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反应十分积极,毫不犹豫地宣布随英国参战。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R。Menzies)在1939年9月3日晚向他的国民宣布:“英国已经参战,因此澳大利亚也处于战争状态。”但加拿大受美国中立政策的影响,却倾向于保持中立,在拖延一个星期后,加拿大议会才决定参战。加拿大的法语区对英国并无好感,虽然法国已经宣战,却对战事热情不高,以至加拿大的英语区于1944年要求实行征兵制来解决这个问题。南非的反复更大,詹姆斯·赫尔佐格(JamesB。M。Hertzog)总理决定采取中立立场,亲英的史末资则在议会中提出参战修正案与之对抗,结果,该修正案以80票对67票获得通过。受挫的赫尔佐格要求解散议会,但遭到总督的拒绝。混乱之中,史末资受命组织政府,才解决了参战和政府危机这两个难题。
在爱尔兰,1937年上台执政的德·瓦列拉刻意要拉开爱尔兰与英国之间的距离,他认为爱尔兰虽是英联邦成员国,但这只是爱尔兰的一种“外部联系”,因此在大战爆发后他宣布:只要爱尔兰还处于分裂状态,它就不参加英国的战争。爱尔兰于是保持中立。
埃及国王在作战问题上态度不积极,为防不测,英国迫使他退位让权。印度表现得更加不驯服,英国宣战后,英国驻印度总督事先未与印度任何党派联系,便宣布印度已进入战争状态。国大党对英国总督的霸道行为十分不满,该党在各邦的部长集体辞职,以示抗议。1940年10月,甘地又一次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英印政府担心运动会演变为起义,便再次镇压,在此后的6个月里,共有1。4万名参加者被投入牢房。
尽管出现以上波折,英帝国各自治领和殖民地仍派出约500万人参战,这个数字远高于它们在一战期间派出的人数。帝国成员还在军火生产方面作出贡献,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例,加拿大共提供飞机15957架、坦克5678辆、防空武器4286件、轨道车辆33987辆、机枪251925挺;澳大利亚则提供飞机3181架、坦克57辆、防空武器768件、轨道车辆5501辆、机枪30992挺。在资金方面,英国也从帝国得到支援,英国将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在英国的存款以政府借款的形式用于战争,又以赊欠方式支付从殖民地进口的物资和劳务,到二战结束时,英国向殖民地(不包括印度)的欠债由1939年的1。5亿英镑增加到4。54亿英镑;而对印度的债务关系,则由印度欠英国3。5亿英镑,变为英国欠印度12亿英镑。这种情况标志着英国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已发生微妙的变化。
战时,英国在战场和外交两条战线上坚决维护英帝国的完整,不容侵占和肢解帝国。在欧洲、东南亚和中东战场,英军与德国和日本军队作战,保卫和恢复帝国;在谈判桌上,丘吉尔与美国和其他盟国激烈交锋,坚持按英国的方式管理帝国,反对去殖民化。在德黑兰会议上丘吉尔郑重表达了这一立场:“对于英国而言,英国决不谋求获取任何新的领土或基地,但决心维护所拥有的一切。”他说:“除非使用战争手段,否则别想从英国手中拿走任何东西。”从实际效果来看,英国基本上达到了以上目标,战后,英帝国在东南亚和中东的属地均被恢复,顶住了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巨大压力,殖民地在战争期间没有给英国造成太大的麻烦,英帝国似乎像战前一样稳固。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丘吉尔虽然已经下野,但他仍然踌躇满志地说:
在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之后,英联邦和帝国再次安然无恙、团结一致。曾经威胁到我们生存的恶魔暴君们被彻底击败,我们帝国的王冠在绚丽的光辉映照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耀眼。……这是真正的荣耀,它将在很长的时间里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但事实证明,二战是英帝国瓦解的起点。首先,英帝国在战争中受到重创,动摇了英帝国的基础。日军在很短时间内连夺香港、马来亚,又于1942年2月15日攻克英国在远东的战略要地——新加坡,并击沉英国皇家海军的著名战舰——“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不久日军又攻下英属缅甸,将战火烧到英帝国的心脏——印度的边境。这些失败不仅使英国失去了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而且丢失了自治领的信任,它们不再把英国视为可靠的、强大的保护者。二战开始时,澳大利亚宣布站在英国一方投入大战,但热情已比一战时下降。澳大利亚远征军于1940起在埃及和中东地区与英军和其他英帝国军队并肩作战,参加了一系列重要战役。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澳、英分歧加剧,丘吉尔坚持要求澳军留在中东作战,抗击德意军队。但澳大利亚新任总理约翰·柯廷(JohnJ。)执意从中东撤回澳军全部3个师。丘吉尔知道后十分失望,又试图将其中的两个师投入缅甸战场,再遭柯廷拒绝。帝国军队在战时不服英国调遣,这在英国战争史上还是第一次。
印度的情况更糟。1942年8月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印度各地引起多次冲突,英印当局竟在镇压中打死900人,英印统治者与印度民族主义者及印度人民的关系趋向紧张。英印军队中的印度官兵军心动摇,许多人不愿屠杀自己同胞,于是开小差,其中约4。2万人没有跑回家去,而是投到了鲍斯的“印度国民军”旗下,反过来帮助日本人打英国人。印度国民军的部队与侵缅日军一起发动英帕尔战役,企图打开印度的东大门。好在英印军队在英帕尔战役中取胜,随后东南亚战局发生变化,盟军转入反攻,印度的危机才告结束,但它所造成的影响在战后却更明显地展示出来。
其次,迫于战争压力,英国放松了对殖民地的控制,并对殖民地统治方式进行修改。1942年12月,殖民部战后问题委员会主席海利勋爵(LordHaley)在太平洋关系协会的会议上宣布,帝国的殖民地政策是培育和建立自治制度,主要措施为:(1)建立地方自治体系;(2)在政府机构中逐渐以当地人取代欧洲人;(3)创建本地立法机构。1943年,殖民部官员威廉斯拟就一份有关非洲殖民地宪政改革的备忘录,提议西非的宪政改革循序渐进地进行:首先在地方一级建立具有顾问性质的议会,然后推广自由选举,逐渐增加立法议会内非官方指定的非洲议员人数,最后走向自治。这份备忘录得到政府的重视,殖民部负责非洲事务的官员科恩(Andrew)制定了非洲自治计划,按此计划,非洲自治将分成四个阶段:(1)非直接选举的非洲议员在立法议会中占多数,受过西方教育的非洲人进入文官系统;(2)在英国总督治理下,非洲议员出任殖民地政府对内事务的部级主管;(3)非洲议员担任除外交、国防、财政之外的所有部级主管;(4)由非洲部长组建英国式的殖民地政府,完成自治。在当时战争的情况下,该项计划未能实行。不过,这些主张为战后的去殖民化设计了模式,也为英联邦全面取代英帝国作了准备。
第三,大战推动了殖民地民族意识的觉醒,直接为二战后的去殖民化作了准备。战争期间,盟国领导人为争取受纳粹侵略和威胁的国家和人民组成最广泛的联合阵线,曾多次强调民族自决原则,著名的《大西洋宪章》(AtlanticCharter)便是一个例子。这部在1941年7月14日发表的文献是关于对德战争的目的和战后秩序的宣言,宣布要“尊重各民族自由决定其所赖以生存之政府形式的权利”。显然,当丘吉尔和罗斯福制定这一原则时,他们是特指当时被德国占领的各欧洲民族,但其影响范围决不限于此,战后去殖民化过程中这项原则被广泛引用便是明证。因此,盟国领导人强调的民族自决原则在英帝国内的殖民地各民族中产生共鸣,这虽然不是英国领导人的初衷,但所造成的后果却毋庸置疑。
另外,大批黑人应征入伍走上战场与白人士兵并肩作战,击败白人敌军,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军事技能和英语水平得到提高。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打破了原先对白人的神秘感和恐惧感,认识到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而不论其肤色如何。南非的著名黑人领袖西托莱(NdabaningiSithole)就深有体会地说:黑人士兵发现“枪弹打在白人身上和打在黑人身上,效果是相同的。……经过4年追杀白人敌军之后,非洲人再也不把白人当作神看待了”。这些士兵复员后便成了唤醒本地民族意识的生力军,两位曾在西非边防军中服役的英国保守党议员就指出:
我们将会看到大批非洲人在战后返回故乡,他们受训或部分受训成了有技能的人,守纪律,懂英语,有知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在外面的阅历。现在他们返乡,返回到原先的生活环境中去,他们有些人的家在遥远的村庄和偏僻的地区,但他们将以完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他们的生活。
战争期间,英国加强了对殖民地的宣传工作,结果是既调动了帝国成员的参战积极性,又为殖民地和其他属地人民提供了有关民族意识的启蒙教育。二战开始后,英国政府设立了一个专门的部级机关──新闻部,负责政府的宣传工作。该部各司按地区设置,此外还设置了一个帝国司,负责计划、监督和实施对自治领、殖民地进行宣传。1940年,该部在题为《关于大英帝国的宣传工作》的备忘录中规定了帝国宣传工作的指导原则:(1)宣传应真实和客观;(2)宣传应有选择;(3)宣传应扩大覆盖面和可信度。在殖民部的配合下,新闻部拍摄和发行电影宣传片,建立无线和有线广播网,印发各种宣传品,等等。这些宣传总体来说相当成功,殖民地人民普遍相信纳粹是人类文明的破坏者,是罪恶之源。但另一方面,正如殖民部官员埃德迈特所预言:宣传“也许能赢得战争,但不能赢得和平”。宣传开拓了殖民地人民的视野,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用民族主义鼓舞本国人民的同时,殖民地人民有系统地经受了民族主义的教育。像《大西洋宪章》这样的文献在帝国内广泛传播,播下了去殖民化的火种。因此,在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就感到难以应付来自帝国内要求民族独立的挑战,不得不顺应去殖民化的潮流。
第四,英国在二战中的主要盟友——美国和苏联都对英帝国不抱好感,因此当战争结束时,它们便着手拆毁英帝国这座摇摇欲坠的大厦。苏联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十分明确,列宁、斯大林对此作过大量阐述,坚定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奴役和剥削。为实行宗主国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和殖民地的反帝力量与社会主义国家大联合,列宁指出必须确认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决权。至于美国,它原本是英国的殖民地,通过战争赢得独立,自然不会对英帝国抱有好感。并且,已成为世界强国的美国也希望看到英帝国垮台,从而为自己争夺更大的势力范围。对日战争爆发后出版的《生活》杂志直截了当地说:“有一件事我们肯定不会为之而战,这就是维护英帝国的完整。”有不少美国人甚至“把摧毁英帝国作为他们的战争目的之一”。
二战结束后,联合国最初一批成员中,苏、美、拉美国家都对帝国持否定态度,《联合国宪章》亦将尊重各国人民的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作为宗旨之一。如果说一战使欧洲的几个帝国走向灭亡,那么二战就为大英帝国敲响了丧钟。昔日显赫一时的英国到这时已经耗尽国力了,它对战争中的盟友美、苏等国欠情太多,因此明知道它们在干不利于英帝国的事也不敢发作。这样,随着大战落幕,英帝国解体的序幕也就拉开了。
战争中,英国对殖民地政策作了一些调整。在经济方面,英国的传统政策是要自治领和殖民地自给自足,财政自立,不成为英国的负担。二战爆发后,殖民地对英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价值日益显现,促使英国政府放弃原有的传统概念,正式提出要大规模向殖民地提供经济援助,以争取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战争行动的支持。早在1938年,殖民大臣麦克唐纳就曾提出过殖民地改革设想,包括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经济上实现非自由化,不再强调自由放任政策,改为向殖民地提供经济援助;政治上推行非部族化,考虑将权力移交给受过西方教育的殖民地人。但张伯伦政府并不想实施该方案,所以改革并没有进行。战争开始后,丘吉尔政府主持通过了1940年《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ialDevelopme),其核心内容是将英国对殖民地的经济援助制度化,规定此后十年里每年提供500万英镑的经济援助,以后,英国议会又多次通过类似的法案。
在政治方面,英国加大了某些殖民地自我管理的权利,比如批准北罗得西亚建立地区议会;同意在黄金海岸颁布新宪法,允许当地非洲人在立法会议中占有多数;在历来由白人垄断的肯尼亚立法会议中,也接纳了第一位非洲人。在世界其他地区,英国于1943年准许锡兰成立自治政府并制定宪法,马耳他也获准建立自治政府,牙买加于1944年实行普选制,进行众议院的选举。在特立尼达和英属圭亚那,也都制定了新宪法。
但无论如何英国政府都坚持帝国(及英联邦)为英国的立国之本和战略核心。英国本土疆域有限,离开帝国就难以维持世界一流强国的地位,丘吉尔深知这一点,他在1944年为战后英国确定世界战略时,提出了以帝国为核心的“三大实体”构想,在此基础上他后来提出了著名的“三环外交”,成为战后历届英国政府的行为准则。
战争期间,丘吉尔亲自指导帝国事务,表现在以下三件事上:
一是克里普斯(SirRichardStaffordCripps)出使印度。印度是帝国的柱石,素有“帝国王冠上的宝石”之称,印度为英国的战争行动提供了大量人力物力,英国也为保卫印度竭尽全力,仅防卫费用就高达每天100万英镑。但1942年印度面临严峻的考验,英帝国军队在东南亚战场节节败退,战火已蔓延到印度边境,曾任国大党主席的鲍斯居然前往柏林和东京寻求支持,企图依靠轴心国力量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他组建一支约3万人的“印度国民军”,协助日军作战,在军事上、心理上都引起印度的震动。
1942年2月,蒋介石偕夫人访问印度,意在说服印度领导人行动起来抗击日本。印度民族主义领袖请蒋介石传递消息,要求英国同意印度成立责任制政府。丘吉尔对此十分警惕,他决不能接受蒋介石作为他与甘地、尼赫鲁之间的中间人,他于是致电蒋介石,敦促他不要插手印度事务:“我冒昧地希望阁下,请不要迫使问题与总督和英王的意愿背道而驰……”接着,丘吉尔采取了三个步骤:第一,致电驻印度总督林利思戈,明确政府的立场:可以考虑允许印度自治和成立印度自治政府,但该政府必须代表各个教派和种姓,不能由国大党一统天下。第二,成立战时内阁印度委员会,专门负责研究和处理印度问题。第三,就是派遣克里普斯前往印度,了解情况,代表英国政府作出承诺,安定人心,维护英国的殖民统治。
1942年3月22日,克里普斯抵达德里。他此行带去了英国政府关于印度问题的宣言草案,草案的最大特点是首次明确了印度自治的时间表,主要内容为:(1)大战结束后即采取措施建立印度联邦,给它自治领的地位。(2)成立邦和土邦的代表机关以制定新宪法。(3)不愿参加印度联邦的邦和土邦,可以保持与英国的原有关系,或者成立单独的自治领。(4)在战时,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不作变更,印度各政党应帮助英印政府作战,全部防务责任由英国政府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