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曹操弃官出逃。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除了我。那天夜里他独自坐在空荡荡的营帐里,案上放着典军校尉的印绶和腰牌。他看了它们很久,然后拿起印绶,在手里掂了掂。
“比想象的轻。”他说。
他把印绶搁回案上,站起身来,从墙上取下那柄佩剑,挂在腰间。然后他从帐角拖出一只旧藤箱——不是什么名贵物件,就是寻常的藤编,边角已经磨得起毛——打开来,开始往里装东西。几件换洗衣裳、一卷手抄的《孙子》、那幅从洛阳带回谯县又从谯县带回洛阳的大汉十三州舆图。
“伯澜,”他头也不抬地说,“明日一早,我离开洛阳。”
“我跟你走。”
他的手顿了一下,抬起头来看我。
“你娘还在谯县。你若是跟我走,便是亡命天涯。董卓会发海捕文书,会悬赏拿我。你跟着我,便是同党。”
“我娘会让我跟你走。”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很沉。像是在确认什么。
“你想好了?”
“想好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那只旧藤箱递给我。
“那就走吧。”
我们连夜动身。两匹马——他骑着那匹黑马,我骑着那匹灰褐色的老马,驮着仅有的几只包袱,悄无声息地出了左营。
洛阳城沉在浓重的夜色里,身后西园大营的灯火渐渐模糊成一小团光晕。我知道这座城里的所有人——曹仁、曹洪、夏侯惇、夏侯渊——他们很快也会离开,回到谯县去。
但此时此刻,在寒冬的夜色中,只有我和他。
我们一路打马,从城西门抄小道出去。经过那片熟悉的郊野时,我想起三年前第一次来洛阳的模样——那时候我缩在马车里,他递给我一只橘子,说“这就是洛阳”。如今走得仓皇,车厢和锦垫都扔在了身后,可他还是走在我前面,半步之遥。
天亮时分,我们已行出洛阳百里。荒原上的朔风凛冽刺骨,枯草被吹得匍匐在地面上。我们在官道旁的一个废驿里歇了歇脚,给马喂了几把秣料,吃了几口干粮。他坐在断壁上,望着东方渐渐发白的天际,眼底的沉郁与十几日前在宫里听见废立诏书时并无二致。
“伯澜,”他忽然说,“我要去陈留。”
“不去谯县?”
“先不去。”他摇头,“陈留太守张邈是我旧识。我要去找他,商议起兵讨董的事。”
他顿了顿。
“董卓废立天子,倒行逆施。我若不举兵,天下人将以为什么是忠奸、什么是是非。”
晨光照在他脸上,将他的轮廓勾勒得分明。他的胡须几日未剃,已冒出一层青黑的硬茬。他的眼眶微陷,显然一路上没怎么睡过。可那双眼睛还在烧,和当年杖责蹇家侄儿时一模一样。
我点了点头,说了一句:“好。”
旧藤箱被风吹得晃了一下,我伸手按住。那箱子里有他的兵法和舆图,还有一件旧玄色披风、几根竹简、一小截磨秃了的墨。我合上箱盖,重新捆紧绳索。
我知道他将要做的是什么。不是逃命。是回头去迎那场风暴。而我身上什么也没有——只有腰间一把短剑,马背一只旧藤箱,心里一个人。
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