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醒酒汤搁在他手边。“豫州近些,徐州富些。”
“文若说先取豫州,仲德说先定徐州,公台说都不急,先稳兖州。”他端起醒酒汤喝了一口,皱了皱眉,“你说呢?”
“陈司马不说,”我笑了一下,“陈司马只管替你守门。”
他放下碗,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停留的时间不长,但很沉,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他忽然问了一句让我愣住的话。
“伯澜,你有没有后悔过?”
“后悔什么?”
“后悔跟了我。”
我张了张嘴。这句话他十二年前就在洛阳问过我一次,几年前在从洛阳回谯县的驿馆里又问过一次。那时候我给他讲了一个穷小子和羊肉汤的故事。如今他又问了。
“阿瞒,”我说,“你把同样的问题问了三遍。答案从第一次就没变过。”
他看着我,没有马上说话。灯火在他眼里跳了跳。
“我知道了。”他说。
他低下头继续看舆图,我把醒酒汤的碗收走,转身往帐外走。走到门口时,他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伯澜。”
“嗯。”
“多谢。”
就两个字。轻轻的,像是怕被夜风刮走。
我没有回头,掀开帐帘走了出去。
入秋后不久,陈宫离开了鄄城。
不是出走。是自请去守东郡。他对曹操说东郡是兖州北境门户,黑山贼余部不时侵扰,需要有人坐镇。曹操同意了。批文书的时候两人相对而坐,言辞之间客气得像两个不太熟的邻州刺史。留他在鄄城,离中军近,可心已经不在这里。
出发那天,我去送他。他骑着一匹瘦马,马背上驮着两个包袱和一卷铺盖。三个月前他手里握的那支青褐色陶笛已经吹响了音,但曲不成调,呜咽凄惶。
“公台先生。”
他回过头来看我,勉强笑了笑:“陈司马。”
“东郡那边冷,我让人多备了几件冬衣,已经放在先生的行囊里了。”
他愣了一下,然后朝我作了个揖,动作很慢:“多谢。这些年,你在阿瞒身边尽心尽力。兖州能走到今日,你和妙才这些鞍前马后的人功不可没。”
我摇头:“先生言重了。”
他翻身上马,走出去几步,忽然又勒住马,回头看了我一眼。
“陈司马,”他说,“你要好好守着他。”
我点了点头。他催马往北去,马蹄声在秋日空旷的官道上渐渐远了。我站在城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枯黄的秋色里。风从北边刮来,吹得城头上的曹字旗猎猎作响。
回到鄄城州牧府,程昱正从议事堂门口出来。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北边的方向。
“公台走了?”
“走了。”
“他的谋略不差,”程昱说,“只是看的方向不太一样了。”
我没有接话。程昱也没有再说下去,夹着他的奏牍大步流星地往偏堂方向去了。
那天晚上,我独自坐在偏院的小屋里,给母亲写信。信写了又涂,涂了又写,最后只剩几行字——娘,我在鄄城一切安好。今年兖州丰收,粮价平稳。曹操待我很好,你不用担心。
我没有写陈宫走了。也没有写曹操与袁绍之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更没有写——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军议上说上一句有分量的话了。
但这些,娘不需要知道。她只要知道我还在做什么就够了。她只要能在城东那条窄巷子里,挺直腰杆跟邻居说一句“我儿子在曹使君帐下做事”,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