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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讲 草根企业的春天（第2页）

半年前，任丘新上任的市委书记找到我们，他跟踪了我们十五年，跟世界很多知名咨询公司全打过交道，包括麦肯锡和罗兰贝格，但是他一直想寻找机会跟我们合作，他认为只有王志纲工作室有真正的落地能力。经过三个多月的研究，工作室把任丘的战略定位和战略策划全部做了出来。但是涉及到一个关键问题，用什么力量来推动这个方案落地？

当时这个书记就提出来，能不能推荐万达？碧桂园也找到了他。我说大树底下不长草，对你意义不大。他说，那么怎么办呢？我说路就在脚下。怎么讲呢？原来很多官员，他不知道自己脚底下这些力量，咱们说，地方政府往往是招来女婿（外来大企业），气走儿子（本土中小民企），后来一了解，这帮儿子都心寒了，大批的人在海南买了房，再加上任丘这个地方空气环保很差，有的干脆移民到了国外，走了。

后来我们正好遇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书记找到我们，说有本地的搞通航的企业家，牌照都拿到了，想落户，但找不到地，目前十几架飞机全寄存在天津。我一听，马上意识到了重要性，为什么会拿不到地呢？我说把老板叫来，后来一了解，其飞行员队伍光空军转业的就有七八个，有些还是少校，开过战斗机的，还有十几个是刚从美国培训回来的。十几架飞机里面有固定翼飞机，直升飞机，都很先进，但问题就在于虽然牌照全部拿到就是没有落身之地。另一方面，很多省市都想搞通用航空，却苦于没有牌照。而他们在本地却连寄身之地都没有。后来我就给这个书记讲，在我们的策划方案里面，第一个事情首先就要帮助它们落地。不光是一个飞机场，而且是一个航空产业园。最后我们给他们整出了一大块航空产业园，在白洋淀边上，而且以后的小型飞机旅游休闲度假包机。下一步，将会把中国的航空驾驶员的培训基地往这儿放，在加上白洋淀的旅游资源，前途不可小觑。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荷兰、美国的通航公司也找过来了，要求合作，台湾专门修理小型飞机的也要来跟他们合作。一下就把这盘棋子给盘活了。

第二件事，把这个城市战略做完以后，中央要求提质增效，绝不能原来乌烟瘴气的发展模式的再继续，点名河北省要带头。怎么办呢？所以就先拿出一块地出来做一个清洁能源总部基地。当地有一百多个靠石油发财的草根老板，他们手头上有几千万到一两个亿的资金，也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个清洁能源总部基地需要大量的资金，整个方案由我们策划、引领和落地，于是就靠金融的方式将本地闲置资金全部有效利用，资金既实现了有效投资，而且还帮助这个城市实现了升级换代。王志纲工作室是不玩资本的，但我们正在通过咨询业的延展探索一种最佳的金融孵化和城市运营之道。

其实，“朝天门模式”也好，“任丘探索”也罢，归结起来，这些草根企业家们能够成功有几个特点。

第一，他们是投资者。他们一人可能只有五千万，但是一百个人就是五十亿呀，一千人就是五百亿；

第二，他们是运营者。形成了一个产业联盟；

第三，他们是消费者。关键还有一点，他们是本乡本土的人，“生于斯，长于斯”，他们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事情干不好丢不起这个人。

从“招女婿”到“近儿子”

这两个故事的本质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季风变了，我深深的感受到，未来的五年到十年，伴随中央整个宏观政策的调整，考核方式的改变，疯狂城市化的减速，草根老板们用不着用昨天的经验看明天了。政府会逐渐抽回那只**的手，只要符合当地利益，只要符合中央精神，不要搞官商勾结，市场会真正的给这批草根企业家们以展示的舞台和公平的环境。我相信到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就会找到魂，找到方向了；第二，季风变了以后，政府的官员们也会明白过来，“傍大款”的时代结束了，招来女婿气走儿子的时代结束了。路在哪里？路就在脚下，就在于本地的这些“土豪”，而且大有可为；第三，“土豪”的时代到来了，但一盘散沙、各行其是的土豪是毫无用处的。问题在于如何集腋成裘、联手打猎，如何通过企业孵化的方式，实现战略落地。

一个成功的实践用过一千沓纲领。王志纲工作室二十年走下来，积累了无数成功的案例，我们是彻头彻尾的市场派，我们之所以坚信这条路之所以能够走得通，就是靠不向潜规则妥协的勇气，就是靠信念、规律和真理。未来，工作室将会继续配合和带领大家探索未知的难题，如果能对带动区域发展，促进国家经济转型发挥一点力量，这将是我们最为朴实的愿望。

终于，我们迎来了一个大好时代，一个平等竞争，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时代，未来的十年，必将是民营企业发展的黄金十年！

附：新常态下，路在何方?

背景：2014年9月，王志纲参加几次论坛和聚会，都有企业家问及对“新常态”的看法。恰逢中秋，前往厦门参加9。8投洽会，一群企业家围着老王赏月品茗。这一晚，王志纲从欧洲五度传承的民主传统，侃到中国千古不变的“大一统”……古今中外，意兴阑珊。最终，话题又回到大家最为关心的——“新常态”。

问题1:人人都说“新常态”，您所理解的“新常态”是什么？

王志纲：所谓“新常态”，是一个大势把握的问题——核心是中国走到今天，需要我们以全新理念做出一个关键评估——中国将进入一个什么样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旋律”究竟是什么？

纵观新中国自解放以来60多年，经历了以政治为导向的第一个30年，以经济为导向的第二个30年。政治导向下，自然“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导向下，当然“发展才是硬道理”。而今，中国正在走向以和谐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二、三十年才能完成也是正常的。

去年我们受山东的委托做曲阜文化经济特区的战略，我特地再到孔庙看了看，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历代帝王给孔庙树碑赠匾，大多是第三代帝王——原因在于：第一代的“主旋律”是平乱。第二代的“主旋律”是致富也就是经济增长，到了第三代，“主旋律”是统治的持续性。儒家思想是维系社会持续发展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传统理论，第三代帝王自然要抓住这个宝贝。正好在我们的同事调研期间，习大大到曲阜考察，说了一句话：“我来，就是要代表中央表个态——表达中央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

这句话意味深长。从以经济增长为中心，变为以和谐可持续发展为中心，期间的转折的阵痛，不亚于30年前从政治为中心，到以经济为中心的转变。对此，我们这代人记忆犹新。

问题2:您认为“新常态”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什么转变？

王志纲：“新常态”的提出，是基于中央高层对当下中国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的认知。从这一点可以看到这一届领导班子还是比较清醒的。我认为中国社会面临一系列重大关系的深刻调整，其中七大关系的调整。是中国社会从以经济增长为核心，到以和谐可持续发展为核心，最重要的转折。

首先，是快与慢的关系。

过去有一个相当荒谬的说法，认为中国经济增速必须“八九不离十”，否则会引发社会动乱。今天我们意识到，正是由于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危机——以前有个说法叫“系统性风险”。其中最严重的是社会公平问题、资源环境问题和发展质量问题。问题不解决，增长越快，矛盾越尖锐；这些问题解决了，低一些的发展速度，也是可以容忍的。

这几年来我在与地方政府领导沟通时，总是不厌其烦地讲一个比喻：中国就象一个长到18岁的孩子，这以前每年长几公分是常态，这以后还这么长，就是变态了。这一点，正成为社会共识。

其次，是质与量的关系。

慢下来，是为了提质增效。政府要从原有“高大上”——即一昧追求概念高举高打，项目大干快上，指标月月增长的惯性模式里走出来。

政府运营必须实现的几大关键转变：一是从买规划到找战略——为区域经济找魂；二是从抓项目到抓环境——为企业经营市场，民众经营文化做好大环境经营；三是从搭框架到精装修——推动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对于十多年来习惯于高增长的政府来说，这将是一个痛苦的蜕变。

第三，是新与旧的关系。

我这里说的“新与旧”，指的是新增长需求与旧发展模式的冲突。

所谓“新增长需求”是指近几年迅猛增长的全新消费需求——富裕起来的中国人日益强烈的健康、养老、休闲度假、教育、文化娱乐、购物与生活服务等等我们常说的“大消费”需求；特别是80、90后新生代人群，其消费观念、模式与此前有着深刻的差异。与这种需求相适应的，是传统产业需要重新定位，需要“找魂”——从经营理念到商业模式，都需要再生式重构。

我认为这个层面的战略价值，对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不亚于政府力推的“战略新兴产业”。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传统体制下的健康、教育、传媒、社会福利等等发展模式，以及政府固有思维下的相关产业政策，甚至企业保守因循的经营模式，形成了与之对立的种种壁垒，以及难以改变的惯性，极大地制约了这种“新增长需求”的发展。

这意味着新模式对旧模式的冲击，将推动新一轮以现代服务业为核心，拉动传统制造业与传统服务业高速增长的浪潮。

第四，是权与法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