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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讲 草根企业的春天（第3页）

两年来的习李新政，让我们意识到：“反腐”将成为“新常态”——从让官员因大小老虎一齐打而“不敢贪”，因把权力关进法制的笼子而“不能贪”，到因真正实现价值观的转变而“不想贪”，政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认为目前的反腐，仅仅只是个开始。

反腐不是要赶尽杀绝，而是要重新确立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权，是要重新梳理权与法的关系，是要重新构筑新型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讲，习李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第五，是城与乡的关系。

最近各地纷纷响应新型城镇化，提出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我们看到这一国策有了积极的推进。

然而我认为

首先:政府和企业要对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律有个深刻认识——中小城镇的发展，是一个先有“产”后有“村”，先有“市”后有“场”，村大成镇，镇大成城。所以核心问题还是规划之前要“找魂”——寻求符合其区位、资源、文脉的独特新型城镇化战略。

其次:新型城镇化，不能简单理解为追求求新的增长“红利”；更重要的是“输血与造血”——中小城镇的民生问题与社会保障，是政府欠下巨债；这个血你不输，中国社会动**的**就在那里。仅仅输血无法持续增长，与其发展战略相吻合的产业导入就是最主要的造血机能。

第六，是政与商的关系。

习李新政一再重申的：要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但另一方面，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仍然需要互动。这就意味着新型政商关系的出现。

这里面有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要创新政府干预产业发展与市场成长的方式；

二是：要让中间力量——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地方商会与行业协会——这些社团组织成长起来，一部分目前政府承担的产业与市场管理服务职能才能从政府手上剥离。

第七，是内与外的关系。

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已经进入一个深度交融，相互制衡又相互依赖的阶段。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依赖度超过60%；另一方面，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龙头，对世界经济增长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大家看到近几年此起彼伏的贸易战、资源战、临海争端……都属此类。种种矛盾和冲突，将在未来引发成为一次次危机与对立。中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外交、军事领域，都在寻求与国际社会的全新对话与合作模式。

七大关系的调整，意味着未来5—10年，中国经济的关键词，将是减速瘦身、提质增效、探索更新、控制协调这四句话。

问题3：面对“新常态”，企业家应当有什么转变才能应对？

王志纲:首先，是老板要换芯片。

眼前这个阶段，中国经济最主要的矛盾，是产能严重过剩与过度依赖投资拉动这两个方面所造成的恶性循环。

这时候最重要的是：老板要给自己“换芯片”了——过去很多企业赚大钱，关键是因为行情好；但千万别把行情当能力，把偶然当必然。要对未来的危机有充分准备——未来的战争，未必是为了扩张，很可能是为了生存。你的核心能力和你应变的勇气，是生存下去最重要的法宝。

我从来深信：只有在危机中炼出来的，才是真本领，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此所谓苍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其次，要知道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但“玩法”要变。

企业要从原有的“短平快”——即一昧追求投资短期化、模式简单化、回报暴利化的惯性模式里退出来。退出来是为了学会做好三件事：

一要“做内容”——实现从做空间、做载体、做产品到做体验、做服务、做社群经济的转型；

二要“练绝活”——针对新的需求，打造拳头产品，以日本“匠人精神”提供让用户惊喜的极致体验；

三要“跟政策”，而不是“跟政客”——越是你今天认为值得跟的大佬，越可能是明天被打得最狠的大老虎。我们经常说“两场统筹”，但从来只鼓励阳光下的政企关系。当政府划清与市场的边界，其实更意味着需要新型的政企战略合作关系。

第三，要“养姑娘”而不是“卖猪仔”。

以打造百年老店的心态，以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持续回报为目标，精心培育企业和产品。这个时候，战略导向将是你能走多远的决定因素，持续经营成为考验企业生存能力的关键指标。

以往评估企业多以销售规模为标志，未来我们看一个企业，主要看他在某个领域专注了多少年，领先地位保持了多少年。

第四，我强烈建议企业家要高度关注四个领域。

一是：关乎国民根本需求的“大消费”领域——老百姓离不开，而且增长得快的健康、教育、养老、休闲……这些根本性的刚需，往往比“战略新兴产业”风险小，机会大，靠得住；

二是：80、90新生代的成长。他们已经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学会适应和引导他们的需求，无论是做企业，还是做市场，都是绕不开的课题；

三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传统文化经过现代演绎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之一，这是大势所趋。这里面商机无限；

四是：国际化。就象我们今天在这里举办的国际并购与服务论坛，其背景是目前正是形成的一股浪潮：新一轮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技术转移正在开始，就象十多年前开始的产业转移一样，正为中国企业转型升级带来重大战略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