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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桧山毫不掩饰自己的不满，“很遗憾，那跟我无关。虽然你一定很想把事情写得很有趣。”面对贯井，他尽全力讽刺。

贯井是个自由文字工作者。他是周刊的签约记者，也写了好几本与少年犯罪有关的书，但桧山对这个人写的书完全不感兴趣。贯井看起来比桧山年长几岁，但从事自由文字工作这种不安定的职业，看得出他必须为生活汲汲营营。他专门刺探别人的不幸，写一些满足大众好奇心的报道来糊口，桧山才不要成为这种卑鄙小人的俎上肉。

“真的吗？”贯井那双大大的眼睛望着桧山的脸。

“废话！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桧山粗声说。

“泽村和也是在这附近遇害的，警方一定也来找过桧山先生了吧。你有提出不在场证明吗？”

贯井的脸上没有笑容，紧盯着桧山。

桧山知道四周的客人都在注意他们。

“跟我没有关系。”桧山丢下这句话，匆匆走向办公室。

“听说泽村已经离开所泽市，住在板桥那边，晚上在那边念高中夜间部，白天在附近的印刷厂工作。他为什么会死在大宫这个地方？”

打开门正要走进办公室的桧山第一次听到这个情报，忍不住回头。

“很难相信和那起事件完全无关──”

“这样的话，周刊一定会大卖吧？”桧山对贯井投以轻蔑的眼光。

“我希望不是你。”贯井用盯着洞穴中猎物的眼神看着桧山。

桧山用力甩上门，好杜绝那扰人的视线。

贯井头一次找上桧山，是那几个少年接受保护辅导后的十天左右。当时的桧山因连日的媒体攻势而疲惫不堪，这时，一个穿着皱巴巴衬衫和牛仔裤的可疑男子出现在门口，桧山还误以为他是听说别人的不幸前来传教的。

贯井递出只写有自家住址与电话的简洁名片，表示自己是调查少年犯罪事件的作家，希望能够听听被害者这一方的想法。

桧山让他吃了闭门羹。即便如此，贯井仍然不死心，来找了桧山好几次，以“想让世人知道被害者这一方的感受与想法”为由，不断说服桧山。

起初桧山不太想理他，但渐渐感觉到贯井与其他媒体之间明显的不同。电视台的采访小组毫不顾及桧山的时间和精神状态，只问他们想问的问题、拍他们想拍的画面，问完、拍完就走人，但贯井与他们不同，从来不催不赶，仔细倾听桧山说话。

终于，桧山开始对贯井一点一点地说出自己的感受，说祥子对自己有多重要，还有以如此悲惨的方式失去重要的人的悲伤。

至于《少年法》这部法律对被害者而言是多么不合情理，他也就此向贯井提出他的疑问：为什么光凭“身为未成年人”这一点就能够减刑？对被害者而言，无论加害者是成年还是未成年，失去的东西不会因此而有所改变。为什么从死于未成年加害者之手的那一刻起，被害者的生命价值便就此降低？为什么他不能知道有关加害少年的任何事情？为什么他不能知道少年们为何犯下那样的罪，他们现在又是什么样的心情？为什么他不能参与审理，甚至无法看到少年们的长相、不能向他们宣泄心中的痛苦？

贯井对桧山的话一一附和点头，以同情的表情记录下来，一副诚心接纳的样子。但是，桧山很快就领教到，那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

“既然国家不处罚他们，那我就亲手把凶手杀了。”

当八卦节目播出桧山发言的录像片段时，以评论者身份出席的一名女性教育人士发出强烈的谴责。只要一发生青少年犯罪，这名经常上电视的女性就会站在犯罪青少年这一边，她眼里从来就没有被害者，只会高声嚷嚷着要保护青少年。

贯井以另一位评论者的身份坐在她旁边。桧山虽然感到生气，仍期待贯井的发言。

“我能了解桧山先生的心情，但还是不应该说出这种话。”

贯井的发言令人心寒。

贯井为了迎合现场的气氛，弃桧山于不顾，令桧山大受打击。

他还以为贯井对他的感受有所共鸣，会在摄影机前代替被害者诉说他们的哀恸。他却只是一脸得意地发表一番论述。桧山觉得他被出卖了。

那时候，社会正掀起修正《少年法》的论战。起因是1993年发生的初中生死亡事件[5]。一名初中男生以倒栽葱的姿势死在体育馆内体育用品室的体操垫中。这起事件中，有七名同年级学生遭到逮捕和保护辅导，家庭法院与上级法院对于少年们的犯罪事实却做出了不同的判决。这起事件揭露了在少年案件审理过程中，所有事情由一位法官进行审理所导致的事实认定困难的问题；而且那几年，青少年的恶性犯罪让媒体不愁没有话题，也使得“即使是青少年，也应予以严惩”的修正《少年法》的呼声高涨。

日本律师联合会成立了少年司法改革对策总部，对这样的趋势予以强烈抨击。反对修法的律师与学者再三主张，青少年犯罪并未增加，严惩无法防止青少年犯罪，严惩派与保护派的争论也趋向白热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