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锡九在前头,爷爷在后头,吴岭看了一眼台上的醒木。
“行。我上去。”
老周头端起碗,刘师傅在角落把铜钎子別回耳朵上。
吴岭走上台,拿起醒木。
台下坐著十来个人,不算多,但比上次来的时候强。
“今天不说古。说个人。活的。就坐在你们中间。”
他朝老周头那边点了一下头,老周头的茶盖停了半秒。
吴岭没等他反应,直接往下走了。
“这个人啊,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到这间茶馆。堂倌还没起他就来了。自己掀帘子,自己烧水,自己泡茶。等堂倌到了一看——老爷子又比我早。”
棋盘那边有人笑了一声,老周头没动。
“三十多年了。你们想想,三十多年是多久。外头城门改了名字,街上跑的从轿子变成了黄包车,对面巷口卖餛飩的换了三家。他没挪窝。就这张椅子。就这碗三花。”
“你问他坐这儿干啥。他不说。你问他等谁。他也不说。茶盖一斜——续水。茶盖一正——不动。一坐坐一天。”
吴岭放慢了。
“你们別以为他在发呆。这个人眼睛比哪个都毒。门口有人来,影子还没进门槛,他就晓得是生客还是熟客。熟客他不动。生客,他会多看一眼。不是防著谁,是替这间茶馆看家。”
“他替这间茶馆看了大半辈子的家…有人说他是旗人家的帐房——”
“不对。”
老周头开口了,声音不大,但茶馆里本来就安静。
吴岭停下来看他。
“我不是旗人家里的。”老周头端著碗,“我是旗人。正白旗。满洲。”
棋盘那两个人的手停了,堂倌靠在柜檯上没动。
“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入的川,分到成都驻防。少城。旗餉领了几代人,到我这里断了,不是不发,是不够活。”
他喝了口茶。
“帐房是后来做的。不做帐房吃不上饭。旗人饿死不能出去做工,这是规矩。做帐房不算做工,算帮忙。”
“那你家里人呢?”
“老婆子还在。做蛋烘糕的就是她。儿子——”他停了一下,“走了。”
“走了是。。。”
“就是走了。年轻人待不住,往重庆去了。十几年没回来过。”
老周头端碗的手很稳,语气也稳。
唯一的特殊,就是“走了”这两个字他说了两遍,声调都不一样。
“我在这个茶馆坐了三十多年。最早来的时候。。。”他看了看门口的方向,“你爷爷还没来。”
“后来来了个人,头髮没白。比你现在还年轻几岁。第一天坐了一下午,三碗茶。什么都没说。第四天带了一包糖。圆的,硬的。”
刘师傅在角落闷声笑了一下。
“我咬了一口差点崩了牙。后来他常来,来了就上台说书。讲得好,人最多的时候,满座。门口还站了一圈。”
老周头停了一下。
“最后一次来,他在台上坐了很久。没说书。就坐著。走的时候跟我说,他不在的时候帮他看著茶馆。”
“你怎么说的?”
“我说行。”
吴岭站在台上,手里攥著醒木,看著台下这个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