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的五月,本该是这座城市最宜人的季节。
日内瓦湖的融水泛着冷冽的蓝,一百四十米高的人工喷泉在阳光下折射出一道若隐若现的虹彩,阿丽亚娜公园里的百年橡树披着新绿的嫩叶,郁金香和鸢尾花开得热烈——一切都在昭示着春天的收尾和夏天的序曲。
可万国宫大会厅里的空气,比阿尔卑斯山顶的积雪还要冷。
从5月12日那场特别议程开始,讨论已经持续了整整十五天。
十五天。
在这十五天里,大会厅的同声传译设备烧坏了三套,两位年迈的代表因为血压飙升被医护人员搀出了会场,挪威代表那副细框眼镜被他自己推了不下两百次——镜架上的螺丝最后松了。
印度代表的嗓子在第八天的时候彻底哑了,但他依然用沙哑得近乎撕裂的声音,在第九天的发言中用了整整四分半钟来痛斥这场赛事“披着体育竞技外衣的屠杀”……
然后被计时器提醒还剩三十秒时,他涨红了脸,把最后半句话咽了回去,重重地坐回椅子里,椅子被他坐得发出一声闷响。
巴西代表在第十一天的闭门磋商中拍了一次桌子——不是象征性的轻拍,是实打实的、震飞了面前水杯的那一种。
他站起来,用葡萄牙语夹杂着英语咆哮了三分钟,核心意思只有一个:“巴西仅有的两名宗师是国宝,不是新神会洗白自己的耗材!”
樱花国代表全程保持着日式的礼貌微笑,但坐在他身后的武道顾问已经换了四拨——每一拨都被他连夜召来,反复推演樱花国宗师在这种赛制下的存活概率。
第五拨顾问在第十四天抵达日内瓦时,拎着两个行李箱,一个装换洗衣物,另一个装满了历届樱花国宗师的战斗录像和各国武者的情报档案。
韩国代表的发言总是结构清晰:三分之一强调安全保障,三分之一暗示大韩民国武道界的实力,最后三分之一才表态。
十五天里他发了七次言,每次都是这个比例,精确到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提前用计算器算好了时间分配。
而五常的代表们——
美国那位非裔女性代表,从第一天开始就站在支持的立场上,十五天里从未动摇过半分。
她的发言风格一贯的直接、强硬,带着美利坚式的自信,但到第十天之后,她的措辞里多了几分不动声色的催促——不是急躁,而是一种“我们已经讨论够了,该做决定了”的施压。
她每次发言结束后,都会下意识地看一眼手腕上的表,那个动作极其细微,但俄国代表每次都捕捉到了。
俄国那位外交部副部长,表面上态度强硬,实际上比谁都精明。
他在闭门磋商环节里话不多,但每一句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切在要害上。
他最关心的问题始终只有一个——赛事规则。
他反复追问安德森:“大混战?所有人同时进场?没有分组?没有淘汰赛制?那么如何确保比赛的‘可控性’?”
每问一次,他脸上的横肉就会微微颤动一下,不是因为愤怒,而是因为他在拼命计算——计算俄国的“暴熊”和“寒冰”在这种规则下的胜算。
英国那位国家安全顾问,从头到尾保持着不咸不淡的表情,手里的钢笔在笔记本上无声地划着什么。
她很少主动发言,但每次别人发言时,她都会在笔记本上记录——不是记别人的论点,而是记各个代表发言时的微表情和小动作。
十五天的讨论,她用了三本笔记本,每一页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只有她自己看得懂的速记符号。
法国那位银发苍苍的总统外事顾问,姿态始终优雅得像在参加一场晚宴。
他端水杯的次数比发言的次数多,但每一次开口,都带着一种老牌欧洲外交官特有的、四两拨千斤的圆滑。
他从不正面表态“支持”或“反对”,只是不断提出“技术性问题”——安全保障的细节、医疗保障的方案、伤亡赔付的法律依据……每一个问题都温和而精准,像一把裹在天鹅绒里的匕首。
华夏的代表始终沉稳。
那位国安委副主任,头发花白,面容清癯,镜片后的眼睛从始至终保持着一种近乎石雕般的平静。
他在十五天的讨论中总共发了五次言,每次都不超过三分钟,措辞简洁到近乎惜字如金。
他的第一次发言,表明了华夏的立场——“有条件支持”。
第二次发言,提出了华夏对赛事规则的核心诉求——“必须设立弃权机制,确保参赛者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有权退出”。
第三次发言,针对安德森提出的“超空间引擎数据”奖励方案,提出了一个让整个大会厅都安静了三秒的问题:“这份技术数据的归属权,是属于获胜者个人,还是属于获胜者所代表的国家?”
安德森回答:“属于获胜者个人。但个人如何处置,由其自行决定。”
华夏代表没有追问,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然后坐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