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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里顾夫人，您放心好了，我是不会问您出于什么理由想要搞垮这些人的。您现在寻找一个人来干这个，而我知道该怎么干，我向您保证。我出的价格，就是我现今的工资，不多要一个铜板，也不能少一个铜板。您再好好想一想吧，您知道去哪里找我。”

他们俩都站了起来，这一切发生得很迅速，他们早已来到门口。当玛德莱娜意识到，迪普雷先生正准备为他们喝的饮料买单时，她赶紧打开她的手提包，但他一个动作就止住了她。

“您已经差点儿侮辱我一回了，就不要再尝试第二次啦。”

他付了钱。来到人行道上后，他朝她点了点头，示意就此别过，然后他掉头就走。

他住得离这里有四站地铁远，但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他都坚持步行来回，这是个原则问题，迪普雷先生是有原则的。

他反复琢磨着他刚刚如此突然下定的决心。他越是反复细想，就越是坚信自己做得对。她说过，是一家银行的代理人，还有一个民主联盟的议员，这一切听起来非常像工业信贷与贴现银行，也就是佩里顾银行，它已经在几个月之前破产倒闭了，带走了好几百个小储户，还有就是那个同样也姓佩里顾的议员，他侥幸逃过了一劫。至于反动报纸《晚报》的记者，那就不管他是哪一个了，全都是半斤对八两，一路货色。

如同玛德莱娜那样，你心里无疑会想，到底是什么样奇怪的理由，竟然促使一个像迪普雷那样的工人，接受了如此的建议。那是因为，你瞧，他以前曾经怀着能跟好多好多人共同分享的坚定信念参战，相信他参加的会是最后战争中的最后一场。他响应了国家的召唤，履行了公民的义务，但是国家它，并没有履行它的承诺。在经历了三十多个月的无法形容的地狱生活，失去了两个兄弟以及自己拥有的一切（他是北方省的人，那里的一切都被战争扫**得干干净净）之后，他越来越觉得，这场战争之后还可能继续会有另一场战争。退伍以后，他为玛德莱娜·佩里顾的丈夫亨利·德·奥尔奈·普拉代勒工作。在战场上，这个军官曾残酷地盘剥他手下的士兵，而到了战后，这个没落的贵族，野心勃勃的暴发户，则拼命地剥削手下的工人，而且，首先就是从他迪普雷身上干起的。他会把遇到的第一批人都打发去见死神，而且，第二批也一样，逃不了一个死。资本的强大力量，资本家的寡廉鲜耻，社会的不公，全都在迪普雷的耳边拼命吼叫，而1917年俄国革命的消息深深地震撼了他。仅仅是复员归家这一遭，就让他充分感受到，在一个对自己的英雄都漠然无视的法国，找一份工作有多么艰难。再加上在奥尔奈·普拉代勒的企业中做工头的令人沮丧的经验，足以让迪普雷感觉自己被推向了共产主义的朦胧远景。他在1920年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但一年后交回了党证。经历了四年的战争磨炼之后，他实在是受够了等级制的压迫，还有纪律的严格束缚。但是，由于还保留了砸烂一切的疯狂愿望，他突然转向了某种形式的相当个人化的无政府主义。他太理性主义了，根本做不到像人们以前做的那样，在随便什么地方安放炸弹（他不相信牺牲者的效用），或者暗杀一个共和国总统（他不相信什么象征意义）。他也太个人主义了，无法在一个组织中积极活动（他不相信集体），他独自一人生活，不怎么说话，因为他实在很难找到什么人可以跟他分享一下观点。他的个人主义近乎于自私自利，让他成为了一个与世隔绝的隐居者。社会真的好有运气，没让我变得更为暴烈，他常常这么想。他在心灵上是绝对自由主义的，就如同好多人内心里是信徒那样，但那只是对他自己，根本不需要向其他人提供这样的表现。一个没有私有制而靠自由协会来协调的世界的远景，对他也不会更具说服力。并不是因为他拒绝无政府主义理论，而是因为，战争本身以及战后的经验早已把他掏空，他的活力纯粹是消极性的。

他频繁更换工作，因为一旦有斗争的机会出现，他总是会紧紧地抓住，去支持工人们种种合理合法的要求，为罢工辩护，与权力相抗争，而到头来，却总没什么好结果。

说到底，对于迪普雷，帮别人毁掉一个银行家，粉碎一个资产阶级的议员，搞掉一个反动记者，那都属于一个有利于混乱，有利于动**的任务。都是一种小小的破坏行为，并无什么英雄主义可言（他不相信英雄），而只有那类行动，才能给他带来成功参与了制造混乱的美好感觉。

这是一个相当小的房间，但狭小还不是最主要的不便，不，主要的问题，是声音。不是邻居那里传来的声音，而是他们不让你制造声音。

房间刚刚整理好，保尔刚刚把第一张唱片（歌剧《图兰朵》，第二幕，索朗日：“Iareggia，orsonmill’anniemille，ungridodisperatorisonò。”[1]）放到留声机的唱盘上，楼上的克雷兰多先生就用扫帚柄猛烈地敲响了自家的地板，也就是他们的天花板。两分钟后，他摁响了门铃。弗拉迪嘴角挂着一丝微笑，把房门开得很大很大，仿佛在欢迎一个婚礼队列进门。

“>

克雷兰多先生惊呆了。

“Wóc？”[3]

他转身回楼上去了。“我是不会跟一个波兰婆娘吵架的!”当他又一次返回时，他这样对玛德莱娜说。

每当保尔把一张唱片放到唱盘上时，楼上的克雷兰多先生总会抓住他的扫帚，在地上乱捅一通。玛德莱娜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推着轮椅让保尔去外面溜达真是一件难事，不过，这困难也不是完全克服不了的。但是，禁止他在家里放音乐，那可就真的是无法想象了。

“这……这……没……没……没什么……妈……妈……”保尔说。

弗拉迪和玛德莱娜久久地盯着停转了的留声机。对那一摞唱片，还有贴在墙上的那些海报，那些照片，感到实在手足无措。

“alazlamrozwiazanie。。。”[4]弗拉迪说，手指头指着天。

下午的一大部分时间，她都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玛德莱娜不得不自己动手，抱着保尔去卫生间，毫无疑问，孩子的体重又增加了不少。

大约晚上六点时，弗拉迪回来了，带回来一个肤色很浅的褐发青年工人。他的两只眼睛距离拉得很开，穿一件灰尘仆仆的蓝色工作服，使劲儿地搓着双手，表明他有些紧张。弗拉迪连连朝他送去目光，还翘起下巴，再三示意，邀请他做一个自我介绍。不过他并不怎么爱说话，而更愿意把他带来放在地上的马桶包打开，从中拿出来一大块有他大拇指那么厚的软木板。

“这可以粘在墙上，还有天花板上。”

玛德莱娜觉得这个想法切实可行，但钱的问题又让她大伤脑筋。无论什么事情，转来转去，最后总是会转到金钱上来的。不可能要求打折了，但是……真的需要大量的木板……这还不算胶水，人工……

“这个，都已经安排好了，”他说，“跟这位……”

他记不得弗拉迪的名字来了，但，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工程花了两个星期。

房间似乎缩小了一平方米。人一走进去，它那幽静的气氛就会给你一种不舒服的听觉感受。但音响效果是毋庸置疑的。保尔把《图兰朵》的唱片又放到留声机的唱盘上。

若不是保尔和索朗日之间维持了密切的通信关系，他兴许从来不会告诉她他的地址有所更变。她在来信中提出了一个个问题：“你在你的新居中过得怎么样？我猜你一定有了一个更大的房间，是不是？”不过，让她惊诧的是，小男孩并没有给她提供什么更多的细节。

自从米兰的那次演出晚会后，他们就一直没有再见面。索朗日先是邀请他去伦敦，因为她1931年10月在那里有演出，然后，四个月之后，又邀请他去维也纳。保尔都婉言谢绝了。唉，总是有种种不便之处，让他的出行变得如此不可能，但他并没有明确说。保尔也没有对他母亲说起这一切。几个月前，他新近出狱的父亲亨利·德·奥尔奈·普拉代勒正式前来看他，“为了跟他儿子说一声再见”，而实际上，他是来要钱的，他要出发去殖民地，尝试着“一边恢复身心健康，一边等待诉讼结果”。他前妻的准贫穷状态，在她脸上描绘出勉强的苦笑，仿佛从中他能看到最高正义的实现。受尽凌辱的玛德莱娜哭泣不已。从此以后，保尔就自觉地避免了任何跟金钱有关的话题，毕竟，总是有很多东西很难说得明白的。钱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索朗日头脑中生出的不安情绪并没有什么太明确的根据，保尔的来信越来越有意思了，他在长大，他在成熟，他对歌剧的熟悉了解让人诧异。但她能猜得到，他现在不怎么买乐谱了，也不再讨要音乐会的海报了，尽管当索朗日为他寄来这些时，他一直在热情地感谢她。他是不是对他的那次意大利之行感到了失望？他母亲虐待他了吗？此外，保尔为他母亲的那次缺席给出的理由相当暧昧……如果说，索朗日并没有意识到保尔不再买新的唱片了，那是因为，他现在仅仅满足于前往巴黎唱片店去听唱片，而店里的售货员对他照顾得殷勤周到。

其间，索朗日的艺术生涯有了相当奇怪的转折。从米兰开始，她就一直坐在台上演唱。这对生理学的种种规律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莫名的奥秘。从技术上来说，一股在体内如此受阻的气流是不会产生如此的音响效果的，这是不可能的。然而，演唱会总是从成功走向更成功。索朗日的嗓音几乎难以察觉地有些低哑，却具有了更多的个人魅力，女明星的体重让气息变得不那么悠长，迫使她运用一些效果惊人的发音技巧，这也给了她的表演带来独一无二的色彩。索朗日如一座大教堂那样雄伟庄严，咄咄逼人，她无法归类，悲怆动人。她宽阔的脸庞、茫然的目光、下垂的脸颊、庞大的身躯因为衣裙的波浪起伏而更显得威严，再加上雄厚嘹亮的嗓音，简直就像菩萨一样惊人。

传统渐渐地开始为这些艺术生产制造出伟大的奥秘。只有演唱会的节目单被送往报社刊登，而受她邀请参与创作的艺术家的姓名，以及布景的实际内容，则是一个秘密，保密保得比德意志帝国的重整军备计划还更好，直到舞台的大幕缓缓掀开，始终没有任何人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当然，总是会有一些泄密，能向当地的报刊卖上一个好价钱，而偷窃有关的图像和消息，也整个地成了一条财路。这让剧院的经理着实大伤脑筋，却让索朗日开心异常，她十分喜爱种种秘密的泄露，只要她自己是其中的主角就行。从音乐会的第三天起，演出的剧照，还有布景的照片，就变成了明信片、折页、小本子，而索朗日总是会把它们的一个样本寄给保尔，并附上一段最终以感叹号结尾的解释文字。甚至，在1932年的年初，人们还举办了一次费尔南·莱热作品的拍卖会，那些作品都是他为五月份在里斯本举行的中国黄河洪灾灾民赈济演唱会而特地创作的。

1932年9月，索朗日在巴黎的加福音乐厅登台演出（罗歇·哈斯制作的布景）。保尔跟他母亲得到了第一排的两个位子，紧靠着一些政府部长。索朗日出现在一大片洪水般的褐色与蓝色的画布中，威严得如同一尊荣誉勋位获得者的雕像。她始终忠诚于自己的演唱方式，以无伴奏独唱《世界的荣耀》序曲作为演唱会的开场曲，那几乎已成了一个经典曲目，听说，有几个竞争者也在做这一尝试呢。开场非常成功。

当然，这一切也全都没有逃过玛德莱娜的眼睛。尽管有些伤自尊，她还是十分感谢女歌星的挽留。两个女人第一次得以有一番彼此不较劲的对话，并感觉到放弃她们早先的那种敌对关系时心中会有的一丝丝忧伤。玛德莱娜从这个胖大女人怪诞滑稽的说话方式中，从她穿透心灵的悲剧性嗓音中，清楚地分辨出有时遮蔽了她目光的一片阴影。兴许，她们俩都有这一感觉，觉得自己面对着一个跟她一样受过很多苦的、心灵一致的姐妹，只不过，她们并没有把这一点说出来。

索朗日开始从世界各地给他们寄来一些乐谱，而照片和海报，则被唱片和磁带代替。

她那作为孩子母亲的生活是艰辛和紧张的，但并不苦难。玛德莱娜发现，人们可以用更少的金钱生活得更幸福。至于保尔，兴许，他从他沉重的秘密中解脱出来之后，甚至还经历了生命中最灿烂辉煌的一段。以往那么频频来袭的噩梦，如今变得越来越少了。弗拉迪是一个充满了快乐与活力的卓越陪同者。保尔现在阅读得很多，整个整个的下午都在图书馆里度过。弗拉迪把他安顿在大阅览室里，给他拿来他要读的报纸和图书，然后冲他眨眨眼睛说：“Aterazpójdenazakupy。。。”[5]

保尔闭上了眼睛，仿佛在掩盖一个年纪比他还要小，需要他格外照顾的小妹妹的恶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