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姑娘们对她们的决定又反悔了。她们似乎更愿意让萝丝嫁给他了,因为阿尔丰斯作为一个独生子,属于那种只想要一个孩子的人,而雅馨特却很想要很多孩子,至少六个(某些日子里,她把数量升到了九个)。
而阿尔丰斯却感觉不出这里头有什么区别。
对那个装有珍贵的螺旋桨叶的包裹失而复得的事件,茹贝尔做了一个对比强烈的总结。坏的方面的消息,就是损失了大约二十万法郎。而好的方面的消息,则是在进度计划上只有十天的推延。他庆幸自己当初保持了冷静,并没有“使这一损失正式化”,而实际上,他只是没有勇气那样做而已。一切又变得皆有可能。人们并没有等待最终的测试结果,就宣布要在九月初举行一次公开演示,他已经正式邀请了法兰西复兴会的成员、所有的报刊记者,以及政府高官前来观摩这一演示。人们将展示,一切都已完美地模型化了,已经可以开始制造历史上第一架使用喷气发动机的飞机了。用不了八个月,人们就将看到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飞翔在法兰西的天空上。
人们终于看到了隧道尽头的亮光,还不算太早。
政府高层人员借口工作实在太忙,只派出了几个级别较低的公务员作为代表。茹贝尔当然并没有因此而激动。等见到最初的成功,他们自然会乐得弯下腰来摘取胜利果实了。
那些曾参与此事,提供了人力物力以及大量资金的企业,都做出了同意出席的回答,但是很难掩盖他们的怀疑。报刊充满了激动与悬疑,准备大规模登陆。
茹贝尔感觉自己很强。他是不是真的怀疑过?他在问自己,全然忘记了那些软弱的时刻,在他眼中,那些软弱时刻根本是不算数的。
工作室内部笼罩着旗开得胜的欢乐气氛:人们终于结束了一个循环,它在欣喜与信任中开始,它也经历了艰难的时日,但它现在坚定地走向了成功。
一收到保尔的信,索朗日就打来了电话。从马德里。女门房怒气冲冲地上楼来(“我这么一个看门房,又不是什么邮电局!”)。保尔拒绝接听,她又怒气冲冲地下楼去(“看门的人嘛,又不是什么电报员!”)。
整整一个月,索朗日把保尔淹没在了信件与礼物的大海中,她寄来了很多乐谱、唱片、海报,这从包裹的形状上可以看得出来。但那些邮件始终都没有开封。弗拉迪每天早上给它们掸灰尘时都要说:
“Szkodaworzyc?tejprzesy?ki。。。Ws??rodkumoga?byty,naprawde?worzyc??”[17]
保尔摇摇脑袋表示不。他本该把它们全扔掉的,但他没有这个力气。如同一个遭到对方回绝的恋爱者,他决定决裂,但是他自身的一部分却又在拒绝这一决裂。索朗日的照片继续装点着他卧室的墙,但他已经不再听唱片了。弗拉迪明白保尔需要一个借口,一种遁词,便继续坚持道:
“Skoroworzyc?,uprzedzamcie?,z?esamatozrobie?!”[18]
到了八月中旬,保尔终于让步了,好的,同意,他抓住了一个粉红色大信封,它散发出一种广藿香的气味,玛德莱娜总爱说,这种香味实在是太难闻了,我实在不明白怎么还会有人喜欢这样的东西……这是索朗日的第一封回信。他隐约猜测,她会在信中为她自己的事业,也为第三帝国的事业而辩护。然而,实际还要更糟,她宣布她已经取消了在柏林的演唱会,但是,那是出于很糟糕的理由。假如,她是从心底里分享着纳粹党的价值观的话,那么,无论她是要去演唱还是不去,对保尔来说都已经无所谓了。
她的文字透着一种激动不安,比平时要更为雄辩:
好的,我的小鱼儿,这一切全都是我的错!我本来想玩一玩神密(秘)的,因为我想让你下决心前来,玩得实在有些太笨捉(拙)了,我让你相信了一些让我脸红的东西,而要想让这个老驼(陀)螺索朗日脸红,我向你保证,必须这样!我打电话找你,但你不想跟我说话!你还不再回我的信!假如你继续再沉摸(默)下去,那么,我将专门来一趟巴黎看你,这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一旦结束已经列入计划的那些演唱会,我就将上路,我就来看你。来向你解释。
你知道,理查德·施特劳斯有多么赞赏我……
索朗日的自我夸耀不是没有理由的。施特劳斯确实多次表达过对被他称为“神秘的加里纳托”的这一位的赞叹,这很明显地表现在人们看到这胖女人坐在舞台上演唱时的感觉中,当她表演《托斯卡》或者《蝴蝶夫人》时,她就像是一只蜂鸟,根本就不需要动一下小拇指,就能把你的眼泪勾出来。因此,得到了戈培尔全面信任的施特劳斯,第一个把索朗日的来临看作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而戈培尔则第一个把此事当成一个政治事件。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也得到了索朗日本人多次表态的鼓励:“我对赞扬并没有斤斤计叫(较)!戈培尔先生亲自给我写信说,他为我能来而感到自好(豪),我也到处重复这一点,并始终补充一句对希特勒先生的好话,这真的让他们很开心。”
节目单非常符合帝国方面的期待:巴赫、瓦格纳、勃拉姆斯、贝多芬、舒伯特。德国报刊从六月份起,就公开宣布,票已告罄。
索朗日等到七月中旬才向理查德·施特劳斯通报说,她还将演唱洛伦兹·弗罗伊迪格的《失去的土地》和《我的自由,我的灵魂》。“这会对他们产生效果的,我的小鸭子,你想象不到的!”
人们很理解这一点。弗罗伊迪格是爱尔富特音乐戏剧学院的校长,一个并不太有名的音乐家,直到他在三月份时被解除职务,因为他拒绝创作图林根的纳粹赞歌。《失去的土地》和《我的自由,我的灵魂》这两部作品,对帝国并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只会在这个事件上构成一个污点,施特劳斯连忙以外交照会的形式对索朗日表达了这一看法。他写信道:“我亲爱的朋友,这两部小作品跟您的才华毫不相称。更何况,我们也根本不必无谓地在这个被人们誉为历史性的事件中画蛇添足,弄巧成拙。”
“他说的是,历史性的,我的小兔子,你明白吗?”
保尔开始微笑起来。
“MójBoz?e。。。ale。。。cotojest?”[19]弗拉迪问道,双手捧着随索朗日的来信一并寄来的那个大纸箱。
保尔没有回答,他在读信。
“施特劳斯给我来了两次信。”这之后,早已习惯了发号施命而根本不顾及会没人听从的帝国当局,断然拒绝了节目单上的这一增添……并认为这个问题就此已经解决了。
“我回答施特劳斯说,我很理解帝国,我由此认为演唱会本身已被取消。”
那时候,在国家最高领导层有过不少传闻。施特劳斯曾不失勇气地为索朗日的选择辩护,但是,他的行为也没能给最终的决定施加多少压力。那是因为,当局在这件事上早已做了那么那么多准备,索朗日本人也多次发表了声明,取消演唱会比保留演唱会恐怕会更棘手。戈培尔自问,他是不是做得有失谨慎,因为他是那么希望看到加里纳托能为帝国而演唱。取消音乐会将会在整个欧洲引起巨大的反响,会把那个弗罗伊迪格以及另外一些人的处境曝光于聚光灯下。而在柏林,人们会说,实际上,那只不过是两首音乐小作品,本不是什么太大的事。
“他们的马(麻)烦还没有到头呢。我继续发表一些引人注目的声明。吹打着帝国的名誉。至于布景,我给你寄上我已接受的计划。”
“MójBoze。。。ale。。。cotojest?”[20]弗拉迪又问道,把纸箱递给保尔。
保尔恐怕需要长长一分钟,才能表达他的想法,他简化道:
“这……这……是……什么?一个漂……漂亮的丑……丑闻……要……要来了……”
原先,他是那么坚定地拒绝去柏林见索朗日,而现在,保尔几乎要为自己不能前往而感到绝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