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民政局那天下了雨。不大,细细密密的,跟筛面粉似的。
他打了一把黑伞,在民政局门口等我。看见我从公交车上下来,他把伞往我这边偏了偏。
“吃早饭了吗?”他问。
“吃了。”
“吃的什么?”
“沈家明,”我停住脚,抬头看他,“你是来离婚的,不是来查岗的。”
他就不说话了。
办手续很快。工作人员是个大姐,看我们的眼神带着见怪不怪的平淡,问了一句“想好了?”我们说“想好了”。她就低头盖章,啪啪两声,跟订书机似的。
从民政局出来,雨还在下。他撑着伞,我站在伞下面,中间隔了一个人的距离。
“你去哪儿?”他问。
“回家收拾东西。”
“我帮你。”
“不用。”
他没再坚持。
我收拾了一个行李箱和一个蛇皮袋。衣服、鞋子、几本书、一瓶用了一半的香水。那条金项链我放在了梳妆台上,想了想,又拿起来,最后还是放下了。
出门的时候他在客厅站着。
“林,悦。”他又那样叫我了,中间顿一下,像心跳漏一拍。
我没回头。
“好好吃饭。”他说。
我“砰”地带上了门。
门关上的一瞬间,我听见他在里面说了一句什么,隔着门板,模模糊糊的,听不真切。
后来我无数次回想那个下午。他说的到底是什么?是“对不起”?是“别走”?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叫了我的名字?
我永远不会知道了。
到省城以后,我先在城中村租了个单间,八百块一个月,没有空调,夏天热得跟蒸笼似的。换了三份工作,最后才在这家物流公司定下来。
周姐问我为什么离婚,我说性格不合。她“嗤”了一声,说:“这世上的离婚,十个有九个半都是这四个字。说了等于没说。”
我笑了笑,没接话。
日子就这么过着。上班,下班,回出租屋,刷手机,睡觉。偶尔跟同事出去吃顿饭,偶尔给家里打个电话。我妈在电话里从不提沈家明,只是每次挂之前都要叹一口气,那口气叹得又长又沉,跟拉风箱似的。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直到那天晚上。
是去年十一月十七号。这个日期我记得比自己的生日都清楚。
晚上九点多,我刚加完班回到出租屋,泡了碗方便面,还没来得及吃,手机响了。
是二姨。
“悦悦啊——”二姨的声音跟平时不一样,平时她说话跟放鞭炮似的,噼里啪啦的,那天却黏黏糊糊的,像嗓子里卡了东西。
“二姨,怎么了?”
“沈家明他——”她顿了一下,我的心也跟着顿了一下,“他出事了。”
方便面的热气扑在我脸上,我忽然觉得那味道恶心得很。
“出什么事了?”
“摔了。从电线杆上。说是抢修的时候安全带断了——”二姨的声音开始发颤,“人送到医院的时候,下半身就没知觉了。现在瘫了,吃喝拉撒都得人伺候。”
我没说话。
“悦悦?你在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