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在屋里没出声。
孙老板站了一会儿,又说:“我跟你说过了,我家里有老婆有孩子,这事儿我担不起。这孩子——你自己看着办吧。”
说完他就走了。
红包被风吹到地上,刘德厚捡起来,撕成两半,扔进了灶膛里。
火舌卷起来,把那几张红票子烧成了灰。
我妈抱着小宝坐在床上,一滴眼泪都没掉。
她就是这样的人。
越是难受,越不哭。
哭给谁看呢?
村里人的嘴,比刀子还利。他们说小宝是野种,说我家门风不正,说刘德厚窝囊,说我妈不要脸。那些话像冬天的风,从门缝里钻进来,躲都躲不开。
小宝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到了三岁。
他长得不像孙老板,也不像我妈。他长得很白,眼睛很大,见了人就笑。村里的孩子不跟他玩,他就一个人蹲在墙根底下看蚂蚁,一看就是一下午。
我每次从学校回来,他都会跑过来抱着我的腿,仰着脸叫我“姐姐”。
那声音软软的,糯糯的,像刚出锅的糖糕。
“姐姐——你给我带糖了吗?”
我蹲下来揉他的头发,从书包里掏出两颗大白兔。他接过去,先剥开一颗踮着脚往我嘴里塞,然后再剥另一颗自己吃。
那时候我觉得,这孩子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
可刘德厚不这么想。
他开始打小宝。
一开始是喝醉了酒才打,后来不喝酒也打。用巴掌,用笤帚,用皮带。小宝身上常年带着伤,青一块紫一块。我去拉,刘德厚连我一起打。
我妈站在旁边看着,一声不吭。
有一回我拦住刘德厚,他一把推开我,红着眼睛吼:“你问问他!问问他妈!这孩子是谁的?是谁的?!”
我回头看我妈妈。
她靠在门框上,手里攥着围裙,嘴唇抿成一条线。
“你说啊——”刘德厚冲她吼,“你当着孩子的面说!这孩子到底是谁的?!”
我妈开口了。
声音很轻,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
“你打死他吧。”她说,“打死他,我也清静了。”
那天晚上我抱着小宝躲在柴房里,他缩在我怀里,小声问我:“姐姐,爸爸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我想说那不是你爸爸。
我想说他不是不喜欢你,他只是——
只是什么?
我说不出来。
后来我去省城上了大学,又留在省城工作,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几次家。每次打电话回去,问起小宝,我妈都说“挺好的”。
可我知道一点都不好。
去年过年我回去,看见小宝穿着一件大人的旧棉袄,袖子长得把手都盖住了。他瘦了很多,脸上的婴儿肥全没了,颧骨突出来,眼窝陷下去。
他看见我,还是跑过来抱我的腿。
“姐姐——你给我带糖了吗?”
我蹲下来,眼泪一下子就涌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