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沉默了很久。
“颖颖,”他说,“这事没那么简单。你爸他……他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为了田浩。”
田浩。
又是田浩。
“田浩怎么了?”
“他那个毛病,你知道的。你爸和你后妈现在还能照顾他,以后呢?他们老了怎么办?你爸是想给田浩存点钱,怕他们走了以后,田浩没人管。”
“那我呢?”我问,“我就该管吗?那是他的儿子,不是我的。他为了那个儿子,把我甩给奶奶二十多年,现在还好意思来找我要钱?”
大伯不说话了。
我知道大伯为难。他是好人,在中间夹着,两头不是人。
挂了电话,我在客厅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海生回来的时候,天都黑了,看见我坐在沙发上发呆,吓了一跳。
“怎么了?”
我把传票给他看。他看完,脸色很难看。
“五千?”他问,“他知道你一个月挣多少吗?”
李海生这个人,脾气好,很少发火。但那天晚上他气得在厨房摔了一个碗,碗摔碎了,碎片溅了一地。他蹲下来捡,手指被割破了,血滴在地上。
“海生,”我说,“你别这样。”
“我有妈的吗?!”他突然吼了一声,“你奶奶刚走,他就来这一出?他还是人吗?”
我从来没见他这么生气过。小朵在房间里听见声音,跑出来看,吓哭了。我赶紧去抱她,哄了半天,她才抽抽噎噎地睡着。
那天晚上我和海生都没睡。他躺在床上,眼睛睁着,盯着天花板。我坐在窗边,看着窗外的路灯,脑子里一片空白。
“要不,”海生小声说,“咱们找个律师问问?”
我想了想,说好。
第二天我去找了律师,姓周,是个女的,三十出头,看着挺干练。她把材料看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父亲从小没有抚养过你?”
“没有。我四岁父母离异,我跟着奶奶长大的。”
“你母亲呢?”
“母亲再婚了,在外地,我很多年没联系过她。”
周律师推了推眼镜,说:“按照法律,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但是,”她顿了一下,“如果父母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子女可以主张减免赡养费。你这个情况,五千肯定是不合理的。我帮你算一下,你父亲有退休金,有房产,有能力维持基本生活。他主张的赡养费远远超出了必要范围。”
“那我应该怎么办?”
“先调解。能调解解决最好,上法庭对谁都不好。”
我同意调解。
调解那天,我请了半天假,坐公交车到了法院。我爸和刘桂兰已经在了,坐在调解室的长椅上。
我爸穿着那件我见过的深蓝色夹克,头发全白了,脸上沟沟壑壑的,像干裂的土地。他看见我进来,嘴唇抖了一下,想站起来,又坐回去了。
刘桂兰坐在他旁边,脸色铁青,眼睛盯着地面,好像地上有什么宝贝。
调解员是个中年男人,姓吴,说话很和气。他把事情说了一遍,然后问我:“你愿意支付赡养费吗?”
我说:“我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尽义务。但是五千块钱,我拿不出来。”
“她怎么拿不出来?”刘桂兰突然说话了,声音尖得刺耳,“她在城里上班,两口子都挣钱,开着小汽车,住着楼房,五千块钱算什么?”
“刘女士,”吴调解员说,“你儿子的情况我们了解,但是赡养费的标准要综合考虑被赡养人的实际需要和赡养人的经济能力。”
“我不管什么标准不标准,”刘桂兰说,“她爸养她那么大,她不能没良心。”
我没忍住,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