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词不足以解释一切。这个词太干净了,太学术了,像一把手术刀,但它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的病灶,而是一种弥漫性的、渗透性的、像神经性毒气一样的东西。这种东西让一个人能够毫无障碍地在两个完全矛盾的立场之间来回切换,就像在两条平行轨道上行驶的火车,永远不相撞,也永远到不了同一个站台。
伊利亚在群里又打了一行字:“我有个预感。普罗西奇不是一个人。他是一个现象。而这个现象,比我们以为的要可怕得多。”
没有人回复他。群里的最后一条消息是安娜发的:“不说了,我老公喊我帮他刷普罗西奇的直播数据了。他说今晚要冲到十万点赞。”
伊利亚盯着屏幕看了很久,直到屏幕自动熄灭,办公室陷入一片漆黑。他坐在黑暗里,听见窗外的风声,像是什么巨大的东西在叹息。
在彼得堡有一座灰白色的建筑,它既像政府大楼又像购物中心,既像学校又像监狱。这座建筑的门廊上刻着一行字,字体很大,但颜色和墙壁几乎一样,不仔细看根本看不见。那行字写的是:“罗刹国联邦真理调节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是做什么的?没有人能说清楚。但它存在,而且有权对任何在公共场合发言的人进行“真理评估”。评估的结果分为三个等级:绿色(基本属实)、黄色(部分失实)、红色(严重失实)。被评为红色的发言者将被吊销发言许可证,并在委员会指定的“真理再教育中心”接受为期三个月到两年不等的再教育。
普罗西奇的许可证一直是绿色的。这一点很神奇,因为如果用一个正常的、理性的、不搞认知失调的标准来评估普罗西奇的所有公开言论,那么他大概有百分之六十的言论应该被评为红色,百分之三十被评为黄色,剩下的百分之十勉强可以算绿色——但那百分之十恰好是他重复天气预报的部分。
但真理调节委员会有自己的标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的办公桌上都贴着一张内部指示,上面写着:“评估发言者的真实性,不以其言论之间的逻辑一致性为依据,而以该言论是否有利于罗刹国的社会稳定为最终标准。”也就是说,只要普罗西奇在某一个时刻说的话让一部分人觉得安心、觉得有力量、觉得世界虽然很烂但至少还有普罗西奇站在他们这边,那么这句话就是真的。至于他在上一个时刻说的与此矛盾的话,没关系,那已经是过去时了。过去时不存在。罗刹国的真理只存在于现在时。
这是一种奇妙的时间观。在这种时间观里,一个人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因为每一个新的言论都是一个全新的人说出来的。昨天的普罗西奇和今天的普罗西奇不是同一个人,就像上一秒的河水和下一秒的河水不是同一捧水。所以普罗西奇可以今天说“新闻已死”,明天说“我出一亿”,后天说“其实我那天喝多了”,大后天说“我说喝多了是开玩笑的”,这些言论之间不需要有任何桥梁,它们各自独立,各自在各自的时刻里闪闪发光,像天上的星星,虽然相隔几万光年,但在地球上看起来,它们都在同一片夜空里,都一样亮。
叶夫根尼不知道这些。他只知道普罗西奇是他的精神支柱,是他灰暗生活中的一束光。每天晚上七点整,他会准时坐在沙发上,把手机支在小茶几上,打开普罗西奇的直播,然后像一棵缺水的植物吸收水分一样吸收普罗西奇的每一句话。他不分析,不质疑,不比较,他只是吸收。他的大脑似乎已经进化出了一种特殊的过滤机制,能够自动筛掉普罗西奇话语中所有前后矛盾的部分,只留下那些让他感觉良好的部分。这种机制如此高效,以至于他完全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这就像人的眼睛有盲点。每个人都有一个生理性的盲点,在视网膜上视神经穿过的位置,那里没有感光细胞,但你看不到这个盲点,因为你的大脑会自动用周围的信息把它填补起来。叶夫根尼的大脑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只不过填补的不是视觉盲点,而是逻辑盲点。
在叶夫根尼公寓的楼下,彼得罗夫娜大婶又在用拖把驱赶那只玳瑁色的母猫。母猫这次没有逃跑,它蹲在楼梯的第五级台阶上,用那双绿莹莹的眼睛盯着彼得罗夫娜大婶。那眼神里没有恐惧,没有哀求,只有一种深沉的、古老的、像贝加尔湖水一样冰冷的审视。
“你看什么看?”彼得罗夫娜大婶举起拖把。
母猫发出一声短促的叫声,然后转身消失在楼梯间的阴影里。彼得罗夫娜大婶看着空荡荡的楼梯,忽然觉得那只猫的眼神让她很不舒服。那个眼神像是什么?她说不上来。但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她忽然想起来了——那只猫的眼神,和她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人的眼神一模一样。那个人圆脸,小眼睛,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消失。他在镜头前说话的时候,眼睛里也有那种光。那种光不是热情,不是愤怒,不是悲伤,而是某种更深层的东西。那是一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说的话会产生什么后果、但完全不在乎的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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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彻底的、纯粹的、不带任何道德负担的平静。
第二天早晨,叶夫根尼出门买面包的时候,在楼道里遇见了彼得罗夫娜大婶。老太太正蹲在地上,用一块抹布擦拭楼梯扶手。叶夫根尼礼貌地点了点头,说了声“早安”。彼得罗夫娜大婶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忽然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
“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你昨晚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像是什么东西在墙壁里面爬。沙沙沙的,从这头爬到那头,又从那头爬回来。”
叶夫根尼愣了一下,摇了摇头。他什么也没听到。但他注意到彼得罗夫娜大婶的手在发抖,不是因为冷,因为楼道里的暖气烧得很足。
“您大概是在做梦,”叶夫根尼说,“老年人睡眠浅,容易把梦当成真的。”
彼得罗夫娜大婶盯着他看了几秒钟,那双浑浊的老眼里闪过一种复杂的情绪——叶夫根尼后来回想起来,觉得那情绪像是怜悯,又像是恐惧,又像是两者混合后产生的一种新的、未知的东西。
“但愿如此,”彼得罗夫娜大婶说,然后她低下头继续擦扶手,但她的手抖得更厉害了。
叶夫根尼耸了耸肩,下楼去了。他走出公寓楼的大门,外面的天空是一种铅灰色,低低的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擦到楼顶。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焦糊味,从城市的某个方向飘来,可能是工厂在烧什么不该烧的东西,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在燃烧。没人说得清。这种焦糊味在罗刹国的大小城市里已经弥漫了好几年,大家早就习惯了,就像习惯了自来水里的铁锈味和公交车上的伏特加味。
叶夫根尼走进街角的面包店,面包店里空荡荡的,只有老板娘塔季扬娜靠在收银台后面打瞌睡。货架上的面包种类比上个月又少了两种,但黑面包还是有的。叶夫根尼拿了一条黑面包,走到收银台前,叫醒了塔季扬娜。
“你听说了吗?”塔季扬娜一边打哈欠一边给他结账,“普罗西奇昨天晚上在直播里说了,要建什么‘真理互助会’,会员每个月交五百卢布,就可以优先获得内部消息。”
叶夫根尼的心跳加快了一点。他当然知道。他昨晚就在直播现场,亲眼看着普罗西奇宣布了这个计划,亲眼看着弹幕里一片叫好声,亲眼看着普罗西奇那张圆脸上的小眼睛在屏幕的光照下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已经交了五百卢布,虽然他的退休金一个月才一万两千卢布。五百卢布意味着他要少吃五顿肉,但没关系,为了普罗西奇,为了那个唯一敢说真话的人,少吃几顿肉算什么?
“你交了吗?”塔季扬娜问。
叶夫根尼点了点头,脸上浮现出一种几乎是羞涩的微笑,像是一个初恋的年轻人被问到心上人的名字时的那种表情。
塔季扬娜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她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最后她只是把找零的硬币推过来,说了声“您的面包好了”。
叶夫根尼走出面包店的时候,听到身后传来塔季扬娜的一声轻叹。那声叹息很轻,轻得像是风吹过窗帘的声音,但叶夫根尼还是听到了。他没有回头。他不想回头。
就在叶夫根尼沿着布满裂缝的人行道往家走的时候,在城市的另一头,在一栋被常春藤覆盖的旧建筑的三楼,伊利亚·鲍里索维奇·梅德韦杰夫正坐在他借来的办公室里,对着一台老旧的笔记本电脑皱眉。他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普罗西奇的直播画面定格在一个瞬间——普罗西奇的嘴微微张开,眼睛里映出屏幕的光,那张圆脸在定格的画面里显得异常对称,像一幅中世纪圣像画,只不过圣像画上的人表情通常是悲悯或庄严的,而普罗西奇的表情是一种精心调配的中性,既不喜也不怒,既不说谎也不说真话,像一面镜子,你往里面看的时候,看到的不是镜子的样子,而是你自己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