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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 1（第1页）

隋唐五代：（1）

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形态，佛教发展至隋唐时期，已经走过了与儒道的碰撞、磨合的过程，而进入到独立发展的时期。尽管在隋唐时期也曾发生过排佛、灭佛的事，但总体上，佛教的发展步伐还是迈得很大的。佛学理论已经从必须要附会于玄学而转变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化思潮。在唐中期，更是出现了极富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宗派——禅宗。中国佛教的八大宗派在隋唐时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此一时期的高僧大德颇多，而我们也只能选取一些较有代表性的高僧，希望能通过他们的一言一行及其生平传说而得见其思想特色与佛学理论。

吉藏：三论大成中道佛性

古时候的西域，是一个非常辽阔的地区，它由众多国家构成，这些国家分布在我国新疆以及中亚部分地区。在西域诸国中，有个叫“安息国”的地方，这个安息国还有个别称，叫帕提亚帝国。由于处在丝绸之路上，凭借着地理优势，安息国一度还是亚欧四大强国之一。

作为一个由多种外来文化组成的国家，安息国的宗教信仰也比较多样化，既有人信奉多神宗教，也有人信奉佛教，比如出自安息国王室的安世高，就因为自幼信奉佛教而舍弃王位，出家修行，成为一代高僧。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高僧，也来自西域安息国。他就是中国三论宗的集大成者，吉藏大师。

吉藏大师俗姓安（跟我们前面说的那位高僧安世高同姓），据说是先祖为了躲避战乱而移居到南海一带，后来又迁居到金陵。

当吉藏还是个幼童时，他的父亲就带他前去拜谒真谛大师，真谛大师见这个男童言谈举止，皆不落凡俗，再加上吉藏的父辈本就信奉佛教，所以真谛认为这个孩子与佛门有殊胜的因缘，便为他取名吉藏。

在七岁那年，吉藏随法朗出家，十四岁时就在法朗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印度提婆菩萨撰写的《百论》，到了十九岁时就能讲解此论。吉藏本就悟性出众，自从受戒之后，道业愈加精进，声望也越来越高。在仰慕吉藏的诸多贤达人士中，又以陈桂阳王对吉藏的态度特别恭敬，他们经常在一起研习佛法。

陈末，隋兵攻入建康，战火四起，民不聊生。社会不安定，出家人在寺庙里的清修生活，又岂能安稳？吉藏和几位师兄弟前往各处寺庙，到处搜集佛教文疏，他们生怕这些珍贵的典籍经论会毁于战火。这些典籍经论，被吉藏等人妥善地藏在三间堂里，直到战事结束后才重新整理出来。在整理典籍经论的过程中，吉藏接触到许多之前未曾读过的经论，于是眼界大开，这就为他日后著述文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待隋军平定江浙地方之后，吉藏便来到会稽秦望山的嘉祥寺居住，此后就在这里弘法度众。一时之间，追随吉藏的信众多达千余，嘉祥寺从默默无闻，变得香火旺盛，甚至后辈佛教学者因为吉藏所住的寺号，而尊称他为“嘉祥大师”。吉藏在嘉祥寺所宣讲的经论，主要印度龙树撰写的《中论》、《十二门论》以及提婆的《百论》这三部论典。

隋朝末年，晋王杨广崇信佛教。为了弘扬佛法，他在扬州设置了四个道场，并邀请各地高僧大德入住。吉藏佛学素养非常深厚，自然也接受杨广的邀请来到扬州，还被安排到慧日道场，受到特别的礼遇。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杨广赶赴长安，吉藏法师随行，到达长安支行，吉藏法师被迎请至日严寺。在日严寺的那些日子里，吉藏基本上就忙了一件大事：整理关于《维摩经》的著述《净名玄论》。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杨广的次子齐王杨暕，延请吉藏大师来到自己的府邸，并邀集长安名士，计有六十余人举行辩论大会。当时，有一名僧，名叫僧粲，他与吉藏辩论，两人应答酬对足有四十余番，最终，僧粲败给了吉藏。这一年，吉藏已经是六十一岁的老人了。

隋亡之后，唐高祖李渊初次来到长安，便召集佛教界的明僧大德在虔化门下接见。在这一众高僧之中，吉藏大师被推为众僧代表。此后，年事已高的吉藏大师，就留在长安继续弘法。

唐武德六年（公元623年），吉藏大师病逝，世寿七十五岁。

在吉藏大师圆寂之前，还写了一篇《死不怖论》，在此文中，吉藏大师表明自己一心向佛，并不畏惧死亡的到来，“夫含齿戴发，无不爱生而畏死者，不体之故也。夫死由生，宜畏于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见其初生，即知终死。宜应泣生，不应怖死。”死是从何而来呢？当然是有生才有死，所以，何必畏惧死亡，应该畏惧降生才对啊。我们见到一个人降生，来到世上，就应该知道他必然会有死亡的那天，所以，即便哭泣悲哀，也是因为这个人降生在世间，而不应该一味地恐惧死亡。

纵观吉藏大师一生的佛学思想，可以发现前后共有三次变化：最初，吉藏大师承袭师父法朗的学说，对三论学说和涅槃学说，都进行了深刻研究，并有一定的心得体会；

在中期的弘法生涯里，吉藏吸收了天台宗的“法华玄义”的理论，并且把这一理论，融汇进自己的学说体系之中；唐朝初年，在长安弘法阶段，吉藏大师将全部精力放在对三论教旨的阐扬上，著有《三论玄义》，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构架。

在吉藏大师以前，佛教界存在“古三论”，有鸠摩罗什门下的僧肇、道融的“关内义”（也称作“关河旧说”），还有僧朗、僧诠、法朗三世相承的“山门义”，而到了吉藏，才开始集三论教义之大成，所以，吉藏的三论学说被世人称为“新三论”。

吉藏大师的新三论，实际上是对龙树、提婆的中道思想，进行了中国化的表述。在吉藏大师的佛学思想中，中道佛性论是最有特色的一个理论了。

三论宗的核心理论，讲的是中道实相论，认为世间以及出世间的各种现象，乃至物质存在，都是各种因缘和合而生，这就是所谓的“缘起”。如果离开了这各种内因外缘，那么，事物也就会发生改变甚至不复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说，万事万物是没有独立不变的实体的，这就是“性空”。

《十二门论》中的一句话，就很好地阐释出缘起性空的道理：“众缘所生法，即是无自性，若无自性者，云何有是法。”万物当体性空而又无碍于缘起，万有诸法，都是因缘和合而生。

这就好比，我们要成就一番事业，总离不开内在、外在诸多原因，如果自己动力不足，或者外部缺少合作平台，那么我们的事业也难以做起来。

你看，正因为一切事物都是众多条件和因素聚合而成的，所以，也就没有独立不变的自体。缘起而成的事物，本身就是时刻变化的，是无常的，是无我的，也是具备空性的。

三论宗认为，当我们具备了不偏于性空与缘起的中道认识，就能产生智慧，通过修持，使心性由染转净，达到“无依无得”的最高精神境界。

印度佛教中观学派的奠基人龙树大师，运用中观学说来阐述佛性问题，他指出一切事物并非恒常不变，而是瞬息变化的，因而没有自性，从这一观点出发，龙树否定众生从本以来就有佛性的说法，只承认众生有成佛的可能性。

三论宗的创始人吉藏大师，以龙树的中观理论为核心，运用本宗“无所得”之方法论，提出了“中道佛性”的新思想。吉藏认为佛性是不可言说的，不可用世间文字言语来能表达，因此是既非本有，也非始有。在佛性问题上，不论是持本有说（即认为人们先天具有佛性），还是持始有说（即人们的佛性并非先天具有，而是后天努力修持的结果），都是一种思想上的执着，都是“有所得”的，要以这种有所得之心来证悟佛法，获得无上的智慧，实现心灵的解脱，是根本行不通的。为了破除人们的这种执着边见，吉藏便以中道为佛性。而这种中道，便是一种离开极端、偏执的二边而形成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

在《大宝积经》第112卷中写道：“常是一边，无常是一边，常无常是中，无色无形，无明无知，是名中道诸法实观。我是一边，无我是一边，我无我是中，无色无形，无明无知，是名中道诸法实观。”

吉藏认为，中道理论是佛教思想的最高真理，用这种真理来破邪显正，便可开发出内在智慧来。破邪，指的就是破除一切执着妄念；显正，就是显现诸法空性的实相。中道思想也便是对真俗二谛的超越，是对世界上任何两相矛盾对立的概念的超越，而这也正是吉藏所认为的一种“无所得”的人生境界，而人们只有用这种无分别的心来修行，才是证得佛果的正确途径。

吉藏法师的著述深博庞大，现存的著作有二十六部，已经散佚的有数十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三论玄义》两卷、《二谛义章》三卷、《大乘玄论》五卷、《法华玄论》十卷、《百论疏》九卷、《无量寿经义疏》一卷、《中观论疏》二十六卷、《十二门论疏》六卷等。

作为三论宗的一代宗师，吉藏终其一生都在弘扬三论宗的佛学思想，开讲三论（即《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不下百余遍，而诸如《华严》、《法华》、《大智度论》、《维摩》等经纶也宣讲了百遍或是数十遍。

在五十余年的弘法生涯中，吉藏培养出很多佛教界的优秀人才，见于史书的就有智拔、智凯、智命等人，还有来自高丽国的慧灌，后来他到日本传弘传三论宗，被称为日本三论宗的始祖。

吉藏法师博学强识，卓有才华，而且与陈、隋、唐三代王室都有密切联系，受到三代王室的尊重和推崇，因此也就不免过于恃才傲物，他长于辩论，而生活上又十分不拘小节，不善于处理和众人的关系，因此在当时就招致了人们的一些非议。道宣对吉藏的评价是“纵达论宗，颇怀简略，御众之德，非其所长。”可见，吉藏真正卓有成果的，还是在做学问上，而并非是在待人处世方面。

法融：目前无物无物宛然

晚唐诗人杜牧有一首《江南春》，诗的最后两句这样写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南朝，指的是我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朝代更迭频繁，但佛法却逐渐兴盛起来，尤其是在南朝，诗歌中所谓的“四百八十寺”并不是确切数目，而是极言南朝寺院林立。

当然，这些寺院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毁于战火，只有少许几座，幸运地存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