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试。"他说。
林启铭按下了启动按钮。主轴转起来——这一次,声音变了。不是昨天那种带着啸叫的"嗡——",是一种更纯的、更稳的"呜——",像一头吃饱了的牛在低声哼。百分表的指针几乎不动了。
钱进拿起一截弹簧钢夹好,换了一把六毫米的钻头装上,对准了划线的位置。然后他按下了进给手柄——钻头切入钢材的声音极轻,"咝——"的一声,像热刀子切黄油。三秒之后,孔钻透了。他把弹簧钢翻过来,用倒角刀在孔的另一面轻轻刮了一下——去掉毛刺。
林启铭拿起那截钻了孔的弹簧钢,用游标卡尺量了量孔径——六点零二毫米。公差正零点零二。在正负零点一的范围内。
他把弹簧钢放下来,看着钱进。
"八级。"他说。
钱进没有接话。他把扳手和螺丝刀放回工具箱,擦了擦手,然后重新把两只手抄进了袖子里——又变回了那根冰冷的铁条。
"你刚才说,你的八级工证丢了。跟那四个人档在一块儿丢的。"林启铭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一个事实而不是提问,"张有财、李长顺、王大山、孙二宝——这四个人,你认识。"
钱进的眼睛动了一下——不是躲闪,是停顿。像一台运转中的机器被突然按了暂停键,所有的齿轮都咬住了,但不动了。
"认识。"
"他们去哪了?"
"不知道。"
"你的八级工证是怎么丢的?"
钱进沉默了。不是那种"我在想怎么编"的沉默,是那种"我在想该不该说"的沉默——两者之间的区别很细微,但林启铭分得出来。编假话的人沉默时眼睛会动——往左上方看,那是大脑在调动想象力的方向。说真话的人沉默时眼睛是定的——往右下方看,那是大脑在调动记忆的方向。
钱进的眼睛往右下方看了。
"去年秋天,刘世宽倒了之后,厂里清查档案。我的人事档案在人事科,但我的技术档案——八级工考核记录、技能评定表、师傅的推荐书——不在人事科,在技术科。刘世宽在的时候,技术科的档案柜没锁过。有一天我下班去拿我的技术档案——想复印一份自己留着——发现柜子是空的。不是被整理过,是被搬空了。整个柜子,连别人的档案一起,全没了。"
"你问过谁?"
"问过技术科的老马。老马说,是厂部的人来搬的,说是统一归档。我问归到哪去了,他说不知道。"
"厂部的人——谁?"
钱进的目光停了一秒。然后他说了一个名字。
"张秘书。"
张秘书。陈国柱的秘书。那个冷静、精明、忠心——但忠的是权力不是人——的张秘书。
林启铭的脑子里"嗡"地响了一声——不是钻床的声音,是铁锤砸在砧板上的声音。张秘书搬走了技术科的档案柜。四份人事档案加一批技术档案——这不是"统一归档",这是销毁证据。
什么证据?
那四个人——张有财、李长顺、王大山、孙二宝——他们是什么人?他们的档案里记了什么?为什么有人要让他们"消失"?
他不能查。他签了补充协议。他把自己锁死了。
但他可以问另一个问题。
"钱进,你的八级工证是哪年考的?"
"1979年。"
"师父是谁?"
钱进看了他一眼——那个眼神里有一种很深的东西,像铁表面下压着的一层暗纹,你看得见它的影子,但摸不到它的纹路。
"你猜。"
"孙德明。"
钱进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他把两只手从袖子里抽出来,放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张开,像在准备握什么。
"你查过我的底细。"他说。不是问句。
"孙德明是红星厂的老技术副厂长,1980年退休,1982年去世。他在任时带过三个徒弟——陈国柱、马德才,还有一个。第三个徒弟的名字在厂史里没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