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双浑浊的、被酒精泡烂了的眼睛里,终于有了一点东西。不是悲伤,不是愧疚,而是恐惧。一种动物性的、本能的、被什么东西猛击了一下的恐惧。像一头野猪忽然发现猎人已经举起了枪,像一只老鼠忽然发现自己被堵在了死胡同里。
那恐惧只持续了一秒钟。也许更短。短到如果不是许知夏一直在盯着他看,根本不会注意到。
“警察同志!”许建国的声音忽然拔高了,高到让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我婆娘她有精神病啊!她一直有精神病!她之前就闹过好几次要跳楼!我没当回事我没想到她真的敢跳!”
他的声音在发抖。可那颤抖听起来不像悲痛,更像是一个蹩脚的演员在努力挤出情绪。
“你闭嘴。”
许知夏的声音不大,甚至可以说很轻。她蹲在单元门口,靠着墙,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可那三个字落下去的时候,整个嘈杂的楼下忽然安静了。
所有人都转过头,看着这个十六岁的女孩。
许建国也看着她。
“知夏……”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轻很柔,像一个慈爱的父亲在呼唤自己的女儿。那声音让许知夏觉得恶心。她从心底里觉得恶心。“知夏,你听爸说,你妈她…”
“我说闭嘴。”许知夏的声音没有变,还是那样不大不小,不轻不重。可她的眼睛变了。那双眼睛里最后一点什么东西,在她说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彻底灭了。
许建国张了张嘴,喉咙里发出一个含混的音节,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一个中年警察走了过来,站在许建国面前,拿出本子和笔,开始问话。叫什么名字?和死者什么关系?死者最近有没有异常?最后一次见到死者是什么时候?
许建国一一回答了。他的声音还在抖,可他的回答太快了,快得像背过很多遍的台词。
“她一直有精神病……对,去年确诊的……吃过药,她不听话,总是不吃……今天早上我们吵了一架,她就跑出去了……我以为她出去散散心,谁知道……”
许知夏听着这些话,觉得有什么东西在胸腔里炸开了。不是愤怒,愤怒太轻了。是某种比愤怒更深、更沉、更黑的东西,从她身体最深处翻涌上来,堵在喉咙里,让她想吐。
她想起今天早上。她想起旅馆房间里母亲蜷缩的身影,想起那张便签上歪歪扭扭的字,想起母亲说“妈不能再连累你了”。她想起昨天。想起母亲蜷缩在碎玻璃上,想起母亲嘴角流出的血。她想起这些年。想起每一个被打碎的碗,每一句被骂出口的话,每一个蜷缩在角落里发抖的夜晚。
精神病?
她母亲没有精神病。
她母亲只是嫁错了人。她母亲只是被许建国一家打了二十几年。她母亲只是被打到连哭都不敢出声、连跑都不敢跑、连活着都觉得是在拖累别人。
那不是精神病。那是被一个人、被一个家、被一段婚姻,活活打碎了的、碾烂了的、榨干了的一生。
可她说不出这些话。她蹲在那里,靠着墙壁,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不是不想说,是说不出。那些话堵在喉咙里,像一团浸了水的棉花,越涨越大,越涨越沉,压得她喘不过气。
“这位是你女儿?”警察注意到了她。
许建国顺着警察的目光看过来,点了一下头:“对,我女儿,许知夏。”
警察朝她走过来,蹲下来,平视着她的眼睛。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脸上有胡茬,眼睛里有一点疲惫,也有一点温柔。
“你叫许知夏?”他问。
她点了一下头。
“你最后一次见到你妈妈是什么时候?”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她想说“今天早上”,她想说“在旅馆”,她想说“她给我留了一张纸条,说‘妈不能再连累你了’”。可她的嘴唇只是动了一下,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来。
“今天早上。”她终于说出了这四个字。声音沙哑得不像自己的。
“她当时状态怎么样?”
状态怎么样。许知夏闭上眼睛。她想起母亲肿得只剩一条缝的左眼,想起母亲嘴角那道还在渗血的伤口,想起母亲手腕上青紫色的指印,想起母亲站在墙边瑟瑟发抖的样子。
“不太好。”她说。这是她能说出来的最轻的三个字。
警察又问了几个问题,她在回答,声音平平的,没有起伏,像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许建国站在不远处,时不时插一句嘴,每一句都在强调“她有精神病”“她之前就想不开”“我已经尽力了”。
许知夏没有看他。她怕自己一看他,就会做出什么不可挽回的事。
救护车开走了。没有鸣笛。大概是因为已经不需要赶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