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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第4页）

刘根宝今年十六岁，在镇上的中学念初二。他每个礼拜回家一次，带一罐咸菜和一袋玉米面馍馍回学校当口粮。这次回来，他带了一个消息——镇上的中学要撤了，合并到县里去，以后念初中得去县城。

"去县城多远？"林启明问。

"来回六十里。"

"住校？"

"得住。学校有宿舍，但要钱——一学期八块钱的住宿费。"

八块钱。林启明算了一下——刘德山家一年的现金收入大约在一百五十块到两百块之间，刨去买化肥、种子、农药的开支，再刨去日常的油盐酱醋和人情往来，能剩下的不到五十块。五十块钱里要挤出来八块给根宝住校——再加上口粮、书本费、杂费——根宝一个学期少说要花十五块。

十五块，占全家年结余的三分之一。

"那——还念不念？"杨秀兰问刘德山，声音里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像怕碰碎什么东西。

刘德山没说话，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烟袋锅子一明一灭的，像一只眨着的红眼睛。

"念吧。"他说，声音很轻，像是从脚底板传上来的，"不念书，跟他爹一样在地里刨一辈子？"

杨秀兰的嘴唇动了动，没说什么，转身回了灶房。

林启明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杨秀兰转身的时候，手在围裙上擦了一下，不是擦手上的水，是擦眼角。她擦得很快，快到几乎看不清，但林启明看见了。

她不是不想让根宝念书——她是心疼那十五块钱。

不——不是心疼钱。是心疼那个"念了也不一定有用"的可能性。在柳坪村，念过初中的人不多，念过高中的更少，考上大学的几乎没有。念完了初中回来种地，跟没念一样——但没念的人省了十五块钱，念了的人花了十五块钱，结果干的是一样的活。那十五块钱，够买三十斤盐、够全家吃一年的油、够给苗苗做两件新衣裳。

这笔账，杨秀兰算得比谁都清。但她没有说出来——因为说出来就显得她"不重视教育"，而一个"不重视教育"的农村女人，在大学生面前是丢人的。

她宁可擦一下眼角，也不愿开口说那句"念了有啥用"。

林启明看懂了这一幕，但他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说"念书一定有用"？他自己都不确定。在省城，大学毕业生可能分到工厂当技术员，也可能回到基层做一份与专业无关的工作。念了书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不念书，命运连改变的机会都没有。

这是一个死结——不是逻辑上的死结，而是现实中的死结。逻辑上的死结可以解开，现实中的死结只能绕过去，或者——砍断。

砍断的代价是什么？是杨秀兰的十五块钱，是刘根宝的未来，是这个家庭在接下来一年里更加紧巴的日子。

他第一次觉得"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太轻了——轻得像一片落在泥地上的树叶，风一吹就散了，连个印子都不留。

六

第五天晚上，他们小组开会讨论。

四个人围坐在刘德山家的院子里，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光，轮流说今天的见闻。煤油灯的灯芯捻得很小，火苗只有黄豆大，昏昏暗暗的，照得人脸一半亮一半暗，像舞台上的聚光灯。

秦晓雯先说。她这两天的调查有了进展——换了一种问法之后，农民愿意说话了。她去了十来户人家，记录了每户的人口、土地、产量、收入和支出。数据汇总出来的结果让她吃惊——柳坪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一百二十七块，比全省农村平均水平低了近三十块。

"这个数字太低了——"秦晓雯的语气带着一种不敢置信的震惊，"我以为——至少应该跟平均水平差不多——"

"你以为什么？"赵红梅忽然开口，声音不大，但很冷，"你以为农村都跟教科书上写的一样？"

秦晓雯被她噎了一下，脸色涨红。

赵红梅继续说："教科书上的数据是全省平均——平均的意思是，有人高有人低，高的拉高了低的，最后看起来都差不多。但平均数遮住了最底下的人——那些被平均掉的人，才是你应该关心的。"

陈卫东插了一句："赵红梅说得对——马克思说过，平均数掩盖了阶级分化——"

"别扯马克思了，"林启明忽然开口，"说说你今天看见什么了。"

陈卫东愣了一下。"我——我去了村委会，看了他们的账本——"

"账本上的数字是死的。你看见什么活的东西了？"

陈卫东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他确实只看了账本——他没有下地，没有进农户的灶房，没有跟任何一个农民聊过天。他把社会实践当成了做研究——查资料、记数据、写报告——而忘记了"实践"两个字的意思是"用身体去验"。

"我今天看见了一件事——"林启明的声音很慢，像在掂量每一个字的重量，"杨秀兰炒菜的时候，用筷子蘸油在锅底画一个圈。一筷子油——这就是一顿菜全部的油。"

院子里安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