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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政治体制沿革（第1页）

第三章　政治体制沿革

英国政党政治在19世纪逐步成熟；国王权力的式微、责任内阁制的形成、现代政党的成型、党魁地位逐渐突出等，都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议会改革对现代政党政治的形成至关重要，经过格拉斯顿与迪斯雷利之间的轮流执政，两党政治制度得以最终确立。

国王权力衰微是现代政治的显著特征。光荣革命后君主立宪制建立起来，国王虽然成为立宪的君主，但仍然有相当大的行政权力。国王的权力主要表现在操控议员、任命税官和其他官员的能力上，贵族院的贵族从理论上说都是国王任命的，而通过自己控制的“口袋选区”，国王还可以挑选下院候选人并使其当选议员。1782年，在辉格党的主导下，下院通过了三个限制王权的法案：《伯克法》（Burke'sAct）废除了政府和王室对闲职的任命，更加严密地监督王室使用经费（CivilList）；《克鲁法》（Crewel'sAct）禁止由王室提名的财政官员担任议员；《克拉克法》（Clerk'sAct）禁止政府承包商担任议员。这些立法剥夺了国王通过恩惠拉拢议员及政府官员的手段，政治性的朝廷任命几乎成为过去，王权受到极大的削弱。

国王的私生活也受到政府的干预。乔治四世还是威尔士亲王的时候，于1785年与菲茨赫伯特夫人（MariaA）结婚，由于菲茨赫伯特夫人是罗马天主教徒，因此根据1772年的皇家婚姻法（TheResAct1772），这个婚姻从一开始就无效。在家庭的安排和压力之下，乔治与表妹卡洛琳（eofBrunswick）在1795年结婚，但两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不愉快，据说在结婚第二天他们就分居了，卡洛琳后来多半时间在意大利生活。1820年乔治三世去世，乔治四世应继英国王位，卡洛琳回英国要求成为王后，却被乔治四世拒绝。这件事引起巨大的政治风波，伦敦到处贴满标语：“王后永远是王后！把国王扔下河去！”公众拥簇着卡洛琳的敞篷马车在伦敦的繁华大街上招摇过市，使乔治四世十分难堪。愤怒之余，他要求政府制定法律剥夺卡洛琳的王后头衔，但未能成功；乔治四世以解散内阁相威胁，却也不能奏效。后来，在乔治四世加冕后不久卡洛琳去世了，这场风波才算平息：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后事件”。

1830年乔治四世逝世，海军出身的新国王威廉四世继位，他让威灵顿公爵出任首相，但已无法使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其获得下院多数支持。1834年，他又不顾辉格党在下院拥有的多数席位而动用国王特权解散了墨尔本政府（FirstMelbourry），执意让托利党组建少数派政府。然而在1835年大选中，多数选民没有站在国王这一边，辉格党获得了113个议席多数，托利党的皮尔政府被迫辞职。在英国历史上，这是国王第一次无法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组建政府，墨尔本政府也成为最后一个被君主解散的政府。这以后，英国君主不再解散拥有下院多数席位的内阁了，政府得以建立在稳定的议会多数的基础上。

威廉四世于1837年去世，他的侄女、乔治三世的孙女维多利亚成为女王，当时刚满18岁。维多利亚统治时期一直延续到1901年1月22日她逝世为止，历时63年零7个月，是迄今在位时间最长的英国君主。在此期间，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彻底巩固了，国王成为完全的“虚君”。

加冕之初，由于缺乏政治经验，维多利亚几乎完全听从辉格党首相墨尔本的摆布，并受到辉格党的强烈影响。但因为墨尔本政府未能应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并且在1839年的《牙买加政府法案》（TheJamaicaActof1839）上遭受挫败，被迫辞职；维多利亚虽然从心底里讨厌保守党，却只好请该党党魁皮尔出面组阁。皮尔希望进一步打击辉格党，于是要求维多利亚解聘自己身边的几位辉格党侍女，遭女王拒绝，造成所谓的“寝宫危机”（Bedchambercrisis）。在这次危机中，皮尔最终未接受女王的组阁邀请，墨尔本重新回到首相位置，但墨尔本的谆谆开导使女王逐渐意识到作为英国国王，她不能感情用事，而必须履行立宪君主的职责。

1840年2月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亲王（PriofSaxe-dGotha）结婚。阿尔伯特是维多利亚的表兄，婚后，阿尔伯特实际成了女王的私人秘书。阿尔伯特经常告诫妻子，身为女王，她在公开场合一定要表现出超党派姿态。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有9个子女，他们的家庭生活被视为19世纪中等阶级家庭的楷模。1861年阿尔伯特去世，这给维多利亚带来巨大打击，在以后近10年时间里她非常悲伤，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在她后半段君主生涯中，她不再是“辉格党女王”了，她支持谨慎的改革和帝国政策，不喜欢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而更偏爱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和索尔兹伯里侯爵，但无论她个人倾向如何，却再也没有重复“寝宫危机”的错误。她作为立宪的君主超脱于党派政治之外，因其严谨的生活、友善的态度和恪尽职守的公务精神而深受人民喜爱。她在位期间，英国进入国富民强的鼎盛时代，维多利亚在位时期也因此被称为“维多利亚时代”；而她之所以身载盛誉，不是因为她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她没有做什么，到维多利亚女王时期，国王成了完全的“虚君”。

与王权式微的趋势相反，英国现代政党组织在19世纪走向成熟。托利党和辉格党是19世纪英国最大的两个党，它们起源于17世纪的英国议会，从本质上说都赞成混合君主制，即通过国王、国教和议会来管理国家，托利党更倾向于王权的不可侵犯性，辉格党更张扬议会的权力；托利党更加保守，比辉格党更加抗拒社会的变化。

光荣革命后辉格党长期执政，托利党退守乡间，始终是在野党。小皮特执政改变了这种态势，他恢复了托利党的活力，形成所谓的“第二托利党”。尽管小皮特本人声称他不主张政党制度，但在19世纪最初30年中以皮特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的托利党和以格雷（CharlesGrey）和福克斯（CharlesJamesFox）为首的辉格党双方，却在天主教解放、议会改革、经济改革、王室特权、内阁制、公共秩序等重大问题上，观点趋于两极化。托利党长期执政扩大了党派分歧，促进了政党意识的发展，党的目标、手段等等逐步形成。

第一次议会改革以后，托利党和辉格党分别向保守党和自由党转变，标志着英国现代政党正式出现。1834年11月，威廉四世解散墨尔本内阁并召唤威灵顿公爵组阁，威灵顿不愿应招，遂推荐罗伯特·皮尔出任首相，于是，皮尔组建了一个托利党少数派政府。12月18日，皮尔在塔姆沃思选区发表演讲，这次演讲被看作是保守党的宣言书，《塔姆沃思宣言》（TamworthMao）也成了托利党向保守党转变的标志。从表面上看，皮尔是在为自己的竞选拉票，但其实皮尔是想借此机会向公众表明，他所理解的保守主义与他的前任、“旧托利党人”威灵顿有本质差异。在这次演讲中，皮尔承认1832年改革“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是“所有爱好和平和幸福的英国人都不能采取直接或隐蔽的手段来诋毁的”；他承诺保守党将“仔细审视国家的和宗教的制度……纠正弊病，处置不公”。皮尔在宣言中明确了一项基本信条：只有通过改革，保守党才能生存，这就是新保守主义的基础。当然，皮尔的改革是温和的改革，其前提是“坚决维护现有的权力”。皮尔深深知道，他的政府能否站住，关键看紧接而至的大选结果，正如他在演讲结束时所说：“英国人民迄今保留了国王任命首相的特权，但这不是让人民盲目相信，而是要接受人民的公正评判。”

受“皮特时代”长达40年的保守政策特别是19世纪最初20年“反动统治”的负面影响，皮尔领导的保守党没有在1835年大选中获胜，但从保守党的立场看，19世纪30年代是一个复兴时代，在以后三次大选中（1835年、1837年和1841年），保守党渐渐削弱了辉格党的优势，最终在1841年大选中胜出，以367∶271的绝对多数获胜。这次胜利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民意的突变，而在于保守党自身的改变。

从皮尔1846年6月辞职一直到1850年去世，他在议会的影响力依然令人难以望其项背，他的政治观点不仅被那些追随他的“皮尔派”所继承和延续，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未来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发展走向。

随着议会改革的深入，选民人数不断增多，选民的自主意识也不断增强。在这种背景下，政党的组织工作比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因此在1832年议会改革以后地方党派俱乐部和政治媒体的数量和影响骤然增加，到1841年大选时，全国已经有数百个保守党俱乐部或协会，保守党在此次大选中获胜，主要归功于地方党组织的有效工作。如果说1832年议会改革刺激了党的地方组织的形成，那么1867年议会改革则是英国近代政党组织发展的里程碑，在选民人数大量增加的现实面前，政党组织工作的重要性更加凸显，从而使两大党加大了组织建设的力度，向成熟的政党制度迈进。

迪斯雷利是皮尔之后推动托利党转变的关键人物，在他主导下完成了“新托利主义”的构建。迪斯雷利认为，保守党不应抵制选举权的扩大和社会改革的要求，而应该想办法获得新选民的支持，以此争取执政。他主张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他说：当茅屋不舒服时，宫殿就不安全，通过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可以把保守党的社会基础扩大到工人选民。他公开承认：“人民应该获得选举权，这种让步是为了让他们投提高他们利益的人的票。”在1867年改革法三读的议会发言时他说：“国家制度只承认少部分人的政治权力而不顾广大人民的心声是危险的”；工人阶级应该获得选举权，“如果出现了这种宪政的巨变，它将增加人民对国家的爱国心和民族感。”到迪斯雷利时代，托利党完成了向保守党的转变。

同时，辉格党也在向自由党转变，格拉斯顿的出现是其标志。1835年3月，议会中的辉格党、激进派和爱尔兰议员中的奥康内尔派签订《里奇菲尔德协议》（Lipact），目的是联合起来反对皮尔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并且推动爱尔兰改革，这项协议被有些人说成是自由党的起始，因为它扩大了辉格党的基础。不过在当时，土地贵族仍然是辉格党的主导力量。

1865年罗素勋爵第二次组阁，皮尔派的格拉斯顿加入进来，成为辉格党下院领袖，这以后，辉格党完成了向自由党的转变。格拉斯顿主张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在他的领导下，自由党逐步明确了自己的理念：放任自由的经济，支持社会改革，主张个人的自由，削减国王和教会权力，扩大选举权。对此，威廉·哈考特（WilliamHarcourt）在1873年概括说：“自由不是让其他人去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自由政府与非自由政府的主要区别是，一个非自由政府是竭尽所能进行干涉，而一个自由政府则除非必须就不干涉。一个专制的政府试图使所有的人遵循自己的意愿，一个自由政府只要认为符合社会安全，就允许所有人实现自己的意愿。自由党的任务就是保持这样的个人自由。”格拉斯顿是这种古典自由主义的坚定维护者，他曾四次出任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年2-7月，1892-1894），在他执政期间，英国自由资本主义进入黄金时代。

但是到19世纪80年代，一种“新”自由主义开始兴起，新自由主义者主张国家的积极干涉，而不是古典自由主义所强调的自助、自强与行动自由。到这个时候，那种认为不干涉是国家对内、对外最高原则的自由放任学说已经过时了。

20世纪初，自由党转向“新自由主义”立场，这种立场认为不加限制的资本主义阻碍了真正的自由，主张用“积极自由”代替古典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即个人可以在健康、教育和福利方面得到公共方面的帮助。新自由主义也被一些人称为“社会自由主义”（SocialLiberalism），赫伯特·阿斯奎斯政府在20世纪早期践行这一理念，为后来的福利国家开启了先导。或许正如霍布森所言：英国自由党从来没有在理论上或政策上承诺狭隘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现在的自由主义接纳国家的新概念，即国家与个人生活和私营企业有关。

议员政党化在第一次议会改革后日益凸显，比如，在1835-1837年出席议会投票的594位议员中，有294人一直支持自由党，273人始终支持保守党，投票不固定的只有27人。这种截然分明的政党分野现象在1832年以前是不太可能出现的。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如格拉斯顿在1841年大选前指出的那样：“政党的原则对本国的突出影响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几乎达到无限的程度。我认为这是真正代议体制的本质属性。”。

1832年议会改革后，英格兰在选民人数和议会席位数方面依然占据绝对优势，比如在1835年大选时，英格兰的选票和席位数分别是491540张和464席，而全国总数是611137张和658席，英格兰占其中的80。43%和70。52%。保守党有较好的地方组织系统，更容易在英格兰和威尔士选区领先，从而夺取大选胜利；辉格党为取得胜利，就必须得到爱尔兰奥康内尔派和苏格兰、英格兰激进派的支持。该年大选，辉格党凭借其在1832年改革中留下的好印象，在英格兰各选区比托利党多得64席；但1837年大选保守党反超辉格党14席，在威尔士也多出6席。在苏格兰和爱尔兰，辉格党则比保守党分别多出13席和43席；1841、1847、1852年大选也大体呈现同样情况。

如前所述，在托利党向保守党转变的过程中，皮尔起了重要作用。但保守党多数人跟不上这位锐意改革的领袖的步伐，因废除《谷物法》问题，皮尔遭到保守党内部多数人的反对，致使党内发生分裂。其后果是严重的，它使保守党在此后30年时间里处于劣势，1846年6月至1868年12月，保守党仅有三次短暂组阁（1852年2-12月，1858年2月——1859年6月，1866年6月——1868年12月）。在这三次短暂执政时期，党的领袖是德比伯爵，但真正掌舵者是迪斯雷利；后来，在1867-1868和1874-1880年，迪斯雷利两次出任首相。

在德比和迪斯雷利第二届政府期间，皮尔派作为一个议会派别其作用已大不如以前。此时，保守党已不再坚持贸易保护主义，皮尔派中多数人又回到保守党阵营。当然，一部分皮尔的忠实信徒比如格拉斯顿，在商业政策和宗教宽容问题上与自由党更加接近，后来转向了自由党。此时，党派意识已非常清楚，在政党与议会关系上，政党是“议会身躯的骨中骨，肉中肉”。

1860年，自由党在伦敦成立了党监控制的中央总部。1877年5月31日，自由党95个地方协会的代表在伯明翰召开“自由党全国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会议决定自由党全国委员会应该在党的活动中起重大作用，由它确定党在议会内的工作，统一自由党议员的立场。大会章程规定：自由党全国委员会由两个机构组成——代表大会和总委员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代表由各地按人口比例选出。总委员会的职责是协助和协调地方自由党组织的工作。1881年1月，自由党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推动政府实施各种改革，包括修改土地法、扩大选民范围、重新分配议席等。总委员会明确要求各选区组织对该区自由党议员施加压力，敦促他们在投票时与党保持一致。伯明翰自由党委员会明确表示：自由党所有的不忠诚议员将失去他们的议员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