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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宗教与教育（第1页）

第五章　宗教与教育

英国在19世纪经历了现代转型，宗教方面也不例外，自由主义在19世纪高歌猛进，宗教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18世纪开始，宗教逐渐淡出政治领域，到19世纪结束时，信仰已完全是私人的事了。国教会和其他教派都对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重新思考，各教派之间的对立和分歧也日渐消退。在这种情况下，世俗化成为社会的特征，而世俗化的内涵之一，就是对宗教的高度包容。人们意识到，宗教情感与世俗化并不冲突，它们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在精神领域，另一个在生存领域。宗教由此找到了新的社会功能，从而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国教仍然是主流宗教，但其他教派也呈现“繁荣”趋势，宗教多元化趋势出现了。

19世纪英国是一个虔信的国度，维多利亚时代也是自觉信仰的时代，人们相信英国的繁荣和稳定、自由和帝国都植根于基督教信仰，有组织的宗教是社会的中坚力量，没有宗教，国家会解体。

做礼拜是大多数英国人在星期天的选择。据1851年3月30日的调查数据，在全国1792。8万人中，有1041。939万人出席当天的礼拜仪式，其中494万人参加国教礼拜，511。4万人参加非国教礼拜，36。5万人参加天主教礼拜。因此，在19世纪中叶，星期天做礼拜仍是英国人的主要活动。

国教（EnglishChurch）继续享有独尊地位。从“国教”这个名称就可以看出来，它意味着“国家的”宗教，它的正式名称是“安立甘教”（Angliism）或“圣公会”（Epis）。它控制着洗礼、婚礼和葬礼这三件大事，其中洗礼是父母代办的，葬礼由后人操办，婚礼是自己安排的，因此婚礼最能代表英国人的宗教倾向，在1844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婚礼中国教占90。7%，到1901年仍占66。6%。

国家重要的政治仪典是国教性质的。君主加冕礼由坎特伯雷（terbury）大主教主持，国教祈祷和礼仪是国家活动的组成部分，几乎每一个与国家事务或历史事件相关的纪念仪式都会有国教牧师参加；议会的开幕、闭幕采用国教的仪式，26个国教主教和大主教是上院的当然成员。更重要的是，英王和王位继承人必须是国教徒，王室主要成员是国教徒，国家重要的职务基本上也由国教徒担任，在19世纪政治生活中，非国教的内阁大臣几乎没有。

牧师、尤其是国教牧师也许是英国最大的职业集团，其从业人员远远超过了律师、医生和机械师。国教牧师的数量在19世纪增长比较快，从20年代的1。2万人增加到1871年的2。1万人，再增到1901年的25363人。其他有些教派也出现同样趋势，比如卫斯理宗（循道宗）牧师从1831年的736人增长到1901年的1675人。教职仍是大多数青年学人的职业选择，许多男青年梦寐以求，19世纪40年代牛津剑桥毕业生中73%接受圣职，到1864-1873年这个数字仍然有51%。

总之，19世纪英国人仍然是虔信的，宗教情绪空前浓厚。不过，宗教情绪浓厚不意味着信仰一致，可以说，恰恰是在19世纪，英国从宗教划一向宗教多元化过渡，国教仍然主宰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但非国教也得到迅速发展，天主教恢复了合法的地位，非基督教的宗教也慢慢得到了容忍。

新教少数派（非国教）中最大的派别是公理会（gregationalChurch）、浸礼会（Baptists）、长老会（Presbyterianchurch）和教友会（即贵格会[Quakers]），此外还有一神派（Unitarism）等其他教派。天主教是和整个新教对应的一个派别，它隶属罗马天主教会。在19世纪，非基督教少数派中最重要的是犹太教（Judaism）。

非国教分为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团体，在19世纪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1850-19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浸礼派成员从大约17。5万人增长到34。6万人；相比之下，公理会从22。5万人增长到40。8万人，教友会从1。5万人增长到1。75万人，一神教保持在4万人左右。

尽管英国有反天主教的传统，在很长时间中把天主教徒看作是国家潜在的威胁，但1801年爱尔兰被并入联合王国，使天主教徒的数量大增；上、中层阶级中也有一些天主教的忠实信徒，此外还有改信天主教的人。由此，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天主教徒从20年代的约50万增加到1861年的130万人和1900年的150万人；在苏格兰，则从1827年的7万增加到1900年的43。3万人。1829年，由于爱尔兰危机的冲击，天主教徒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

犹太人在1830年只有大约2。5万人，1880年有6万人，由于俄国在1881年以后排犹，大批俄国犹太人移民英国，到1905年也许达到了25万。犹太人中有许多银行家，他们定居在伦敦中心，经营国际金融业务，在当时英国31个百万富翁中有24个是犹太人，33个资产达到50万的富翁中有8个是犹太人，这些数字虽然只及国教徒的一半，但与其人数相比却是高得不成比例的。犹太人的财富帮助他们取得平等的公民权，1833年他们获得占有土地的权利，1835年伦敦犹太人得到议会选举权，1858年《犹太人解放法》允许犹太籍议员入座议会大厅，当年，犹太教的银行家罗思柴尔德（Barohahschild，1808-1879）当选为议员，标志着犹太教徒得到了政治上的平等地位。

不仅如此，1869年议会废除圣公会在爱尔兰的国教地位，这对国教会而言是一个更沉重的打击。此后无神论也得到了它的政治地位，1880年无神论者查尔斯·布雷德洛（CharlesBradlaugh，1833-1891）当选为下院议员，尽管引发了长时间的争议，但还是在1886年得到承认。1891年的《消除宗教限制法》最终取消了一切宗教限制，任何人不论其信仰如何，都有担任议员的资格。至此，除了王位等少数几种职务，所有公职都向公民开放，而不论其有什么信仰。

在宗教多元发展的冲击下，19世纪初的国教会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稳如磐石。在1851年的宗教普查日，参加非国教礼拜的人比参加国教礼拜的人还要多一点（表52）。国教会与民众的关系显得疏远，它与国家的亲密关系不见得是优势，它的组织结构更适合稳定的农业社会，不适应快速变化的城市社会，快速变化的城市需要大量有进取心的牧师，国教会却显得步伐缓慢，因此不断面临非国教各种教派的严峻挑战。

表52185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宗教普查

虽说到19世纪晚期国教会仍然在英国社会中发挥核心的作用，但它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挑战，其影响力日渐下降。在外部，它受到科学的挑战，特别是1859年达尔文（CharlesRobertDarwin，1809-1882）提出进化论，直接挑战了上帝的权威，在精神领域制造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达尔文理论在科学的层面上削弱了圣经的真理性质，而且由于“适者生存”，似乎说明基督教道德本身就有问题。这让许多思想家和博学之士经历了深刻的“信仰危机”，而刚刚成年的年轻人则遭遇了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对决。

但更大的挑战来自内部。首先，国教会对信徒的控制能力下降了，按照1850年枢密院司法委员会的裁决，教会对持有非正统观念的人不可轻易审判和惩罚，对非国教徒也不可任意排斥。这项裁决尽管使国教会维持了妥协、调和的中庸性质，内部可以存在分支流派；但在另一方面却使国教会缺乏明确的立场，容易造成信仰危机。

其次，“高等考证”（highercriticism）挑战了《圣经》的权威性。“高等考证”起源于德国，30-40年代也在英国教会知识界流行，这种考证对《圣经》（Bible）进行学术考察，从中找出前后矛盾甚至荒谬之处，如旧约前五章声称是摩西（Mose）所作，内容却包含摩西之死。考证对知识界信徒形成冲击，使他们对信仰的根基——《圣经》产生怀疑。

第三，教会内部腐败迭生，花样繁多，其中一大弊端是教士兼职。当时教士的收入差距很大，例如达勒姆主教年收入6000英镑，但布里斯托尔主教只有450英镑；1810年，近14的教区年开支还不到100英镑。这使许多低收入的教士兼领圣俸，一个人在好几个教区兼任，获得几份收入，同时又疏离职守，严重削弱了工作效率。兼职牧师花钱雇用助理牧师代他行使职责，到1830年，只有40%的教区牧师住在本教区。

第四，国教会脱离群众，不能发挥教牧作用。19世纪有许多牧师担任治安法官，在20年代大约有14的治安法官是由牧师担任的。这些牧师忙于世俗事务，追求世俗利益，日益远离教民，失去他们的信任。而星期日的布道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方式上都脱离大众需要，仪式庄严有余，内容沉闷乏味，毫无吸引力。教会的立场又经常背离时代潮流，人们不假思索地认为它站在政治反动和极端保守的阵营里。

面对这些问题，英国教会试图用改革来应对。1835-1836年辉格党政府立法废除了兼领圣职的做法，它重新分配教区收入，缩小了贫富教区间的收入差距，还讨论了什一税和教区税问题。

国教也开始以比较宽容的心态来看待其他宗教派别，如允许非国教人士入选议会——1828年是其他新教宗派，1829年是天主教，1858年是犹太教。70年代起，除了少数职务，所有公职向各教派敞开大门。1836年国教会放弃了对出生、婚姻与死亡的注册独占，1858年放弃了对遗嘱公证的独占权；牛津与剑桥也在70年代初允许招收非国教教派的学生。到19世纪晚期，安立甘教作为英格兰的国教仅仅是仪式的和习惯的，而不再是法律的；同时，它也不再是爱尔兰的国教。

为扩大影响，国教会还大规模建设新教堂，特别是在大城市。1818和1824年教会得到两笔议会拨款，在大城市建立了600座新教堂；从1861年到1901年，教堂数从大约14731个增长到17368个。19世纪国教会的牧师人数几乎增长一倍，但19世纪晚期牧师数的增长幅度不大，在1871年到1901年期间，从19411人增长到23193人。

尽管有这些措施，但仍显得迟缓乏力，不能解决深刻的危机，也无法消除英格兰教会内部的争端。首先是产生于18世纪的卫斯理宗（Methodism），在其领导人约翰·卫斯理（JohnWesley，1703-1791）去世后，迅速从国教中分离出去，发展成颇有实力的新的教派。19世纪初该派增长速度极快，从1800年的9。4万人增长到1830年的28。6万人，还有大量参加仪式却并未入会的人。18世纪卫斯理宗主要在城镇活动，到19世纪则迅速发展到农村及西部、北部的半城镇地区，对农夫、矿工、手工工匠、小商人和小店主吸引力很大。它让青少年和女性找到了出头露面的机会，这是体制化的国教所没有的；而政治动**和社会混乱则让它在农民、手工业者和劳工中找到了许多皈依者。

面对卫斯理宗的迅速发展，国教福音主义运动（Evangelient）形成了。国教的种种弊端引起一些教士的反思，他们感到国教会在管理体制上落后，地方教区设置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教区收入拮据，造成教士贫困，不能很好地履行宗教职责；国教组织忽视穷苦人的要求，越来越远离普通教徒。这些人觉得国教会必须关注下层民众的贫困问题，主张所有人都可以获得上帝拯救，而不管他出身如何、财产多寡，他们被称为“福音主义者”。福音主义是对国教高高在上、脱离民众作风的背离。

福音主义在国教内部有很大影响，其中“克拉彭派”（theClaphamSect）尤为著名。这个派别因一些重要人物居住在伦敦郊区的克拉彭村而得名，其代表人物是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Wilberforce，1759-1833），其他还有扎加利·马考莱（ZacharyMacaulay，1768-1838）、詹姆士·斯蒂芬（JamesStephen，1789-1959）等。他们中有许多是议会议员，还有富裕的银行家和政府官员。由于政见比较一致，他们在议会中形成一个小派别，即所谓“圣徒团”（theSaints），成员中包括威尔伯福斯、亨利·桑顿（HenryThornton，1760-1815）、詹姆士·斯蒂芬、泰格茅思勋爵（Lnmouth，1751-1834）、格兰维尔·夏普（GrenvilleSharp，1735-1813）和约翰·维恩（JohnVenn，1759-1813），正是这些人在1795年组成了“克拉彭派”。。“克拉彭派”提倡社会、宗教改革，推进社会慈善事业，其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组织和推动了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社会运动，最终与其他教派中的福音主义者一起迫使议会废除了奴隶贸易（1807年）和奴隶制（1833年）。从19世纪30年代起，福音运动领袖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贫困问题，其中沙夫茨伯里伯爵（LordShaftesbury，1801-1885）是典型。

福音运动对英国社会的影响巨大，尤其对普通民众有很大影响。福音主义宣扬维多利亚时代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提倡严格的安息日制度，主张在民众中恢复真正的宗教热情，而这些又恰恰是卫斯理运动的目标。福音运动印发大量的宗教宣扬品，尤其是书册、祈祷书、廉价圣经、布道文，并开展以主日学校为中心的大众宗教教育。它宣传家庭的核心作用，把家长领导的家庭视为基督教价值和基督徒生活的主要体现。福音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贵族社会的腐败风气，到1850年代，这种风气就不那么公开和普遍了。当时社会上很多著名人士都受到福音主义的影响，著名的有首相威廉·格拉斯顿；历史学家托马斯·马考莱（ThomasBabingtonMacaulay，1800-1859）受他父亲扎加利·马考莱的熏染，著名作家乔治·艾略特（GeeEliot，1819-1880）早年也笃信福音主义。

但福音运动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一是福音派人数不多，从来没有占据国教的主流，其社会基础主要在中上层贤达之士之中；二是它自始就是一个组织松散的运动，其内部从来不是铁板一块；三是福音派持保守主义政治立场，比如在1832年支持托利党，反对议会改革，这是它致命的弱点。

在19世纪的宗教运动中，牛津运动（OxfordMovement）是另一个重要的运动。牛津运动起源于国教“高教派”，它强调英国教会的天主教而不是“新教”传统。宗教改革以后，英国国教仍然保留着许多天主教因素，在组织结构、教阶制度和仪式方面都与天主教有明显的纽带关系；当时，国教强调国家的权威，支持君权神授，反对激进的变革和民众参与政治。19世纪，高教派的学术人士和教会人员对国教中日益盛行的自由主义倾向极为担忧，他们主张恢复昔日的教会权威和早期的圣徒传统，提倡类似天主教形式的礼拜仪式，并在事实上认为教会高于国家。

“牛津运动”是1833-1845年间国教内部的一次宗教复兴运动，运动从牛津大学开始，旨在抵制教会的自由主义倾向，恢复17世纪的“高教”特点。该运动的核心人物是约翰·纽曼（JohnHenryNewman，1801-1890）、理查德·弗洛德（RichardHurrellFroude，1803-1836）、约翰·凯布勒（JohnKeble，1792-1866）和爱德华·皮由兹（Edusey，1800-1882）等。早期的领袖是纽曼，后期由皮由兹执掌大旗，这些人提倡恢复传统教义和高教礼仪，故有“崇礼派”之称。

一般认为牛津运动始于1833年。当年，辉格党政府通过一项宗教宽容法，它改革了爱尔兰教会，把爱尔兰主教减少到10个，建立教会委员会管理教会财政。这些措施使保守的国教徒十分担忧，他们担心圣公会最终将失去在整个国家中的国教地位，而牛津运动的活跃分子走得更远，他们反对国家干预教会事务，反对“国家至上”的信条；他们抵制政教分离和宗教多元化趋势，批判宗教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主张回归基督教的古代教父传统，因而使运动成为一场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运动。

牛津运动出版了大量的书册，因而也被称为“书册运动”（Traism），这些书册宣传牛津派的主张，在国教内部一时引起激烈争论。但这些主张越来越引起国教人士、甚至国教高层人士的警惕，他们认为牛津派的真正目的是恢复罗马天主教，取代英国国教的地位，这样，就唤醒了英国潜在的反天主教精神。1845年纽曼正式皈依天主教，使牛津运动雪上加霜。尽管又有一些重要人物先后加入天主教，但大多数人仍然留在了国教内部，被看成是“伪装的天主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