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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第二帝国的危机（第2页）

为保卫帝国和通往殖民地的航道，英国不断扩大海军力量，1880年英国海军预算为1020万英镑，1890年为1380万英镑，1900年增加到2920万英镑。1889年索尔兹伯里政府提出“双强标准”，即英国海军总吨位应该是第二、第三海军强国吨位数之和，同年的《海军防卫法》拨款2150万英镑建造10艘战列舰，还实行了各种军舰设计建造的标准化。在1897年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的活动中，英国有165艘军舰接受女王检阅，盛况空前。

为减轻母国的负担，英国开始重新考虑帝国的防卫政策，殖民地会议承担了这项任务。许多人把帝国联邦运动看作一场失败，但正是帝国联邦运动促成了殖民地会议的召开。1886年8月9日，帝国联邦协会的一个代表团来到外交部，向首相索尔兹伯里提出一项建议，就是在英国政府的赞助下，召开一次由自治殖民地参加的代表会议。索尔兹伯里接受了这个建议。

1887年4月4日维多利亚女王登基50周年之际，在伦敦召开了第一次殖民地会议，所有自治殖民地都派代表出席，多数殖民地政府总理参加了会议。帝国联邦协会的出版资料显示：出席会议的人员中英国有11人，纽芬兰2人，加拿大2人，开普殖民地3人，纳塔尔1人，新南威尔士3人，塔斯马尼亚2人，南澳大利亚2人，维多利亚4人，昆士兰2人，西澳大利亚2人，新西兰2人。

会议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尤其是防卫与贸易问题。与会者同意“其他事情都可以等待，但帝国防卫问题一天都不可等待。”作为会议结果，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意每年向皇家海军支付12。6万英镑，为皇家海军太平洋舰队开支之用，而英国则同意在未得到殖民地同意之前，不削减太平洋舰队。会议还同意在温哥华和澳大利亚之间铺设一条海底电缆，并把英女王的称号改为“大不列颠和爱尔兰、殖民地和所有附属国的女王和印度女皇”。

这一届殖民地会议本身并不重要，但意义却很特别，因为它让母国领导人与各殖民地政府首脑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帝国的有关事项。它试图在各殖民地之间创造一种亲近感，并且在英国人中强化帝国热情，让他们为帝国的存在而自豪。

1894年在渥太华（Ottawa）举行了第二届殖民地会议，与会代表分别来自加拿大、开普殖民地、新西兰、塔斯马尼亚、南澳大利亚、昆士兰和维多利亚，英国代表是泽西伯爵（EarlofJersey，1845-1915）。会议通过了诸项加强帝国联系的决议，比如铺设加拿大与澳大利亚之间的海底电缆，开通英、加、澳之间的快递邮路等。会议还讨论了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和关税问题，提出殖民地相互间的贸易优于外国贸易，但这个建议只得到加拿大、塔斯马尼亚、开普殖民地、南澳大利亚、维多利亚的赞成，新南威尔士、昆士兰和新西兰反对。会议最后决议：在母国能找到办法解决与殖民地的关税问题之前，希望各殖民地采取措施，使其他殖民地产品或部分产品比外国产品更有优势。

第二次殖民地会议同意定期召开殖民地会议，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主要是防务和贸易问题。加拿大主动提出给英国进口商品以优惠关税，其他殖民地也对关税问题发表了见解，这就把帝国特惠关税问题提出来了，它很快就成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1897年举办了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庆祝大典，各殖民地代表也再次齐集伦敦，并召开第三次殖民地会议，殖民大臣张伯伦做主席，13个殖民地的总理参加。会议讨论了政治关系、商业关系和国防事务，殖民大臣张伯伦提出加强英国与殖民地合作的三项建议，即在商业上建立统一的关税联盟，在政治上成立统一的帝国议会，在军事上形成统一的帝国防御体系。帝国议会（Federalcil）的主张为殖民地代表所婉拒，他们宁愿宣称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是“满意的”，不需要改变。而在贸易问题上殖民地就直截了当地拒绝帝国关税同盟（Imperialsunion），认为那样就取消了殖民地的保护性关税；相反，他们要求实行帝国特惠制（ImperialPreference），以增强向英国出口的能力，英国因此不能接受，从而无法实行。但加拿大同意削减英国货物的入口税，算作是帝国特惠制的最初尝试。

关于帝国防御问题，海军部希望建立统一的帝国海军，陆军也提出类似建议。开普殖民地总理在会上答应支付军舰费用，但回到开普就收回了诺言。澳大利亚只愿意继续承担太平洋地区的年度防卫费用；加拿大坚决反对统一的帝国防御计划，对统一的关税同盟及帝国议会也不置可否。这次会议最后无果而终，只作出了如下决议：集会的总理们一致认为，在目前条件下，联合王国与各自治殖民地的政治关系基本令人满意。

1902年，张伯伦主持了他毕生最后一次殖民地会议。1900年他曾提议建立“帝国会议”（Imperialcil），侧重处理帝国防务问题，但没有得到足够的响应。在1902年会议上，张伯伦首先赞扬各自治领和自治殖民地在英布战争中的作用：“在整个这段期间，我们一直受到我们本血统和本民族人民的支持、加强、鼓励和帮助。自战斗开始的第一天起直到投降条件签订之日为止，我们一直获有英王的所有各领地和附属地的同胞们的诚挚关注和赞许，我们一直获有他们的积极的帮助，我们一直获有他们道义上的支持。”出于这种同胞之情，张伯伦希望这次会议能取得实质性结果，切实巩固大英帝国。

会议讨论了帝国防务问题，英国建议各自治领和殖民地共同承担防务开支，这一次得到了积极的回应。大洋洲各殖民地同意每年将海军捐款增加到20万英镑，开普殖民地每年拨出5万英镑，纳塔尔殖民地拨款3。5万英镑，纽芬兰同意每年出资3000英镑，只有加拿大拒绝出资。在关于帝国与其他国家关系方面，英国允诺在可能的范围内征求各有关自治领和殖民地的意见，使它们能够参与帝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但张伯伦提出的改革关税和帝国特惠制却遭到反对。这种政策与英国一贯推行的自由贸易背道而驰，自治领对此众说纷纭，其中加拿大尤其不愿意降低英国货物的进口税，最后，与会各方同意向特惠制方向努力，但不做任何决定。受此打击，以及在内阁中与其他大臣政策相左，张伯伦辞去殖民大臣一职。

但会议还是将殖民地会议明确为帝国的一个常设机构，每三年开一次会，讨论与帝国有关的各种问题，以增强帝国内部的联系。1904年又设立帝国国防委员会，负责协调帝国的防御战略。

也是在1902年，首相贝尔福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来维持英国与自治领、殖民地的关系，于是就开始了对“英联邦”概念的探讨，这种探讨影响了英帝国后来的发展。1907年的殖民地会议形成决议，英国正式启用“自治领”一词取代“殖民地”，殖民地会议也改称“帝国会议”。名称的变化反映了身份地位的变化，标志着白人自治殖民地成为帝国内部具有不完全国家身份的特殊实体。自治领与英国之间的地位差别缩小了，自治领向主权国家方向发展。即便如此，加拿大民间仍然发出不同的声音，在一本1908年出版的书中，有人把加拿大看成是在“帝国内的独立”，这种独立应该与英国的独立一样，加拿大议会应该具有和威斯敏斯特议会一样的权限；“自治领”这个词仍然隐含着从属性，加拿大应该属于加拿大人，而不属于英国人。

随着殖民地会议转变成帝国会议，大英帝国开始了从帝国到联邦的转变，英国也开始改变帝国政策，从19世纪晚期致力于扩大帝国版图，转变为20世纪初完善殖民地内部的治理和加强帝国内部的联系。

针对不同类型的殖民地，英国实行不同的统治方式。英国殖民地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白人移民自治领；印度、埃及这样的非移民殖民地；分布于非洲与其他地区的英国附属地。

移民殖民地在1907年正式改称为“自治领”，成为殖民地中“成熟的子女”。这类殖民地通过大量移民的方式，将母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全盘移植到殖民地，最终实行自治。自治领拥有很大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权，英国政府一般只控制其外交和防务。自治制度有效地缓解了英国与殖民地的紧张关系，既维护了英国的宗主国利益，又保证了殖民地的相对权益。这一类殖民地包括加拿大（1867年）、澳大利亚（1901年）、新西兰（1907年）、纽芬兰（1907年）和南非联邦（1910年），其中除南非之外，其共同特点是白人占人口多数，文化传统比较单一，与母国的关系相对平和。

爱尔兰也走上了争取自治的历程。1870年，在艾萨克·巴特（IsaacButt，1813-1879）领导下成立了“爱尔兰自治会”（IrishHomeGoverAsso，1873起称IrishHomeRuleAsso）。巴特是律师，长期为芬尼社出庭辩护，后来滋生出爱尔兰自治思想。爱尔兰自治会只要求自治（homerule），让爱尔兰人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并不要求脱离英国。1871年巴特进入英国议会，开始领导自治运动。在1874年英国大选中，自治党获得了100个爱尔兰议席中的58个，1880年获得60个。不过，由于爱尔兰议席在英国议会总席位中的比例小，巴特又比较谨慎，因此爱尔兰的诉求很难在议会中真正表达。1879年巴特去世，查尔斯·帕内尔接过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领导权，这时，出现了1885年的议会大选，给爱尔兰自治党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当时自由党比保守党多得86个议席，而爱尔兰自治党恰好得到86个席位，按照大选组阁的规矩，自由党单独组阁，必须得到爱尔兰自治党的支持，否则这个政府是不稳定的；而保守党如果和自治党合作也可以组阁，于是自治党的立场就成为由谁组建下一届政府的关键了。格拉斯顿决定支持爱尔兰自治，把自治党拉到自己一边，从而确保自由党掌权。于是，1886年自由党上台后立即提出“爱尔兰自治法”，按照这个法案，爱尔兰将组织自己的议会，并成立责任制政府，处理爱尔兰自己的事务。伦敦政府管理爱尔兰的外交、军事、财政和关税等，如果爱尔兰议会的法律与英国法律相抵触，那么英国国王可以否决爱尔兰法律。格拉斯顿坚持认为，帝国统一和爱尔兰自治并非不兼容，但这个立场遭到大多数英国人的反对，保守党认为其荒谬愚蠢，连自由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以约瑟夫·张伯伦为首的93名“自由党统一派”也反对法案，格拉斯顿于是被迫下台。

在1886年7月的大选中，格拉斯顿的自由党惨败，只获得191个席位。自由党于是和自治党结成联盟，继续为爱尔兰自治而斗争；张伯伦的“自由党统一派”则与保守党结盟组成联合政府，坚决反对爱尔兰自治。自由党的内部分裂由此开始，一直到20世纪初，都不能挽回这个党的颓势。由于保守党在下院的地位稳固，自治党失去了制衡能力。不久，帕内尔因风流韵事受到舆论谴责，政治上陷于被动，心绪不安，不久病故，自治运动受到沉重打击。

1892年格拉斯顿第四次组阁，再次提出爱尔兰自治法，除原有内容外，还规定爱尔兰向伦敦议会选派80名议员，并允许爱尔兰贵族进入英国上院。该法案在下院讨论了82次，辩论异常激烈；1893年7月27日双方在下院几乎动武。不过，法案最终以43票的多数获得通过，但在上院却以419票对41票遭到否决。格拉斯顿的爱尔兰自治事业功败垂成，爱尔兰留在联合王国内部的最后机会终于丢失了。

到20世纪初，爱尔兰民族主义更为高涨，出现了爱尔兰文化复苏运动，以恢复和弘扬凯尔特文化为特征。1905年，诞生了主张爱尔兰独立的政党“新芬党”（SinnFin）。在1910年大选中爱尔兰自治党又获得平衡地位，当时自由党获274席，保守党加自由党统一派得273席，工党获得41席，爱尔兰自治党获得82席。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党再度把爱尔兰自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12年“自治法”在下院获通过，该法规定爱尔兰可以建立两院制议会，上院议员由英国任命，下院议员由选举产生，行政权操在总督手中，外交、军事、税收等仍由英国掌握。1914年英王批准了该法案，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恰巧爆发，英国政府借口战争，宣布延期执行自治法；等到战争结束，爱尔兰已不再满足于自治了，它要求完全的独立。

对印度和埃及这样的非移民、非白人殖民地，英国采取恩威并重的手法，希望以此来巩固它的统治。英国人牢牢守住最高宗主权，同时进行某种改革，作出一些妥协，比如增加当地人的参政权利，在地方事务及次要事务上与当地人合作，使他们为英国统治服务。在经济上，把殖民地作为原料产地和商品推销地，推行单一作物种植制。

英国于1882年占领埃及之后，一直宣称它只实行“暂时”管理，但实际上埃及已落到英国手里，受英国控制，英国驻开罗总领事（eral）成了埃及的太上皇，巴林（EvelynBaring）在这个位置上占据24年之久（1883-1907），是埃及的实际统治者。继任的戈斯特（EldonGorst，1861-1911）继承巴林的政策，扶持埃及原统治集团，增加地方政府中埃及人所占的比例，同时对民族主义实行打压，颁布《放逐法》，规定未经审判便可囚禁任何人。1911年继任的基钦纳勋爵同样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办法对付埃及人，他加大埃及立法会的权力，同时又厉行镇压。经济上，在埃及推行棉花单一作物种植，为英国纺织业提供原料。

在印度也是这种情况，寇松（Gee，1899-1905）和明托（4thEarlofMinto，1905-1910）任总督时，同样挥舞“胡萝卜加大棒”。寇松曾说：“只要我们统治印度，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一旦丢掉了印度，我们的地位将一落千丈，降格为一个三流国家”，因此，“没有印度就没有大英帝国”。为了争取印度人的好感，寇松开办学校，兴修水利，改良农业生产，改革税制，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利益，还大力修筑铁路，发展公共事业；另一方面，他又减少印度人在市政机构中的比例，使英国人占据多数，并且不让印度人担任高级文官，取消印度人对教育的控制权——这些就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他认为开明专制是适合于印度的统治方式，“没有其他任何统治形式适合一个因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宗教仇恨而分裂的种族各异、语言不同的广大人口，而且也没有一种比村委员会更大的自治政府的经验适合于它。”

1905年寇松拆分孟加拉省，以分化和削弱民族主义运动，此举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反抗，孟加拉发生罢市，许多人上街游行，有些地方还发生暴动，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诉求第一次与民众运动产生对接。明托在这个时候上任，他面对的是“强烈不满的遗产”，局势极为动**，到任后他连续两次受到炸弹的袭击，国大党也在1906年宣布以“自治”作为斗争目标。明托于是又一次挥舞“胡萝卜加大棒”，他一方面加强镇压，逮捕和流放了许多民族主义领导人；另一方面又实行改革，调整统治政策，启动了所谓的“莫莱明托改革”（Morley-MintoReform）。在这种情况下，1909年英国议会通过《印度立法会议法》（GoverofIndiaAct），规定印度人可以参加设在伦敦的印度事务委员会和设在德里的总督行政委员会，并增加各级立法会议中印度议员的人数。他还在隶属于副王的行政会议中任命了一个印度人，这些改革暂时平息了印度的局势，使英印政府渡过了20世纪第一次群众运动的**。应该指出，改革并没有改变专制统治的本质，英国统治印度的整套机制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了。英国的统治并没有改变普通印度人的困苦生活，据估计，在19世纪晚期的饥荒中，有1500万印度人死于饥饿。

在附属殖民地，像赤道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和东南亚这些地区，英国人广泛采用“间接统治”形式。附属殖民地可以分为直辖殖民地和保护领两类，前者直接归英国殖民当局管理，后者有名义上的“国家”地位。自印度民族大起义之后，英国感觉到直接的统治不是好办法，因此在很多地方实行间接统治，其特点是保留该地原有的管理体系和统治者，但要求他们按英国的指令行事。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英国人不需要直接面对殖民地普通民众，当地原有的统治者（例如酋长）充当了殖民当局与当地民众之间的缓冲器。这一类殖民地面积总计超过200万平方公里，80%以上分布在非洲和亚洲。

总之，从19世纪晚期开始，英国调整了在各种类型殖民地的统治方法，借助分而治之的手段，加强了对殖民地的控制。但这并没有能够阻挡殖民地的离心倾向，事实上，殖民地成长的过程也就是它们离心的过程，无论自治领还是其他殖民地，离心的倾向越来越明显。

像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的移民殖民地，随着其经济力量逐日增长，便日益感觉到自己正在成熟，自治政府提升了它们对自我管理的自信心，在海外出生长大的移民后代与英国的关系已不像其祖辈那么亲密，新的“家”导致新的身份认同，一旦新的认同产生，脱离母国就是一种趋势。加拿大在这方面首当其冲，其自主意识越来越强。早在布尔战争之初，法裔加拿大民族主义领袖布拉萨（HenriBourassa，1868-1952）就竭力反对加拿大卷入战争，他说：“如果我们派出2000人、花费200万加元去与两个总人口不过25万人的国家作战，那么我们又要派多少人、花费多少钱来与第一流强国或强国联盟作战呢？”战争期间，加拿大国防部长博登（SirRobertLairdBorden，1854-1937）曾隔着桌子对一位英国将军大吼道：“我问自己这个问题：加拿大仍旧作为帝国的一个部分是否值得？”针对历届殖民地会议的首要议题，即帝国防御问题，加拿大不愿自动承担参与战争的责任，正如总理洛里埃所指出：加拿大不认为有义务参加每一场战争。加拿大还拒绝向英国皇家海军支付军费，同时又要求组建自己的海军。从1909年起，加拿大坚持“加拿大必须有自己的、由加拿大人控制的海军，这支海军应尽可能由加拿大人亲手缔造、并由加拿大人组成”。

在经济方面，自治领竭力维护其自主性，以加拿大为例，科布登早就说过：“我们听到了加拿大的忠诚，然而这种忠诚实际上是极大的讽刺，他们既不纳税，又不遵守帝国法律，也不履行战争义务，他们甚至要求放弃盎格鲁——撒克逊种族对他们领土的宗主权。他们建立的关税制度不仅排斥外国产品，而且排斥母国商品。”自1878年以来加拿大就抵制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实行保护关税。加拿大政府提出和英国实行平等互惠关税制，并于1897年率先给英国工业品以优惠税率。1898年加拿大把对英国的关税优惠率提升为25%，1900年又提升到33%。1906年加拿大财政部长对前来洽谈的英国代表说：“加拿大已经给过了，下一步应该由英国走出。”英国迟迟不愿做答，各自治地区于是彼此签订互惠协定，把宗主国抛到一边。

离心倾向不仅在自治领滋长，而且从印度到西非，从埃及到东亚，受过西方教育的殖民地知识分子都逐渐走上争取独立之途。印度在1885年组建国大党，早期的国大党成员来自中产阶级，受过西方教育，许多人还为英国殖民政府工作，是政府职员。印度的民族主义就是在殖民统治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正是在这些人中，滋生出早期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起初，英国统治者赞成在这些人中建立政党，认为与其让其暴露在极端思想的侵害下，不如给他们一个活动的场所，让他们支持殖民统治。因此在一名退休的英籍军官艾伦·休谟（AllanOHume，1829-1912）的策划下，在孟买成立了“国民大会党”（theIndianNationalgress）。国大党后来成为民族主义的旗手，最终把印度引上独立之路，这是英印统治者始料未及的。

埃及的情况也是这样。镇压阿拉比起义后，英国把埃及变成它事实上的殖民地，并在20世纪初将它列为保护国。但埃及人民的反抗一直没有停止，新世纪刚刚来临的时候，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很快就翻开了新的篇章。

尽管如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帝国看起来仍旧是牢不可破的，白人殖民地仍旧向英国表示效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与英国有密不可分的经济和防卫关系。印度基本上是平静的，知识分子的离心倾向还没有转变成强大的民众运动，也没有找到它发动民众的合适方法。黑非洲殖民地基本上仍处于无意识状态，民族意识尚有待开发。英国在亚洲有强大的势力，除了与俄国的角逐之外，似乎还找不出其他国家在向它挑战。英国殖民地遍布全球，它们既忠诚又刚开始产生朦胧的自主意识，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殖民地状况。英帝国何去何从，殖民地向什么方向发展，这些问题就要留给20世纪去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