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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思想与文化 第一章 文学（第2页）

济慈（Johs）是工匠之子，15岁给外科医生当学徒，20岁通过药剂师考试，由于长期与病人接触特别是照顾患病的弟弟而感染肺病，26岁便英年早逝。他自学成才，热爱文学，寄情古希腊和文艺复兴。他的4000行的长诗《恩狄米昂》（Endymion，1818）发表后受批评家的攻击，这影响了他的情绪，但在以后的三年里他写下上万行诗句，成了英国文学史上的奇迹之一。

济慈的短篇作品如《读荷马诗有感》（OnFirstLookingintoer，1816）、《再读李尔王》、《灿烂星空》、《每当我害怕》等，都是广为传诵的优秀抒情诗。《莱米亚，伊萨贝拉，圣阿格尼斯之夜和其他诗歌》（Lamia，Isabella，TheEveofSt。AgherPoems）出版于1820年，其时诗人已身患绝症，诗集中大部分作品完成于1818年春至1819年秋，除了书面的四篇主要诗作之外，还包括未完成的史诗作品《海披里安》（Hyperion）和五篇颂诗。《伊萨贝拉》是叙事诗，讲述一对恋人的爱情悲剧，其中自然意象、道德评论和中古背景交混，按作者自己说：形成一个“适度悲哀的”氛围。五篇颂诗中更著名的是《夜莺颂》（OdetoaNightingale）、《忧郁颂》（OdeonMelancholy）和《希腊古瓮颂》（OdeonaGre），其中《夜莺颂》将放声歌唱的夜莺与旁观诗人的痛苦、麻木形成对比。《海披里安》取自希腊神话，写的是泰坦家族的故事，诗作前二章写海披里安（太阳神）的泰坦家族与新人战斗，泰坦家族失败，诗歌写得壮丽而充满豪情，第三章的主角是获胜的新人阿波罗，这部分写得优美抒情，带有忧郁色彩。《海披里安之亡》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一神话再作叙述，有论者说：“他的颂歌形成了他感性的理解和一种新的、有诗歌气息又聪明简练的风格。”济慈书信的价值不亚于他的诗歌，读者从中可以窥探他灵感的来源和他对罪恶和苦难这一主题的探索。终其一生，济慈都以诗歌书写感情，“在他的诗歌里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他在24岁终结了创作生涯，他的成就超过了24岁时的乔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

在浪漫主义时期，重要的小说家有奥斯丁和司各特。奥斯丁（Jaen）生长于法国革命时期，但她的小说却是非政治化的、具有庄园般的宁静。奥斯丁小说创作中重要的有：《理智与情感》（1811），《傲慢与偏见》（1813），《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爱玛》（1815），《劝告》（1818）和《诺桑觉寺》（1818），这些小说传递着她的保守主义的哲学观念，她只描写中上等阶级——他们的生活、教养、园林和自然。伦敦和重大政治事件只是小说的背景，她很少直接写伦敦，小说中没有重大题材，几乎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琐事和闲聊。婚姻和爱情是她一贯的主题，奥斯丁认为财富和地位是婚姻的必备条件，但爱情是不可或缺的，面对爱情须理性思考，不可仅凭一时冲动。这种作品要表现的不是讲述什么故事，而是故事的讲述方式。她的两部杰作《爱玛》和《曼斯菲尔德庄园》都是如此，美国评论家伊恩·瓦特这样评价奥斯丁：“在小说叙述中，理查逊与菲尔丁只能部分解决的两个难题被简·奥斯丁顺利解决了，她将理查逊的现实主义手法和菲尔丁的现实主义评论的优点、将人物的内心世界描写和外部描写有机地结合成和谐的整体。”

司各特（WalterScott）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父亲是律师，但他对法律没有兴趣，却很早就开始写作。他早年搜集苏格兰的古代民谣，特别是英格兰和苏格兰交界地区的民谣，他的《苏格兰民歌集》（TheMiheScottishBorder，1803）及两部叙事诗《最末一个行吟诗人之歌》（TheLayofLastMinstrel，1805）、《玛恩密》（Marmion，1808）在当时都有重要影响，但拜伦发表《哈罗尔德游记》后，司各特觉得自己在诗歌创作上无可媲美，故转向小说写作。

司各特的小说都是历史小说，他创作的不是他身边的事，而是几代人之前的事。他的第一部重要小说《威弗利》（Waverley，1814）以1745年詹姆士党人叛乱为背景，这个主题后来在多部作品中反复出现。其后18年中司各特创作了20多部小说，从1820年起，他把写作时段向前推到12世纪及伊丽莎白时代，在风格上，用人物对话替代第三人称叙述，这是他的特征。在后期创作的小说中《昆廷·达沃德》（QuentinDurward，1823）更为出色，这部小说描写15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与封建主进行斗争，建立了中央集权，实现了法国统一，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位专制君主。和他以往的小说一样，这部作品也选择历史转折时期的某个重大事件，雨果说“很难找到一本小说比它编织得更好、比它把道德的效果和戏剧的效果结合得更好”。

在英国历史上，维多利亚时代是辉煌的时代，虽然1848年欧洲发生了革命，但英国的社会秩序基本稳定。从1832年起英国进入改革时代，和平改革的历史背景更加突出了现实问题，思想界倾向于关注社会、关注社会改良，这样，现实主义占据了文学的主导地位。

在蒸汽时代，机器生产和城市化为人们提供了新的机会，乞丐变富翁的故事似乎每天都在发生，“昨天我是铁匠，今天我将是什么？”这是狄更斯在《远大前程》中说的一句话。但机会未见得代表乐观，它也会带来焦虑，在19世纪思想界弥漫着“位置的焦虑”，许多人意识到社会发生剧烈变化，而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便是贵族的统治正在消失，中等阶级开始挤进政治领域，随之而来的是中等阶级价值观，如自我约束、努力工作、重视家庭生活等等，正日益取得优势。密尔曾说19世纪是各种极端思想互相碰撞的时代，对19世纪产生重要影响的两种思想——功利主义和宗教奋进思想彼此作用，导致中等阶级价值观最终形成。桑德斯称：“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相互矛盾的解说和理论的时代，一个充满科学自信心和经济自信心的时代，一个充满社会悲观主义和宗教悲观主义的时代，一个深刻意识到进步不可避免并对特性深感忧虑的时代。”

浪漫主义的标志是诗，维多利亚文学的表现形式是散文与小说。散文有多种形式，从理论期刊，到历史著作、美学评论等，都属于散文。技术革命改变了文学的传播方式和读者群，在19世纪初印刷品还十分昂贵，到30年代印刷成本就大大降低，报刊大量涌现，激进的政治评论和故事叙述成为阅读兴趣点，连载文学成为时髦，直到这个时候，小说才真正成为大众文学，而写小说也成了谋生手段。《一便士杂志》（ThePennyMagazine，1832）在很短时间内就达到10万份印数，而19世纪40年代的伦敦，至少有80种售价低于两便士的刊物。在这个背景下，出现了像卡莱尔、拉斯金、阿诺德、纽曼、密尔等这样一批人。

卡莱尔是维多利亚时期历史著作的代表人物，他的长篇小说《旧衣新裁》（SartorResartus，1834）围绕“衣服哲学”，描写一个德国作家和编辑的关系，通过尖刻的讽刺表达自己的活力、真诚和责任感，他指出人类存在着永恒的否定和永恒的肯定两种力量，前者是失败，后者则顺从神意。约翰·纽曼体现着19世纪30年代的信仰危机，他在书册运动中发表的作品虽大量涉及神学和宗教的深奥知识，却拥有广泛的读者，丰富了19世纪的散文写作。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另一位重要的散文作家，他平静温和，善于理性分析，这些特点在他的时评与著作中充分显示出来。拉斯金比密尔涉猎更广，“他关于艺术和社会的关系的看法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社会主义思想的作者——前有莫里斯，后有萧伯纳。”

小说在维多利亚前期进入鼎盛，而现实主义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点，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萨克雷、特洛罗普、勃朗特姐妹、艾略特等等，都是现实主义高峰时期的重要代表。现实主义是个模糊的概念，这些人之所以是“现实主义者”，只是因为他们和欧洲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如巴尔扎克、斯汤达及托尔斯泰一样，把写作看作是社会诊断，视其作品多少反映着现实生活。狄更斯是最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固守人道主义，相信改革和教化可以改进生活，他的小说描写奋斗与成功，作品中不乏光明的结尾。但在萨克雷的作品中理想主义的成分变少了，平庸和自私构成他那个时代的主调。在盖斯凯尔、特洛罗普、艾略特那里，现实主义的因素变小了，他们的小说更像是浪漫主义的诗歌，社会主题让位于家庭主题。

狄更斯出身社会底层，祖父母都曾给克鲁勋爵当佣人，父亲是海军部一个小职员，因无力还债而住进监狱。狄更斯12岁到鞋油作坊当童工，父亲出狱后他一度进学校学习，不久又因家贫而辍学，15岁时，他到律师事务所当学徒，后来他学会速记，在伦敦民事律师会（Gray'sInn）做记录员。30年代早期狄更斯担任《议会镜报》（TheMirrorofParliament）和《真阳报》（Micle）驻议会记者，这些经历帮助他后来走上了写作道路。他的早期作品《特写集》（SketchesbyBoz，1833-1837）记载一些奇闻佚事，显示出对伦敦生活百态的细微观察。

工业化过程中的犯罪、贫富对立与道德沦丧，是狄更斯作品中经常的主题，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ThePosthumousPapersofthePickwickClub，1836-1837）是典型的“流浪汉小说”，讲述伦敦俱乐部几个会员的故事，这几个会员在英国漫游，经历了各种事情，小说也就变成了揭露英国社**暗面的画卷。《雾都孤儿》（TheAdventuresofOliverTwist，1837-1838）描述孤儿奥利弗·特维斯特在伦敦的冒险生活，将下层民众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鲜明对比反映出来。《尼古拉斯·尼克尔贝》（Niickleby，1838-1839）虽然结构散漫，但对孤儿和童工的描述深深触动时代的神经。《老古玩店》（AChristmasCarol，1840-1841）在他自己的刊物《汉弗莱大师的钟表》上连载，讲述古玩店主吐伦特和他美丽、善良的外孙女小耐儿相依为命的悲惨故事，其结局让人扼腕痛惜。《大卫·科波菲尔》（DavidCopperfield，1849-1850）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利用一些自传材料，在结构和语言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色。大卫自幼丧父，后来被送到工厂当学徒，大卫在苦难、挫折中逐渐成熟，最后成为一名作家，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狄更斯的准自传。《荒凉山庄》（BleakHouse，1852）运用象征和比喻鞭笞社会的不合理，比如用阵雨和浓雾隐喻社会控制无所不在。《艰难时世》（HardTimes，1854）描写19世纪50年代英国的阶级冲突，是对宪章运动的回应。《双城记》（ATalesofTwoCities，1859）尽管说“有些地方取材于卡莱尔的《法国革命》，有些地方取材于一部古老的通俗闹剧”，但它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体现着作者对革命这个现象的深沉思考。《远大前程》（GreatExpes，1860-1861）描写了一个孩子在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中曲折的经历，从堕落到翻然悔悟，表达了狄更斯的道德理想。

狄更斯的一生著作等身，他是19世纪英国文学的巨擘。他有意塑造了一些古怪、丑陋或者不同寻常的人物，抓住某些特征将其夸张并反复呈现，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写实作风常被说成是夸张的，以致人们怀疑“现实主义”这个词是否适合于他的创作。但他对社会的剖析却是真实的，社会底层的痛苦让人难以忘怀。他在描写风景时，“喜欢赋予无生命物体以生命，并拿它们跟活物作比较。”另外，他追求情节的戏剧性，虽是虚构，却让人不得不信服。

盖斯凯尔夫人与当时最重要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有密切的渊源关系。曼彻斯特是工厂制度的发源地，社会问题非常严重，盖斯凯尔夫人用小说写下了她对该城的阶级关系、劳工生活和下层生存状况的观察，真实地反映了19世纪的英国社会。《玛丽·巴顿》（MarryBarton，1848）是她第一本表现曼彻斯特生活故事的小说，其中以细致的观察和细节的描写，再现了那个时代的工厂倒闭、工人罢工、低工资、失业以及工人阶级觉悟的形成，宪章运动是小说的时代背景。从她的描写中我们看到工人阶级糟糕的生活情况：“从这一小块肮脏的地方再走下一步才来到地下室，有一簇人就生活在这里面。里面暗极了。有许多的窗子已经破坏，就把破布去蒙在上面，因此哪怕到了中午透进来的光线依旧灰暗。”在她的第二部小说《南方和北方》（NorthandSouth，1854-1855）中，盖斯凯尔既描写了英格兰南部绅士的虚伪，也描写了英格兰北部商人的势利，但她也表达了乐观主义的展望态度，表示工业关系是有可能妥协的。盖斯凯尔一生创作了6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短篇小说，写作书信及杂文，她的6部长篇小说分别是：《玛丽·巴顿》（1848）、《露丝》（Ruth，1853）、《克兰福德》（ford，1853）、《南方与北方》（1855）、《西尔维娅的恋人》（Sylvia'sLovers，1863）、《妻子与女儿》（WivesandDaughters，1866）。

与狄更斯及盖斯凯尔夫人相比，萨克雷和特洛罗普代表着另一风格，他们创作“反英雄”的实验小说。萨克雷（eaceThackeray）起先是散文作家、新闻记者和历史学家，后来从事小说创作。《巴得·林顿的幸运》（TheLuckofBarryLyndon，1844）连载于《弗雷泽杂志》，是萨克雷的优秀作品，此外《凯瑟琳》（e，1839-1840）和《贺大第钻石》（TheGreatHoggartyDiamond，1841）也能体现他作品中的讽刺特点。他虽然崇拜马考莱，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印证某种道德观念，而是对社会失范进行讽刺。《巴利林登的幸运》的主人公是爱尔兰冒险家，七年战争时应征入伍，后来开小差，成为职业赌徒。这个人撒谎成性，不断更换姓名，故事就是他对这些经历的自述。萨克雷最知名的作品是《名利场》（VanityFair，1847-1848），小说中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没有崇高也没有卑劣，所有的人都在“名利场”中，演绎着愚蠢和滑稽；在这个世界里，除了调侃和讽刺外，也没有什么是值得赞赏和贬低的。作为“道德讽刺家”，萨克雷展现的不是道德关怀，而是作家的叙事技巧和语言魅力。

继《名利场》之后，萨克雷还创作了《潘登尼斯的历史》（Pendennis，1848-1850），《亨利·埃斯蒙德的历史》（TheHistoryofHenryEsmond，1852），前者记叙一个绅士的成长，后者讲述安妮女王时期一个贵族的行为；《弗吉尼亚人》（Virginians，1857-1859）是这部作品的续集，讲述埃斯蒙德家族退隐美洲的故事。

安东尼·特洛罗普（AnthonyTrollope）是中等阶级出身，他父亲是知名律师，母亲是知名小说家，但他却认为自己的童年很悲惨，因为学校的教育和父亲的疏远使他蒙受了屈辱。他对狄更斯作品中同情下层的倾向不以为然，《养老院院长》（TheWarden，1855）就调侃了狄更斯和卡莱尔。特洛罗普是一位政治小说家，在他创造的世界中，政治就是野心和手腕、陷阱和丑闻，是钩心斗角。他一生写作47部小说，还有大量其他作品。在他的“巴塞特郡小说系列”（Barsetshirenovels）和“巴里赛小说系列”（Pallisernovels）中，人物与故事都是互相关联的。

勃朗特三姐妹可算是第三种类型，她们与奥斯丁一样，生活与写作都远离城市，但她们营造的不是阳光明媚、充满田园风味的理想村庄，而是满载着疯狂、暴力和恐怖神秘事件的阴暗庄园，曼斯菲尔德的田庄变成了“呼啸山庄”。大姐夏洛蒂（CharlotteBronte）最知名的作品是《简·爱》（JaneEyre，1847），它在许多方面是夏洛蒂自己的生活写照。和作者一样，女主角出身于贫穷的牧师家庭，很小就被送往寄宿学校，然后在富人家里做家庭老师。小说围绕简·爱和罗切斯特庄园主之间的爱情故事展开，其文笔优美简洁，情节生动曲折。简·爱性格独立，虽地位卑微但顽强保持着尊严与稳健，她有坚定的生活态度与道德操守，在得知罗切斯特夫人仍然活着时毅然离开，而得知庄园在大火中被焚烧殆尽罗切斯特已双目失明时，她又回到了他身边。小说是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完成的，从其出版之时起就跻身于经典行列，其社会反响、角色塑造、情节编织和语言把握，都达到至高的水平。

三姐妹的文学创作有一段佳话，1846年，三姐妹每人完成一部小说送给出版商，夏洛蒂送的是《教授》，被出版商拒绝，她补送一篇，即是《简·爱》。艾米莉送的是《呼啸山庄》（1847），随即被接受。小妹安妮（Ae）送的是《艾格尼斯·格雷》（AgnesGrey，1847），也被接受了。三部著作同年出版，成就了19世纪英国文学中三星并列现象。三部小说在发表时都是以“贝尔”（Bell）的假姓和男人的名字署名的，直到差不多一年之后，她们的女性身份才被公布。

乔治·艾略特（GeeEliot）是维多利亚中期最知名的女作家，也是真诚探索、塑造理想的创造者。她出身于房产暴发户家庭，本名是玛丽安·埃文斯（MaryAnnEvan），和当时许多女作家一样，她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姓名，因此很长时期内人们不知道她是女性。她受过良好教育，后来成为那个时代的著名知识人之一。她翻译过施特劳斯和费尔巴哈的作品，研读过孔德的社会学，对宗教、古典学和哲学都有研究。后世有人评论说：“在她的大部分作品中，乔治·艾略特都在描绘工业革命前的乡村景色，描绘小城镇里英国中等阶级的生活情况，她的视角融合着乡愁和对以前生活局限性的清醒认识。”她笔下的乡村既不同于奥斯丁的乡村，又不同于勃朗特姐妹的乡村，那是一种平静和谐的自然景象，平凡的人物体现出崇高正直的道德标准。《亚当比德》（AdamBede，1859）面对失败，坦然接受失败，顽强地做一个好人；《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MillontheFloss，1860）讲述女主人公追求个性解放、无法与传统价值达成和解。《激进分子菲利克斯霍尔特》（FelixHolt，theRadical，1866）和《米德尔玛契》（Middlemarch，1871-1872）是政治小说，它们以1832年议会改革为背景，展现那个时代的重要题材，也表达了作者对各种问题的时代思考。《米尔德马契》中的女主人公渴望改变时代，然而既缺少清楚明晰的信念与原则，更缺少行动的力量，结果以失败告终。社会政治思想和个人心理描写是乔治·艾略特的写作特点，尤其是心理描写，为康拉德和乔伊斯等现代派作家开启了方向。

玛丽·沃德（MarryAugustaWard）的畅销小说《罗伯特·埃尔斯米尔》（RobertElsmere，1888）讲述主人公埃尔斯米尔的故事，他对信仰感到迷茫，辞去了牧师职务，与伦敦东区那些从来不去教堂的穷人们住在一起，后来通过“新耶稣兄弟会”推进道德与社会改良。宗教的迷茫、不可知论，是沃德小说中重要的议题，像她一样对19世纪末的“信仰问题”进行写作的还有塞缪尔·巴特勒（SamuelButler），他的畅销书《埃瑞洪》（Erewhon，nowhere的颠倒写法）发表于1872年，是一个乌托邦故事，不过是一个颠倒的乌托邦，在他的笔下，埃瑞洪这个地方把病人送上法庭、把罪犯送进医院，牧师用无人能懂的语言布道传教，一切都很荒唐。

哈代（ThomasHardy）又一次把文学的背景置于乡村，他的早期小说充满了牧歌情调，对威塞克斯的田园风光和简朴生活予以描述，这是他的“理想主义时期”。从《还乡》（TheReturive，1878）开始，悲观、怀疑、凝重的情绪开始出现了，《卡斯特桥市长》（TheMayore，1886）延续这种情绪，被看作是英国农民破产的编年史。他一生创作47部小说，其中《德伯家的苔丝》（TessoftheD'Ubervilles，1891）是最有名的一部，女主人公苔丝是一位美丽的农家少女，因受地主少爷亚历克的诱迫而失身怀孕。苔丝的失身为社会不容，她只好到一个农场做挤奶工，她在这里遇到了不上大学、不做牧师而学习养牛的安吉，便和他结婚，却在新婚之夜将往事告诉了丈夫。安吉觉得无法接受这件事，于是去了巴西；苔丝去安吉家打听消息，却意外遇到了成为牧师的亚历克，并受其纠缠。她写信请安吉回来保护自己，恰逢此时安吉在巴西遇挫，于是就回来与苔丝修好；苔丝为了表示自己的真爱遂将亚历克杀死，在与丈夫团聚五天之后她被捕并走上了绞刑架。通过塑造苔丝这个形象，哈代质疑维多利亚时代的“贞洁”观，从而也触动了性道德这条文明的底线。他用《无名的裘德》（JudetheObscure，1895）这部小说似乎证明：基督教和基督徒的道德从各方面看都“显得荒谬可笑”，于是小说出版后立即受到宗教界和舆论界的猛烈批评，此后，哈代就不再写小说了。虽然哈代自称他信仰宗教，但从他的作品中却很少能看到有什么证据。到20世纪哈代主要写诗歌和戏剧，其中《群王》（TheDynasts，1903-1908）是一部野心勃勃的史诗，但其影响都不如19世纪创作的小说那么大。

王尔德更是一位戏剧家，他的主要作品有《莎乐美》（Salome，1893）、《温德尔夫人的扇子》（LadyWindermere'sFan，1892）、《无足轻重的女人》（AWomanofNoImportance，1893）、《理想丈夫》（AnIdealHusband，1895）、《认真的重要性》（TheImportangEar，1895）等等。《莎乐美》取材于《圣经》:少女莎乐美爱上施洗者约翰，但约翰只爱上帝；以色列王希律爱上莎乐美，为博得她一笑，希律王允应莎乐美提出任何条件。莎乐美要先知的头颅，先知被杀害了，莎乐美捧着先知的头颅狂吻，这激怒了希律，希律把她处死了。对于这个圣经故事，王尔德并不想展示其中的爱与死、怨恨与悲剧，他只是要展示人物之间的欲望关系，于是就引起了关于道德方面的争论。除《莎乐美》之外，其余四部戏剧都属于“风尚喜剧”，描写中等阶级和上流社会的生活。有论者认为：“王尔德不承认艺术反映了现实，而认为是现实反映了艺术。在他眼中，现实是丑陋的，唯有美才有永恒的价值，而艺术家则是美的创造者。王尔德主张，艺术家不应有任何功利主义的目的，也不应受道德标准的约束。”王尔德始终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他挣脱道德的企图，究竟是一种时尚、还是一种颓废？

总结而言，19世纪的英国文学经历了前期的浪漫主义憧憬与讴歌、中期的现实主义批判与揭露，到晚期进入迷茫与疑惑，作家们怀疑维多利亚鼎盛时代的价值取向，有可能是预感了20世纪即将面对的英国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