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名字铲掉就铲掉了,我跟李家的恩怨就彻底画上句号了。可是没过几天,弟弟给我打电话,说李建国出事了。
“他怎么了?”我问。
“他摔了。”弟弟说,“从他家楼下的楼梯上摔下来,腿摔断了,邻居送他去的医院。”
我握着电话,半天没说话。
“姐,你要不要去看看他?”弟弟问。
“不去。”我说,“我凭什么去看他?”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脑子里乱糟糟的。天快黑了,窗外有人在放广场舞的音乐,吵得很。我关了窗,屋里安静下来,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刚跟李建国结婚的时候,他骑自行车带我去县城看电影。那时候县城只有一家电影院,放的还是黑白片,我坐在他自行车后座上,抱着他的腰,风吹在脸上,觉得这辈子就这样过下去也挺好的。
可是后来一切都变了。
不是因为他变了,是因为我发现,他从头到尾都不是我以为的那个人。他妈说往东,他不敢往西;他妈说天上的月亮是方的,他就说方的;他妈说我不行,他就觉得我真的不行。
他不是一个坏人,他只是太懦弱了。
懦弱到不敢保护自己的妻子,不敢保护自己的女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做主。
这样的人,我恨了他三十年,现在突然觉得,恨他也没什么意思。
但我还是不原谅他。
恨和原谅是两回事,我可以不恨了,但我不会原谅。原谅是需要资格的,他没有那个资格。
又过了几天,表姐打电话来,说李建国的邻居告诉她,李建国住院了,没人照顾,一个人躺在病床上,连口水都喝不上。
“他那个前妻早跑了,也没个孩子,亲戚也都不来往。”表姐说,“怪可怜的。”
“姐,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我说。
“我不是让你去看他,我就是跟你说说。”表姐说,“你要是不想去,我就去帮他请个护工,反正花不了多少钱。”
“你帮他请护工?”我愣住了,“姐,你认识他吗?你跟他什么关系?”
“我不认识他,我就是觉得,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医院里,连个端水的人都没有,怪可怜的。”表姐说,“你跟他有仇,我没仇。”
我挂了电话,坐在办公室里发呆。赵小刚端着茶杯进来,看见我这个样子,问:“田姐,又怎么了?”
“没事。”我说,“一个不想见的人住院了。”
“那就不见呗。”赵小刚说,“这有什么好纠结的?”
“我没纠结。”我说。
但我知道我在纠结。
下班后我没回家,去了医院。不是去看李建国,是去看我一个同事的母亲,老太太住院了,我代表厂里去探望。买了水果和牛奶,在住院部楼下,我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一楼导诊台的护士:“有没有一个叫李建国的病人?大概六十多岁,摔断了腿。”
护士翻了翻记录,说有的,在四楼骨科,408病房。
我站在电梯口,手里提着给同事母亲的水果和牛奶,站了足足有两分钟。电梯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旁边的病人和家属进进出出的,都奇怪地看我。
最后我没上四楼,坐了电梯去六楼,把东西给了同事的母亲,说了几句客气话,就离开了。
出了医院大门,夜风吹在脸上,凉凉的。县城的大街上灯火通明,烧烤摊的烟火气飘过来,混着孜然和辣椒的味道。我突然觉得很饿,中午就没怎么吃东西,在路边摊买了两个肉包子,站在马路边上吃,一边吃一边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有年轻的夫妻手牵手走过的,有老人推着婴儿车慢慢走的,有学生骑着自行车飞驰而过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烦恼,自己的故事。
我的故事,在别人看来也许就是一个笑话,一个离婚三十年的女人,为了墓碑上一个名字,把前夫告上了法庭。有人会觉得我斤斤计较,有人会觉得我不近人情,有人会觉得我闲得没事干。
但我知道我不是。
那个名字,代表的不是我曾经是李家的儿媳,而是我曾经在那段婚姻里受过的所有委屈,那些不被尊重的日子,那些被否定被羞辱的时刻,那个抱着女儿站在雨夜里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自己。
我要把它铲掉,不是因为我恨,是因为我想跟过去彻底告别。
判决生效后的第二十天,老周打电话给我,说李建国那边还没动静,三十天的期限快到了,他要申请强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