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了之后呢?阿列克谢问。
清了之后,你就自由了。老契说,声音里第一次出现了某种近似于感情的东西,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活多久就活多久。没有人能再绑架你。没有数字能再追着你跑。你会变成一个真正的人——不是社会机器上的零件,不是别人评价体系里的分数,而是一个完完整整的、属于自己的人。
那其他人呢?
老契笑了。那个笑容让阿列克谢想起了冬天涅瓦河上的冰裂缝——看着平静,下面是无尽的黑暗。
其他人?老契说,其他人的契,永远还不清。因为他们总觉得还差一点,再努力一点就够了。但那个是会移动的。你追它,它就跑。你不追它,它反而停下来了。可没有人敢不追。因为他们害怕——害怕一旦停下来,就会被所有人看见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是。
他把本子收好,站起身,走到门口。
我今晚来,是给你一个警告。你那个老同学格里戈里,他的契已经超期了。超期的后果,你很快就会看到。
什么后果?
老契回过头,灰色的眼睛在黑暗中闪了一下。
你很快就知道了。不过我可以提前告诉你一件事——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不是房子,不是车,不是名牌。是我应该这三个字。你一旦开始想我应该怎样怎样,你的契就开始自动增重了。每一个都是一笔新的债务,而且利息是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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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关上了。楼道里的灯泡依然是坏的,但阿列克谢莫名其妙地觉得,黑暗里有什么东西在看着他。不是老契——老契已经走了。是别的什么东西。也许是这栋老房子本身,也许是丰坦卡河,也许是整座圣彼得堡。
他躺回床上,听见河水在窗外流动。那声音很轻,像是这座城市在叹气。
一周后,格里戈里出事了。
准确地说,是他开始出事了。
先是他的车。那辆二手宝马在某天深夜忽然熄了火,怎么也打不着。拖去修理厂,师傅说发动机报废了,修的话要二十万卢布,比车本身还贵。格里戈里咬咬牙,又贷款买了一辆更贵的——一辆二手奔驰,花了八十五万卢布。月供三万五。他签合同的时候手在抖,但他告诉自己:等我升了总监就好了。
然后是他的工作。公司要裁员,格里戈里拼命表现,天天加班到凌晨,终于保住了位置。但代价是他的血压飙升到了一百八,医生警告他再这样下去会出事。他不听。他说:等这阵子忙完就好了。
再然后是他的女儿。私立学校的学费又涨了,从三十万涨到三十五万。格里戈里的妻子柳德米拉跟他大吵了一架,说再这样下去就离婚。格里戈里跪下来求她,说再给他一年时间,一年之后一切都会好的。柳德米拉摔门而去的时候,他听见她说了一句话:你已经说了五年一年之后
他说这话的时候,阿列克谢正好在场。他是去给格里戈里送一袋自己种的土豆——没错,他在窗台上种了几盆土豆,居然活了——顺便看看老同学。他看见格里戈里的眼睛里有一种光——不是希望,是恐惧。那种被什么东西追着跑、停不下来的恐惧。
阿列克谢忽然想起老契的话:每追一样东西,契就重一分。
他把土豆放下,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十二月的圣彼得堡,白夜已经过去,真正的黑暗降临了。每天只有五六个小时的光线,剩下的时间,整座城市都泡在一种铅灰色的暮色里。涅瓦河冻得结结实实,可以在上面开汽车,但河面上偶尔会出现裂缝——那种从冰面下涌上来的、黑色的裂缝,像是大地张开了嘴,在无声地呼吸。
格里戈里的情况越来越糟。
他开始失眠。不是普通的失眠,是那种一闭眼就看见数字的失眠——房贷每月三万五,车贷每月两万,学费三十五万,信用卡账单八万,还有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开销——请客吃饭、送礼、买烟买酒、维持那个光鲜的门面。所有的数字像蚂蚁一样在他脑子里爬,密密麻麻,无穷无尽。他去看医生,医生给他开了安眠药,但他不敢吃,怕影响第二天的工作。
他开始掉头发。三十八岁的人,头顶已经能看见头皮了。他买了一顶帽子,八百卢布,戴着去上班,以为没人注意。但所有人都注意到了。
他开始酗酒。每天下班后去瓦西里岛上的酒吧喝两杯,一杯啤酒一百五十卢布,一杯威士忌三百卢布。一个月光喝酒就花掉一两万。他喝醉了就给阿列克谢打电话,说一些语无伦次的话。
有一天深夜,他又喝醉了。
阿廖沙,他的声音含糊不清,背景里是酒吧嘈杂的音乐,你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完了?
阿列克谢沉默了很久。窗外,丰坦卡河的水在黑暗中流淌,发出低沉的声音,像是某种古老的咒语。
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真话。
你早就完了。从你第一次想我应该比别人强的那天起,你就已经完了。你不是在生活,格里戈里。你是在还债。还一笔你自己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借的债。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很长的沉默。然后格里戈里哭了。一个三十八岁的男人,在圣彼得堡的深夜里,对着电话哭得像个孩子。
阿列克谢挂了电话,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他听见自己的心跳,平稳而缓慢,像一座走得很准的老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