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转身走了,步子有点踉跄。
远处望楼上,监军太监杨宽,三十出头,面白无须,眼里有股饿狼似的狠劲——把这一切尽收眼底。他放下千里镜,对身旁亲信淡淡道:“那个孙把总,今晚找个由头,打二十军棍。至于那几个闽南兵……盯紧了。”
“那信?”
“查。”杨宽转身下望楼,“一封都不能漏。”
未时,营门旗杆下多了三颗人头。
是三个半夜试图逃亡的水手,被巡哨抓回。罪名是“私藏反信,图谋不轨”。其实他们怀里搜出的,只是老家妻子写的寻常家书,提到“今年赋税又加,米价腾贵”罢了。
杨宽站在旗下,声音尖利:“再有私传书信、动摇军心者,以此为鉴!”
头颅的血滴滴答答,渗进黄土。
但那天下午,各营私下传递的“印刷家书”,反而更多了。
李安的人混在军匠、伙夫、甚至监军随从里,用各种法子把信送进去——塞进米袋夹层、裹在伤药布里、趁洗衣时调换。信的内容大同小异:家里得了接济,日子有盼头,别白白送死。
统计到黄昏时,接触过这种信的闽浙籍官兵,己近两千人。占远征军总兵力近百分之五。
这是个危险的数字。
三月初八·太平港码头
督粮官赵文举在寅时独自走上栈桥。
他穿着青色官服,浆洗得有些发硬,在晨雾里像一截立着的枯木。怀里揣着一封遗书,墨迹未干:
“实存粮仅五月,且半为陈米。强征于民,民有菜色;虚报于上,上责甚急。臣奉命督粮,上下欺瞒,左右掣肘。今大军将发,粮秣不继,臣罪当诛。然诛臣一人,无补于事。进退皆死,不如赴海。愿陛下……明察。”
最后两个字写得很淡,笔锋散了。
他望向港口。西百料、六百料的战船黑压压挤满锚地,帆缆如林,桅杆尖顶没入雾中,像一群沉睡的巨兽。更远处,几艘宝船的轮廓若隐若现——那是龙江船厂赶工出来的,据说龙骨还没干透,水密舱有缝隙,试航时就渗水。
“这样的船……”赵文举喃喃,“这样的粮……”
他想起十天前,他去闽北山区催粮。县令跪着哭诉:“大人,真没了!去年旱,今年春寒,麦子还没抽穗。硬要征,只能征种粮了——征了,秋天就绝收啊!”
他想起三天前,他如实禀报粮草缺口,杨宽冷冷道:“赵大人,陛下要的是‘足支八月’。你报五月,是想掉脑袋,还是想让我掉脑袋?”
他想起昨天,他亲眼看见军粮仓库里,最底下几层的米袋己经发霉,绿毛茸茸的,抖开来一股酸馊味。管库的小吏偷偷说:“掺三成陈米,己经是良心了。隔壁库……掺沙。”